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0日讯】六
可以武断地说，中国现代历史尽管拥有不逊于苏俄、西方和任何国家的丰富而独特的内容，中国历史科学却是一片苍白、满目衰芜。中国史学界的缺席和失职固然有一万种理由，都无法摆脱因为对中国伟大史学传统可悲的背离而理应受到的谴责。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按其职业所属不必问津历史深浅真伪的刘宾雁，却是历史精神最忠诚的继承人。
1986年9月15日，刘宾雁在黑龙江记协新闻会上呼吁：“应该承认一个痛苦的现实，这个痛苦的现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不愿看痛苦的现实，我们宁愿生活在快乐的、美丽的幻想里，而不愿意张开眼睛看一看痛苦的现实，痛苦的现实并不是坏事情啊！”接着他谴责了“我们民族的一个弱点”：“就是一件大灾难，例如文化大革命，例如反右派运动，发生了多少年后，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怎么发生的，我们付出了那么多鲜血、生命、时间、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浪费了十年……，现在竟没有一个中国人，包括社会科学各界的学者、哲学家……，能马上站到这里来，一二三四说清楚。没一个人讨论，谁能讨论清楚？二十‘大庆’（指“文化大革命”发动二十周年），没人讨论，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不要说建国以来，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说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很罕见的。我看是独一无二的。”刘宾雁这段呼吁给了人们一个研究当代史的角度，即通过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把当代史统一起来。历史事实本来是无数人的偶然经验的集合，然而单个的人，从来就不是一种真实的充分存在；从原则上说，每个个人的人生经验无论在现象过程中如何具体、真实，作为一种历史存在，都只有在所有同样传统、种族、文化、经历的同类构成的历史共同体中才能获得。
“政治权力史”是一个社会进程中一种特殊的变形和虚假的现象，若干年来却无耻地僭越为历史核心。人们可以开列一系列的“政治权力史”为对象的书目清单。这些书本绝大部分是类似“清官秘史”、“野史”、“稗史”、“秘闻”一类，有的则堕落为“艳史”、“风月史”、“情史”等下流作品。刘宾雁对此有明确的见解：“寥寥无几的所谓纪实作品，也仅仅写一些上层斗争，什么叶群怎样跟江青勾结了，什么二月逆流里哪些老帅如何如何了，历史是由这些人决定的吗？”把历史降格为“政治权力史”，是人类的一大悲剧、一大荒诞。当历史更趋向人性自由方向或者更为开明自信时，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如《史记》里除帝王将相外，尚容忍“刺客”、“游侠”、“滑稽”、“宦者”、“酷吏”等社会中人进入正史。而宋代国事日急、权争日剧时的《资治通鉴》则坚持帝王中心论，全部历史就是政治权力消长史，其反历史的功用十分明显。在当代中国，皇帝崇拜、偶像崇拜蜕变为领袖崇拜和权力崇拜，一切历史都归结在“共运史”或“党史”名下。于是，历史健壮的身躯被阉割，成为政治权力人物的奴仆和倡优。但是，由于中国当代政治权力史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地方，政治权力及其演变并不是历史真实的正确反映，因此，即或是严肃的政治权力史，要么是无从下笔，要么是流于无聊。
把“反右”、“文革”作为重大政治事件，除了与“政治权力史”具有完全不同的研究内容和目标外，在刘宾雁，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他从1979年发表《人妖之间》以来，一刻没有离开过对中国重大政治事件的思考和研究，但是他从未涉及“上层”，相反，他的所有题材，都是中国最一般、最不起眼、最普通的社会现象和人物。
1983年在上海《文汇月刊》第一期上，他对报告文学的性质作了刘宾雁式的概括：“我不反对写名演员，名歌手，名画家，名选手，名音乐家或舞蹈家，我只是有一点保留：在写名流、时代的成功者和幸运儿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写一写尚未成功，不是名流，置身于生活底层，肩负着中华民族成败兴亡重任而在第一线苦斗着的人们呢？就我个人而言，也许是一种偏爱吧，我宁愿选择其生活、其经历、其思想最能反映时代的重要矛盾的人物，而这种人是大量的，站在矛盾一方的，是真正的当代英雄，虽然也许终其一生，仍然籍籍无名；另一方，则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认真对待的各种人物──研究并揭开其生存条件、活动规律、行动方式和心理状态。”
