【大纪元11月20日讯】1956—57年度在苏俄和中国发生的事件，对这两个共产极权社会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苏俄经过四十年的革命、尤其斯大林四分之一世纪的残暴统治后，人道和自由的信念开始复苏，社会主义作为国家制度和历史道路的抉择面临前所未有的反思，民主、法制、基本人权在被斯大林其同伙退出历史舞台后开始要求得到起码的尊重。俄国一千年的东正教救赎传统、三百年面向西方的正面经验、俄罗斯知识界一个世纪追求自由、人道和真理的伟大精神遗产，以及无辜、淳朴、两手干净的俄国人民，已经不能继续容忍远比罗曼诺夫王朝和所有沙皇更为暴虐和伪善的政权了。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是命运安排来履行俄国历史良心的共产党人。在拥有如此深厚、强大自由传统的俄国，自由对奴役的胜利，仍然要在斯大林主义被埋葬三十五年后才会蹒跚而来。
中国却在那个年度灾难性地转向黑暗。毛泽东还有二十年时间，在中国全盘推行斯大林主义，并且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鞭尸”后总结出两条“教训”：一、发动一次又一次党内斗争，清除掉中共的赫鲁晓夫；二、发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把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劫持到中国特色的暴政中来。
这个年度，既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和两千年东方专制主义的大复辟，是斯大林主义的幽灵在中国的复活，又是登峰造极的毛式共产极权主义的恐怖元年。
四十年后，刘宾雁“仍然相信，如果毛泽东不在1957年和1958年两次发狂，中国绝不会是一个今天这样穷困和落后并且危机四伏的国家。然而，毕竟是中国人民允许甚至欢迎过毛泽东把他们一步步引向一个又一个灾难！”殷忧启圣，刘宾雁在这个年度的出场，命中注定他将与人民一起经受磨难，走向觉醒，迎接新的考验。
一
1979年，再次成为苏俄和中国当代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年头。
苏俄一批政治权贵、军界、警察首脑、军工钜子和御用文人准备借斯大林百年诞辰为这名老暴君恢复名誉。他们示威性地开庭审判了西尼亚斯基、丹尼尔和布洛茨基三名持不同政见作家。以萨哈罗夫、卡波查、帕乌斯多夫斯基、瓦连岑、涅克拉索夫、索尔仁尼琴、丘科夫斯卡娅等苏俄著名科学家、作家和诗人为首的自由知识界采取了果敢的抗议行动，得到西方和全世界的广泛支持，苏俄军方和克格勃等新斯大林分子们被击退了。美国历史学家科恩认为，这一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表明斯大林主义在俄国从精神上被埋葬了”，更具历史象征意义的是，在这一公开交锋中，苏俄持不同政见运动从此诞生，并为自己选择了许多世界闻名的发言人。
1979年，刘宾雁开始了他八十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在以后的七个年头里，刘宾雁将用新的语言、新的声音、证明，他是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新的发言人，中国的良心。
1979年，刘宾雁55岁，人生最关键、最美好的二十二年无谓地消逝了，但他并非一无所获。虽然他无时无刻都摆脱不了那个意识：你是任人侮蔑的贱民！你对妻子儿女有罪！但农民和社会底层尚存的质朴使他感到人间还有温暖和慰藉，只要人民没有败坏，中国就有望。在大别山麓的劳改营里，他拿着放大镜在油灯下一行一行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企图找到困扰他的答案，一遍又一遍在心底叩问：
这些从来没有见过法西斯分子是什么样子，也无机会间接了解残酷虐待同类的事实与情景的青少年们（红卫兵），他们那种冷酷无情的心肠和那些惨无人道的手段是从哪里学来的？
中国究竟是怎样落到这步田地的？
中国究竟怎样才能走出这个火坑？
这个黑暗的时代几时才能完结？
中国将以什么方式走出这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灾难？
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爆发，仍是待罪之身的刘宾雁经常混迹人群，流连忘返。“这是中国人自己第一次自发的而不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的群众运动，又是对于这个党公然表示蔑视的公开抗议，这标志着二十七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觉醒”。