刘宾雁“偏爱”的“倾向性”是鲜明的，他为自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表现人民──下层人民在重大矛盾中的命运。在文学领域恢复人民的历史主人的地位，褪下几十年来外加在人民身上的形形色色的伪装，并把人民和历史都“还原”到大大使他们走了样的若干次重大政治事件中去。
历史感，就是对人民命运的关怀；离开亿万人民的命运，任何伟大的发明、运动和“革命”都是徒具空壳的历史僵尸。从人民命运出发──仅仅从人民命运出发，“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事件才有意义，一切前提和结论──包括林彪、江青这类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也只能是在涉及人民命运的意义上才有价值。刘宾雁毫不含糊地把他的历史观“还”给中国现实，“还”给人民：“我认为，甚至把一个县的文化大革命如实地记载下来，都比这些东西意义要大得多。到现在为止，究竟造反派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起来造反，一哄而上，几亿人，就叫一个人一下子号召起来，难道仅仅是个人迷信吗？能够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一个人吗？那不是太简单了么！”于是，在刘宾雁的作品中，使人陌生的，似乎怪里怪气、不合常情的人物出现了。《人妖之间》中，上上下下的“人物”都制造、掩护或避开王守信这个“人物”时，“小人物办着大事”了！手工织布工人刘长春、药材公司工人史怀亮──“两个小人物，却敢于蔑视这张魔力无边的网，向它挑战”。
在《罪人的背后》中，女民兵王广香第一次对欺压她的县财贸办主任宁光施加了“恐怖”行动──投放炸药包……
当代中国人民的承受了重大的灾难和不幸，这是一种历史存在。刘宾雁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剖析”之所以具有先驱的意义，并不在于他是否着力描写了灾难和不幸（在这一点上，许多作家对类似题材作了十分精确和自然主义的描写），而在于人民在重大的灾难和不幸中是如何思想和行动的，灾难和不幸──权力异化的各种形式“改造”了人民没有？最关键的是，从人民在历史活动中的位置和远景看，他们是否已经心甘情愿地承认和接受了严酷的现实？刘宾雁正是在这一根本问题上，在人民的悲剧命运上看到了历史的巨大生命力，看到了人民最终是历史主体这一中国当代史的本质。在这方面，他和他的朋友，尤其是无数的读者是有坚定信念的，刘宾雁对自己作品的命运和使命始终是清楚的：写斗争，必然触及生活中阴暗的一面，但只要作家的态度不是有意诋毁或消极旁观，艺术中的“阴暗面”就会成为唤起人们去消灭它的精神力量。这种作品的社会效果就会是对于邪恶努力的愤怒，对于斗士的敬慕，对于纵容和庇护恶势力者的鄙视和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斗争能力以及对于胜利的信心。”
从1979年发表《人妖之间》到1986年发表《未完成的埋葬》，他写了近一百万字描写中国当代史巨大变化和复杂情势的报告文学，收到近七万封读者来信，除了十来封反对意见的信外，全都是极其热烈极其强烈的反应。从灾难和不幸中走过来的当代史的承受者和创造者们的不断沟通，使刘宾雁对自己在反映中国人民当代命运的艰苦探索中直接站在历史之中：“正是这种反应，坚定了我对于一条真理的信心：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的人民更加清醒和更加成熟了。他们为生活中一切光明的东西感到欣喜，但不会陶醉；他们为生活中阴暗的一面忧虑和焦急，但又不绝望。只要我们真实地描写我们所从事的斗争──伟大而艰难的、令人振奋的斗争，就会使人们增强信心。”
为了不重蹈覆辙才研究历史，常常更可能重蹈覆辙。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人类和民族（即人民）世界的真诚同情和尊重，只有怀着这种心情，才会产生真正的历史智慧，才能逐渐积累良好的感知和判断力，也才能对现实采取一种正确而清醒的态度。对于蒙受了巨大创伤的整个民族，历史研究还必须分清历史上的善恶是非，从而重建一个合符正义、合符理性的价值体系。历史研究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回答我们所处的历史和外部史（世界史）和我们自身的最重要的现实问题。对这个目的，刘宾雁曾提出过一些重要的思想。
1986年11月7日，刘宾雁在上海《改革中社会问题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长期生活在幻想之中，我们为几个概念付出了巨大牺牲，在世界上大概念是创纪录的。几十万、几百万人丧生只是为了维护几个错误、荒谬甚至是反动的概念和口号。一个概念是社会主义是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它一经建立就‘牢不可破’，不容许任何人对它有任何非议，因为它是完美无缺的；第二个，中国共产党是绝对不犯错误的，有的话，也只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第三个，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必须一刀两断，连一根血管、经络都不能保留。中国三十多年就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充满血泪的大辩论。”这三个问题，正是中国当代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刘宾雁对中国当代史的关注总是从中国人、中华民族的根本命运出发的。
他把我们这个民族与德意志民族作了十分有趣的比较：“这个民族很奇怪，这个很优秀的民族，出现了那么多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但是这个民族很怪，与我们有几点相似的地方，一个是自负，它的权威思想很大。见个当官的就哈腰，这点跟中国很相似。中国人不承认杰出，不承认才智上的豪杰，但它承认暴力的豪杰，不承认出类拔萃的天才，不承认有奇特性格的人，但是承认当官的。”为了呼吁中国人正视自身的历史，他在1985年西德之行回国后，立即发表了一篇纪行文章：《他们不肯遗忘》。介绍德国人对纳粹主义持续不断的研究，德国民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长期深刻的反省，意在引起人们对自身历史的关注。他在上海《改革中的社会问题学术讨论会》上郑重提醒大家：“今年是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又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明年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我们的民族为什么不善于醒悟？醒悟得这样慢？”
1986年，正当刘宾雁几乎单枪匹马从南到北叩问中国现代历史之门时，苏联也正经历着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以来又一次向斯大林主义冲击的特殊岁月。亚•别克的长篇小说《新的使命》，提示了斯大林极权专横管理体制的实质，格鲁吉亚导演阿布拉泽的影片《忏悔》，用超现实主义手法暴露了斯大林主义的荒谬，特科诺夫的长篇小说《消逝》，控诉了三十年代对老布尔什维克的血腥镇压，格拉宁和杜金采夫的《野牛》和《穿白外衣的人》，描述了斯大林和李森科对经典遗传学的摧残，亚•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以记忆的名义》，表现了在专制统治下苏联农村生活的悲惨，安•阿赫玛托娃的著名长诗《安魂曲》抗议在列宁格勒进行的镇压，激起空前的反响，阿•普里斯塔夫金发表了《金色的彩云歇过了一宿》，描写1944年车臣人民被迫离开世代所居的故土的悲剧，阿•雷马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们》，为斯大林的政治面貌提供了精确的肖像描写，鲍•皮利尼亚克1926年撰写的著名反十月革命小说《永不熄灭的月亮的故事》被重新发表，《新世界》发表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十月》登载了格罗斯曼气势恢宏的战争史诗小说《生活与命运》。（这部小说曾被“查抄”，苏共意识形态最高官员苏斯洛夫对作者说，这部小说要写到两三百年后才能发表，但苏联人民在二十多年后就读到了。）
这一年，苏联数千万中小学生被告知，历史课考试取消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表声明，热烈赞扬这个决定，指出，“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1987年11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十月革命70周年纪念会上向全世界公开宣告，斯大林及其帮凶对成千上万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经济干部和军事干部、科学家和文艺工作者以及普通人民的政治指控和藉以镇压的罪名，全是蓄意捏造的；斯大林及其亲信为大规模镇压和违法行为对祖国和人民所犯的罪行是巨大和不可饶恕的。
中国始终在尾随，在追赶。刘宾雁一直走在人民当中，——有时走出去，又回到队伍中来，再走出去……。有了刘宾雁，中国当代社会、当代历史才不至于那样寂寞。
七
欧洲启蒙运动的战斗口号是：Sapere ande！（勇敢地成为智者吧！）大胆地运用自己的才智！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对武器和暴力的崇拜曾使人民血流成河。苏俄、中国实行共产极权主义的国家，只能转向新的唯一的生存之道、思维之道和言说之道。通过出自人性天良和善意的持续努力，使社会逐渐认同下述寻常而益于自己的道理：使用理智和言辞来代替仇恨和暴力，给思想和精神以足够的自由与尊重，特别要容忍和善待异端，保护并鼓励批判的权利。