1979年的刘宾雁，恢复了党籍和公民权，却仍然是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的异端。他重操旧业发表文章，日益获得了人民的期许，也日益为权力当局难容。刘宾雁没有如毛泽东们所愿，改造、堕落成极权主义的政治标本。非但如此，与古今中外所有志士仁人一样，刘宾雁心有郁结必将发愤著述并磅礡于世：“一定要有所作为，要使我的妻子和儿女有一天为我感到骄傲！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写出一部震撼中国的作品！”
从1949年到1957年，刘宾雁与毛泽东们的分歧存在于对中国现实的观察和分析，他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历史道路并无深切的思考和批判。从1979年到1987年，刘宾雁与邓小平们的分歧，已经上升到了攸关国家安危和人民命运的大问题。
1976年，郭沫若以其九十高龄继续公开贩卖其奴隶哲学“感谢华主席、感谢党中央”；1977年，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公开威胁说要再发动一次反右运动；1979年3月16日，刘宾雁在人民大会党听完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报告后，在心中问道：“这四个中国人最熟悉不过的政治概念，同毛泽东在1966年以前推行了十几年，文革期间又以它们为名把中国推入黑暗深渊的那一套，连措辞都大同小异的四个‘念念不忘’，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没有一位政治家做过解释，而它们后来居然写到宪法里去！”
1979年，邓小平如日中天，其影响力仅次于1949年的毛泽东。邓小平声称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他以其自身遭遇和特殊的眼光得出结论，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群众政治运动，不仅劳民伤财，祸国殃民，而且会使共产党的合法性彻底丧失，乃是荒唐而愚蠢的统治术。同时邓小平深知，无论毛泽东的政治品质和个人道德如何卑鄙无耻，他毕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象征，既是中国的斯大林，又是中国的列宁。对毛泽东的否定就是对中共的否定，那就不仅仅是对统治方式和毛泽东个人的否定，而且党的全部历史合法性和整个统治根基的动摇。
事情很清楚，邓小平不想做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当年为斯大林辩护，决非出于捍卫历史真理，也非出于对后者的个人尊敬（相反，毛泽东本人曾长期遭到斯大林冷酷、训斥、挖苦，甚至废绌），而是共产党领袖们特有的政治实用主义。
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对后者的贡献作了简短的总结，称道这位亡友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最后他“大胆地说：他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过一个私敌。”
七十年后的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再也没有一个共产党人能够用这种评语为死者送终了。科学知识几乎等于零的毛泽东用“三七开”为他的导师盖棺论定，除了政治流氓和暴君之间“无所畏惧”的结算关系外，已经毫无任何道义底气和人间常情可言了。
又二十多年后，邓小平重拾毛泽东余唾，称毛泽东“功大于过”，再次陷入政治犬儒主义的泥淖，意味着这个党永远告别了在历史真理和政治道德领域进行忏悔和更新的可能，共产主义的全部正义性和庄严、神圣感到此土崩瓦解。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全面世俗化、历史性腐败和大规模道德沦丧，也就从此开始了。
客观而言，邓小平与毛泽东几乎在一切个人秉性方面都大不相同。邓小平未必还有魄力有兴趣照走毛泽东式充斥狂妄、血腥和荒唐的死路，未必没有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基本感悟，但二人之间却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共识：中国只能实行专制，必要时实行独裁。
1979年的刘宾雁痛苦地面对着中国的严峻现状，从此失去对“中南海”的寄望和兴趣：“他们是在进行一场新的试验，在经济生活领域实行高度自由化的同时，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坚持四个不改：没有民主与自由的社会主义，大权独揽，不受监督的党的领导，没有人民参与、对人民不承担责任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毛泽东式的‘马列主义’。”
二十二年的煎熬，换来的仍然是专制主义的胜利，刘宾雁已经清晰预见到1957年以来的悲剧还会重演：
“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只能有一个理由：它表明这个领导集团企图把中国的改革严格限制在经济领域，绝不触动旧的政治制度和旧的一套意识形态。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效用则是可以在任何时候对于任何危及既得利益集团及其意识形态的思想或行为给以惩罚。一九八一年以来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以这个名义进行了三次大扫荡。作家、记者、诗人、教育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编辑、政治家，一概未能幸免。
二
1979年，摘掉右派帽子的刘宾雁饱经风霜的面容背后，已经完成了一次深刻的内心革命：从“革命的良心”变成“人民的良心”。刘宾雁永远变换了历史身份，他成了人民中的一员，被侮辱、被损害，被歧视、被践踏的最底层成员。塞万提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在苦役和绞刑架下“设身处地、将心比己”地放弃了贵族意识和一切优越感。索尔仁尼琴写道，只有“在古拉格群岛，则是几百万人的头脑和灵魂，真实而且永远地陷入奴隶、囚徒、伐木工和矿工的境地，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在这样的规模上）使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经验融合起来了！只有群岛的知识分子犯人才最终失却了由于怜悯下层而出现的优越感”，从而在世界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下层人描绘下层人。
比斯大林主义更恐怖的毛泽东主义已经以“物质的、铁一般”的形式在中国建立起来了。直到这时刘宾雁也没有与革命告别（革命对于刘宾雁，犹如初恋，永远不可能告别，至于后来《告别革命》一书中那种理性、诗意、布尔乔亚式的“告别”，在刘宾雁的人生哲学和辞藻里，不可能出现），更没有与革命“决裂”（他一生都没有“抛弃”马克思和共产主义，也许他最终也没有找到比他当年遭遇后者更使自己觉得这个世界值得为之奋斗乃至牺牲的那种启示）。但刘宾雁发现了对革命的可怕背叛和革命自身的异化。
民国肇始，孙中山、蒋中正等国民党人对中国和世界大势已有较清晰和客观的认识，中国可能走上逐步自由、民主、宪政的道路，正面满足中国民族主义（“恢复中华”，收回失地，废除列强不平等条约……）和社会正义与进步（法律、经济、政治平等、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历史性要求。借助孙、蒋二人的儒家和基督教背景，中国还有可能在东、西方文明对话、交融的伟大进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由于一系列外来因缘和偶发事变（主要是凡尔赛条约、西安事变、日本入侵、苏军出兵东北），代表中国主流传统和历史方向，以知识界、新兴资产阶级、社会贤达和富裕守法农民为主体的现代化进程，被可悲地阻断。苏美冷战和国共内战把中国推向另一种命运。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主义的创造性贡献在于，把人民提高到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之上，再把自己封为人民领袖。他发现并坚信，中国数以亿计的人民，其基本成员是毫无现代意识，缺少文化教养，对世界无所贡献而充满疑惑和仇恨的无赖痞子，正是这些缺乏独立思想、人道关怀和自由精神而数量巨大的芸芸群氓，相对于马克思的“生产力”、“历史规律”，列宁的“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内务部行刑队，具有不可比拟的破坏性力量。
人类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个人像毛泽东那样，把“人民”推举到如此令人眩目的地位，毛泽东的所有想像力、创造性、灵感和力量，都是在“人民”的名义下获得的，“人民”代替了上帝、真理、永恒和无限，毛泽东发明和制造了“人民拜物教”。