批判应成为“共同生存”最重要、最经常、最易于为全社会所接受的“生活方式”，高压、顺从、蒙蔽、盲动，空诺、愤懑、独揽、疏远……一切我们生活中恶性的社会循环被公正、积极、坦率、真诚的批判精神、批判意志、批判方法取代。权力等于真理、权力凌驾于真理之上的颠倒应当结束。权力首先应当成为批判的对象。从康德以来，从马克思以来，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指示着一条真理，脱离了批判的权力，无一幸免地会成为全社会最可怕的异己力量。任何政府、政党、政治理论、社会生活、人际关系，都无权拒绝广泛的批判。在这个时代，批判不再只是纯粹思辨中的扬弃，不再是少数人对世界的思维形式，更不应再是权力和利益侵占者维护私欲、实行思想镇压的工具，而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参予社会生活、体现自身价值的共同前提，批判将成为时代文明与进步的标志。
判断我们是否临近（按历史尺度计算）一个批判社会，除了我们时代的整体状况外，另一个主要依据是一批批判先驱的出现。就批判的深刻、坦率、广泛而言，刘宾雁是当代中国最值得注目的人物之一。
伟大的康德把自主原则和独立性作为批判精神的终极基础，强调从“接受监护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履行个体生命的最高权威：自决。一切文明、道德、理想和外在关系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而且只能由它来检验。
独立性在西方基督教神学中最终体现为“上帝在我心中”；在牛顿、莱布尼茨、爱因斯坦那里，体现为相信物质世界是一种秩序，在根本上与我们的精神世界可以统一；在哥白尼、伽利略那里体现为否认认识最高真理是一种能够垄断的世俗权利；在雨果、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那里，体现为对人道主义和理性力量的肯定。
在刘宾雁那里，最高的独立性乃是对当代中国最重大问题的关注、思考和批判上，这些问题是：
一、从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七十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像样的说明，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展示、而且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一种国家、一种制度、一种模式”；
二、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几十年来，中国人为了几个概念付出了重大代价乃至生命的牺牲，中国进行着一声无声的充满血和泪的大辩论：⒈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说是完美无缺的吗？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成不变？⒊共产党绝对永远不犯错误？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必须一刀两断？
三、中国极左问题的实质、核心是否定人，它是一种东方的、中国的、掌权的极左；
四、中国人道德、精神素质的历史性退化；
五、中国文学除了歌功颂德外，出现了“跟中国人民的革命没有任何瓜葛，同大多数中国人所关心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遗忘中国人”的现象；
六、广义、宏观意义上的人民是不会有错误的，假如党性和人民性发生了矛盾，那就是这个党本身出了问题；
七、1957年反右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反右派运动要写上五十年，文化大革命要写一百年；
八、在中国，有多大程度的公开，就有多大程度的民主，民主就是选择的权利；
九、当今中国有两个历史过程正在同时进行，一是自上而下、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的经济改革，另一个是从下而上成千上万的人从农民变为非农民，从人身依附或者人身半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可以说是土地改革以来第二次成为独立、自由的人。中国的历史，归根结蒂决定后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自发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民间的、社会的力量，将越来越显示其作用。