无论如何禁绝，无论中国如何被虚无主义征服到何种田地，1979年《人民文学》九月号发表的《人妖之间》都像一道锋刃，割开了中国层层密织的面纱，堪称中国文学、历史、新闻和政治思想史上划时代的作品。
这是1949年以后三十年间第一声洪钟大吕，是1957年中国万马齐鸣二十二年以后振聋发聩的稀世警钟，是对全面奴化状态依然笼罩中国的混沌昏庸时世的当头棒喝。近三十年过去，它所激起的排空巨浪依然高悬于中国历史天空。
勿庸赘述，人民从来是毛泽东的工具，玩弄人民于股掌间的毛泽东是中国现代最大的动数，而要最终化解这个劫数，摆脱和摒弃毛泽东的幽灵，需要特殊的智慧和罕见的勇气。堂堂中华，偌大中国，只有刘宾雁将毛泽东强加于中国的“遗产”分捡于光天化日之下。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真正面目，明白了他们遭受着什么力量的支配，他们的命运坎陷到了什么样的田地。与索尔仁尼琴一样，刘宾雁亲身领教了毛泽东们直接加诸的磨难，他已经从这场革命的血腥过程和恐怖前景，将当年的怀疑和忧虑转变为批判和抗议，——他已经在精神世界和道德王国与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了。
《人妖之间》主人公王守信，与权力人物结为死党，几年间由一名土匪姘头、媒建公司收款员上升为黑龙江宾县事实上的统治者之一，具体而微地完成了权力结构、功能及其交换的全部过程，完成了中国社会的“大颠倒”。
异化（Entfremdung），无论在黑格尔、费尔巴哈，还是马克思那里，主体外化为异己力量，都是“上帝本质”、“绝对观念”和“历史规律”中最重要的现象。《人妖之间》第一次发现，国家最高权力的异化，乃是天下底下最深重的灾变和最可怕的倒退。
马克思从解剖商品入手，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独特的分析批判，被恩格斯概括为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刘宾雁从权力演无疑是对当代中国具有颠覆意义的重大发现。
考茨基、卢森堡、魏特夫吉拉斯、卢卡奇、葛朗西、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曾对共产主义走向极权主义和绝对主义作过研究，刘宾雁的独特贡献在于，他把晦涩抽像的哲学概念“还原”到了二十世纪人类最大一片试验地——中国社会，提示了权力异化这个笼罩在亿万性灵命运之上的时代之谜。
刘宾雁指出，“王守信绝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她不过是一团污水中的一颗泡沫，贫瘠土壤上的一株莠草。”通过对这颗泡沫和这株莠草的解剖，刘宾雁以其简洁的文字，对中国人民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信号：
这种“社会主义”交换，比起资本主义交换确实有相当大的“优越性”：交换双方个人不须拥有资本，不须支出任何私有财物，不冒任何亏损或破产的危险，而各有所得。事情非常明显，每一次这种交换，都不能不突破政策界限，都不能不间接或直接给社会主义公有财产损害，或都使党纪国法失灵，往往又是二者兼而有之，而这最终就必定伤害社会主义制度，使党的领导徒具虚名。而在这种反复不已的交换中，党政干部本身也就逐渐蜕化为吞噬人民脂膏和吞食社会主义制度的蛀虫，党和群众的关系也随着恶化了。
中国权力异化的一大恶果，是人民的普遍物化和道德沦丧。连王守信这样一名毫无任何现代文明意识的半文盲，居然发自本能地运用毛泽东们发明的枷锁，钳制对手，总揽大局，实行“全面专政”。
在形式上，刘宾雁与毛泽东一样，信奉“人民至上”、“人民万能”。但二人之间的分歧却如天壤之别。刘宾雁从来没有任何利用人民以谋私欲的阴暗心理，他为人厚道、正直、真诚，一生没有任何损人利己的劣行。他们之间的差异不仅在道德上，而且在对历史真实和人性本质的洞察和理解上，刘宾雁远比毛泽东深刻、坦荡、富于真知灼见。
在当代中国，刘宾雁第一个指出，人民与共产党、毛泽东并不等同，也并不一致，如果两者出现矛盾、冲突，责任全在后者。刘宾雁更深刻的发现是，人民也可能蜕化，甚至可能堕落，而这正是毛泽东们不可宽恕的罪过。能使“广义上、宏观意义上不会出错”的人民变坏，这是中国独有的悲剧，刘宾雁由此临近了中国命运最复杂最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内幕。
事实上，从1949年、1957年、1966年、1989年以来，毛泽东们在相当程度和规模上，不仅限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而且在道德、精神和人性上征服了中国。在《人妖之间》，小小宾县里的人民，已经在精神上濒临破产了。正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的时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大分化，人民出现了大变异、大堕落。
三
鲁迅曾被人称为“民族魂”。他的最大贡献，是写下了《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两篇揭示中国国民性的小说。日益增加的档案材料表明，鲁迅关于国民性的“发现”，来自北一辉、藤田剑锋、大隈重信、宫崎滔天、幸得秋水和内藤湖南等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精英的“支那观”、“中国印象”。在鲁迅那里，中国人愚昧、自私、冷漠，已经无药可救。惟有仰仗“外力”（日本入侵和斯大林主义入主），中国这所“铁屋子”才可能打破。他对中国历史的诅咒：“吃人”，被奉为对中国的最大发现。鲁迅精神的西方谱系源自尼采、叔本华、易卜生、波德莱尔、王尔德等近代虚无主义和价值取消派。鲁迅在中国的得势，他在1949年以后的至尊地位，他对仇恨、暴力、专制的公开颂扬，他对温情、谅解、忏悔、宽恕和一切人道主义的公开进攻，完全契合毛泽东们的需要。毛泽东革命造反的第一根据，就是旧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它是新中国人民伟大的必要前提和自然反题。鲁迅和毛泽东对中国国民性的论断，正是他们设计的历史天秤的两端。鲁迅深得毛泽东青睐，尤其在文革时期被抬高到与马恩列斯并列（其实更高）的地位，岂非偶然！当年的狂人、阿Q们已经被毛泽东改造和培养成了一代又一代共产主义接班人：土改和镇反的刽子手，反右运动的打手和积极分子，文革中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人妖之间》里的王守信。鲁迅的贡献在于为革命捏造了一个奴隶式的自然基础，毛泽东则把这个基础发展和上升为一代禽兽、法西斯党徒和奴隶主。从1936年鲁迅去世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40年间，一部分中国人从奴隶变成了主子，这就是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上演的变形记。鲁迅污陷孔子是由权势者们捧起来的偶像。今天，稍有历史常识的中国人都清楚，从他病逝到文化大革命，先被上海地下党和左翼文人包装成“民族魂”，既而被先在延安、后在北京的毛泽东册封为“中国一等圣人”。而他虚构的狂人和阿Q们，已经早已冲决“礼教”和“封建”罗网，成为天安门广场山呼海啸般地向全世界公开显示神权浩荡的现代奴隶，进而演变成现代极权主义的巨大肉身。他们愚昧、自私、冷漠、滑稽依然，却平添了狂妄、残忍、无耻、虚伪，这就是这位“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中国第一圣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现代中国的贡献。
刘宾雁痛心疾首地发现，与共产党一样，人民出现了大退化。“经过反右和文革，许多中国人良心消失，忏悔意识消失，不能独立思考，不信过诺言，相互仇恨、猜忌，冷酷和仇恨成为主要人性，弄虚作假，嫉妒成性，告密成风，刑讯逼供，野蛮残忍，没有思想，健忘，易满足，因幻觉代表现实……”。“中国人不承认杰出的天才人物，不承认才智上的豪杰，但他们承认暴力的豪杰，越是优秀的人、越是杰出的人，在中国越难生存，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庸才的天堂？”
在王守信的“学习班”、“赛师会”上，刘宾雁为后人留下了一幅风俗白描：“又击起鼓来，又接著作诗。人人心里也有个鼓，咚咚敲个不停，都是成天鼓捣煤的，会做啥诗呀？有人只好硬憋，直冒汗，准保一辈子倒了胃口，以后听见诗就和发抖。你不作诗，不骂得蝎虎点，就要怀疑到你头上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呢。有人偷偷溜到别人背后，看人家编个啥，没文化，憋不出来的，索性站起来朗诵散文——破口大骂……，祖国啊，这就是人民共和国的主人，无产阶级的主人，这就是我们的工人阶级吗？王守信——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共产党员吗？”
《人妖之间》发行了140万份。由于人人要看，所以无论图书馆的或个人订阅的，都被人们借走。每次以几小时计，连续传阅，直至被磨搓得不像样子为止。在有些工厂和学校，由于大家都急于先睹为快，而杂志只有一份，于是便在下班、放学之后不回家，集聚起来，由一人朗读。“一九七九年中国的文学作品第一次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成为很多人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大部分小说或揭露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或揭示现实中影响千百万人命运的矛盾，因而受到从知识分子到普通青年劳动者的欢迎。但是直接描述、分析共产党组织的腐败和社会的严重病患，并且写的就是仍然发生在眼前的现象，又是纪实性的，《人妖之间》是第一篇。”
富于原创力和独立精神的美学家高尔泰指出：“如果不联系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不联系中国人民在与‘极右’势力进行的艰难困苦而又百折不挠的斗争中形成的价值观念”，那么中国的现代派们“是连接受美学也接受不了的”。他以其独有的精神视野评价刘宾雁作品的独特意义：“如果说西方美学的诸流派要比我们的文学评论更科学些，那么我愿意指出，无论是唯美主义的佩特还是未来主义的马里内蒂；是意识流派的詹姆斯还是表现主义的布莱希特；是超现实主义的布列东还是新小说派的葛利叶；是结构主义的弗拉亥还是语言学派的瑞恰兹，都不能说明，为什么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以马蒂斯式的粗线条而能如此以雷霆万钧的力量，震撼着亿万人的心灵。”
近三十年过去，中国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刘宾雁在《人妖之间》里对中国的“发现”，不但没有“过时”，反而为权力异化的历史性灾难所证实。当年王守信似乎无师自通获得的胆量和能耐，已经被整个政权和全社会（尤其1989“六•四”后）接受并极度恢宏堂皇地发展了。今日中国权力与金钱的神圣联盟已经成为现代世界最大极权制度抵御一切压力、危机、风险，拒绝自由、民主、人权最强大的力量。一个新的、庞大无朋的幽灵在东方徘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们地下有知，当会目瞪口呆，用“龙种生下跳蚤”已不能比喻其间的变异。全世界神智正常的人们对这个戴着各种面具的历史怪物，除了迷茫、厌恶外，似乎无能为力。
在八十寿筵答谢辞中，刘宾雁再次把目光凝聚在人民身上，当下中国充斥着对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作品，引起他极大的失望。激愤之极，刘宾雁厉声谴责中国人遭受专制是“活该！”
中国人先在毛泽东统治下沦为狂热、极端愚昧的政治性物种，后在邓小平、江泽民的权钱联盟里，集体堕落，乃是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历史大溃退。尽管如此，刘宾雁还是把希望寄放在人民身上。
四
1985年1月，《第二种忠诚》在《钟山》发表，立即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是年，文革结束已近十年，中国历史道路危情潜伏，准备复辟倒退、收拾残局的旧势力磨刀霍霍。时代亟需的对国家基本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进行严肃反思的局面一再被阻断，毛派“极左”势力的反扑和复活已经直接危及到艰难步履的中国。不对毛泽东的罪过进行揭露，不检讨那个时代骇人听闻的悲剧，不发现与那些罪过和悲剧相对峙、相抗衡的精神，中国就不可能在精神上前进半步，随时可能出现专制复辟。
正是出于对中国历史与现实命运的双重关切，刘宾雁以“第二种忠诚”为名，在近半个世纪中无人敢于问津的政治、历史、法律、外交、司法、军队、人性和毛泽东以及雷锋等领域纵横激越，锋芒所向，尽在要害。
在此之前，两代中国人只能倾听和仰视最高领袖。听凭他们指点江山，品评历史，裁断是非，制定国家大法，操控亿万人命运，一切天经地义。刘宾雁将两封“万言书”公诸于众，直截了当地拷问毛泽东亡灵和当政的邓小平：“中共中央近年来在国内外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犯有一系列严重错误，其中有一些属于原则性方向性错误。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总有一天，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等等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都可能被打成反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宾雁借两封万言书当年对毛泽东的告诫“千万不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辙！”告诫中国，“不错则已，一犯错误就错到底，后患无穷！”
在《人妖之间》里，刘宾雁发现的是中国令人绝望的最大阴暗面，毛泽东极权主义带给中国社会的人民分化，权力异化带给人民的腐蚀和毒化恶果。
《第二种忠诚》是中国现代文学和社会政治思想史的里程碑作品，标志着中国历史和精神发展中一种新范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民在普遍奴化、兽化、物化过程中，同时出现的另一种重大变化。一种新思想和新人、新的人道主义和“人民至上”观的确立。
《第二种忠诚》破天荒第一次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刘宾雁把两名死囚变成原告，把毛泽东和那直接滥杀无辜的刽子手还原成被告。历史以其异常曲折的形式证明，两封万言书的公开展示，不仅大大拓展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视野和人生境界，撕开了中国政治生活最厚密的帷幕、最森严的禁忌，而且直接预告了中国现代民主运动的前景。刘宾雁将这种类似专制社会的“死谏”冠以“第二种忠诚”，分明是对几十年来肆虐成灾的奴隶主义的鄙弃，而把真实的“人民”写在时代的旗帜上。它是对极权统治的政治术语和语言符号的无畏挑战，在中国第一次公开颂扬独立而非依附，清醒而非盲从，服膺真理而不崇拜任何偶像的人道主义和人民性，“在中国政治原野上虽然贫弱而稀少”的新人和新思想。
《第二种忠诚》同时把锋芒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万言书”作者目睹了“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一百多名犯人的面干下的杀人罪行。”目击者陈世忠与死者非亲非故，但在他本人冤案平反后第三天，就不断奔走为死者鸣冤，要求惩罚凶手。他在《人血不是水》中呼吁中国人“想一想，死者的亲属──年轻的寡妇和孤儿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想一想，人民钢铁长城的声誉怎能让杀人凶手玷污！想一想，这些制造假象、杀人邀功的败类至今还隐藏在党内、军内，成为我们事业的接班人！再想想，这件事本来很可能轮到你、我、他的头上，如果被害人是你的亲属，你又该怎么想？……还有，这种事若不查个水落石出，连同‘文化大革命’一切彻底否定掉，你能担保今后不会再发生吗？”
刘宾雁评论道：“问得有理，……然而引起我思索的却不是他的这些观点，而是他的那种感情，说起来似乎也很简单，无非是古已有之的人对人的同情吧，但是在陈世忠身上，这种感情为什么这样强烈，如此执著，本人二十年的凄凉遭遇没能冲破它，几千万人经历的旷古浩劫（那十年，死一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也未能使它麻木呢？”“陈世忠不可能是个先知先觉，党内水平比他高出许多倍的有识之士多得很，难得的是他在那种境地竟然如此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意见。”
1962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发表，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在简短的《代序》中写道：“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索尔仁尼琴从此改写了苏俄文学史，并且在八年后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
不难设想，刘宾雁即使没有提到毛泽东，只是把那桩虐杀囚犯的事件非常“文学化”地展开为一个中篇，其艺术和社会成效也许与《一天》有同工异曲之妙。
五
从五十年代胡风的“精神奴役创伤”开始，经过冯雪峰、秦兆阳、邵荃麟到八十年代李泽厚从康德那里借来的“人是目的”，王若水等人对“异化”、“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在当代中国，有关人道主义的论争充满了风险。刘宾雁独特的贡献在于，他深知，人道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困境从来不是经院哲学问题，而是铁一般的物质性现实，是极权制度对人本身进攻的所有细节和恶果。它集中在毛泽东为首的“极左”势力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夺上。
1986年11月21日，在天津南开大学的演讲中，刘宾雁对当代中国的十个方面坦率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谈到人道主义的命运时，他说：
“人道主义的地位是什么？它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在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时，当时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下，斗争是非常残酷的。有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当时在德国已经被逮捕了的卢森堡，一个女革命家，给列宁写信，写了本小册子，向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忠告，说你们一定要注意，无论革命环境如何的艰苦、如何的残酷，但是希望你们注意你们采取的手段，不要太暴烈，手段应该是人道主义的……回顾我们几十年的历史、几十年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我认为有这样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国际上，共产党的威信是怎么样被破坏的？头一个就是斯大林的所谓肃反扩大犯，……这是对共产党威信的第一次打击；第二次打击，就是文化大革命；第三次是最厉害的一次，就是柬埔寨波尔布特，我们扶植起来的。……就是在78或者77年，‘四人帮’刚刚垮台不久，当时华国锋当政，汪东兴也去过一次柬埔寨吧。这一次流血，这一次屠杀，我们是不知道……手段和目的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考虑！”
把刘宾雁封为中国“极左”势力的公诉人，大概符合实情。在“极左”势力充满罪恶阴谋、也所向披靡的历史上，刘宾雁没有改变力量对比，但他改写了中国最肆无忌惮的黑暗势力的精神病历，并多次用刘宾雁式的简洁写好了他们的墓志铭：
极左路线，中国的极左路线，跟外国的极左路线不一样。因为他们是掌权的，掌权的极左，又是东方的国家，它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的仇视，对人的轻蔑，对人的侮辱，对人的践踏，和对人的残害。这个事情，毛泽东早就总结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简单说：不把人当人。……极左路线把人变成了非人，把应该享受自由的人变成了没有自由的人，把应该是有独立人格的人变成了所谓驯服工具，把人变成兽。这个过程，就包括人的内心，中国民众心里良心的消失。一种忏悔心情的消失。作为人的特征的许多东西，独立思考，信守诺言，……良心消失了。……发展起来的是什么呢？相互仇恨、相互猜疑，冷酷；冷酷和仇恨成为美德。……在这个基础上，又造成了全民族的恐惧，对暴力的恐惧，对权威或者叫领导的恐惧。明明是在那里大行不义，但是我们可以袖手旁观，我们可以退避三舍，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可以把全世界都毁灭掉。……所以我说左的核心，中国的左，东方的左，就是反人性。
事实上，从《人妖之间》到《第二种忠诚》，刘宾雁在能“为中国写作”的八年期间的每一篇作品，都引起“极左”势力的愤怒和反扑。“一篇报告文学得罪一个省”，甚至有五、六个省联名在北京“告状”。以至连胡耀邦、万里一类党内开明派领袖都被迫对刘宾雁发出告诫，而他们在内心其实很赞成和欣赏刘宾雁。
直到1987年1月24日，忍无可忍的邓小平直接下令，开除刘宾雁中国共产党党籍，他第二次从中国共产党“圣殿”被放逐。刘宾雁本人的文字记录的历史裁决，其含义已经勿需多写一字：
八年前也是这一天，一月二十四日，我结束了为期将近二十二年的政治僵尸生活，重新回到中国共产党内。两次开除，一个原因：我公开批评了共产党内部的弊端。
这一生中，我因受难而得到过别人的同情，因成功而受到过人们的祝贺。我蒙受过最大的屈辱，也享受过极高的荣誉。今天，我却同时经受着这两种东西，这是从未有过的体验。这是幸福吗?是的。我应感到幸运，因为只有极少的人有缘得到这种享受。
刘宾雁第二次为中国人民效劳的短短七年如此清晰、完美、波澜壮阔，充满史诗式悲剧特有的雄伟壮丽。“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地方像中国这样发生着如此普遍、深刻、剧烈的变化，而十几亿人民命运的改变，必定是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毫无疑问，在这个最大的生命共体中，在这艘最大的生命方舟上，刘宾雁始终据于中国历史风浪的最前沿。在浊浪排空、雷鸣电闪、豪雨倾覆的生死关头，刘宾雁是真正的大丈夫、男子汉，始终站在不幸、苦难和牺牲者一边，对中国的危情、凶兆和险境不断发出警示。在半个世纪里，他一直是中国悲剧档案无畏的收集者，中国罪恶不妥协的公诉人，中国命运和希望不知疲倦的代言人和预言家。在暴君、精神行刑队、肖小庸人合谋挖掘的滔滔忘川之上，刘宾雁像珠穆朗玛峰一样，使中国保持着它的高度、尊严、苍茫和生机。
──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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