十、用一句话为概括上述几方面，就是必须跟踪一个问题，研究、追寻它，它是怎样形成的，它今天在各个不同领域内什么形式继续干扰、破坏中国的进步，使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直到今天每迈出一步还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毫无疑问，刘宾雁批判思想的内容是可以商榷的，其中有重要的遗漏，例如宪法问题、法制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外交、宗教、经济、性等，又如“人民不会出错”、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关系是否可以按“上”、“下”这个概念来划分，等等。
而从批判这一当代中国人最欠缺的精神品质出发，应当高度评价刘宾雁身上体现出来的独立性。许多人都注意到，刘宾雁很少对中国问题进行理论阐述，很少征引理论术语，以至于人们常常困惑于这个事实：刘宾雁批判思维的立场是什么？武器是什么？方法是什么？刘宾雁本人究竟属于哪一种思想体系？
对这些问题，人们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回答。然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刘宾雁对若干中国大事进行批判思考，却反常地缺乏理论分析，这决不是由于他不懂得理论，没有思想；相反，刘宾雁在相当高的程度上谙熟社会科学，正因为如此，他早已明白一个简单的事实，古今中外任何理论都不能解释中国，加在一起也不行。因为外部世界在自由发展理论的几十年间（人们通常认为，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在西方建立主要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如罗素、萨特、波普、海森堡、海明威等西方知识分子，他们对自己的时代一直保持着充分的批判态度，对人类的重大问题了解得十分透彻，对西方世界及人类社会的危机和发展保持着高度的道义责任感和深刻的忧虑），中国以非常特别的方式发展出非常特殊的现实，这一历史的不平衡造成了对当代中国进行批判思考的“悖论”：中国当代史的批判反思不能没有理论，但任何理论都只能歪曲对中国当代史的批判反思。
事实上，中国确实像一个巨大的试验室，人类历史上各种理论都在这里渗透，其中交织着两种相互排斥又相互纠缠的分裂：传统文化竭力抗拒西方文化的攻势，但是经过1919年“五•四”以来的反复较量，中国人意识到，不大规模引进西方文化（广义而言，包括科学、技术、国家结构、经济制度、政党组织、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社会规则，等等），中国人就可能被开除“球籍”。于是绵延几千年的历史共同体分裂为民族生命和民族文化两部分（这一过程十分漫长，所有的中国人都处于这种分裂之中）。
第二次分裂是在第一次分裂开始而远未结束后，又在另一个领域、以另一种方式开始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定为中国国家生活的基础。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无论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巨大的差别而与西方文化有深刻的联系。只是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反对西方文化，中国人又被迫接受西方文化内部经受着的新的分裂。
总之，中国是如此一目了然，简单至极，中国又是如此复杂神秘，难以理喻。在中国，每一个命题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反题，中国充满了“悖论”，中国真是一个巨大的“莫比乌斯圈”（Mcoiusstrip）。于是，对中国问题有兴趣的智者宁愿相信直觉。独立思考加上多年观察、思考以及丰富坎坷的人生经验、社会阅历，是刘宾雁的主要武器。
对独立批判来说，除了理论麻烦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主观因素，一个看来似乎和智慧无涉的道德因素，也即康德所称的运用才智的勇气和决断。智慧不入卑劣灵魂，在中国，这是一句真理。
刘宾雁1957年被定为极右分子，两条罪状之一，就是提倡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本身在中国就是一个在禁忌。一般而论，敢于独立思考的人，或多或少能洞察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隐密，敢于独立批判的人，必然获得巨大的解释权。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批判，是通向真理的痛苦而有希望的道路，古今中外皆然。古有苏格拉底，今有刘宾雁。
由内在自主原则外推的自由表达权，是批判精神必需的条件和形式。讨论的自由、论辩的自由、批判（反批判）的自由不仅是社会进步所必须的前提，也是人类内在精神发展的前提。
刘宾雁反复提及的中国当代几次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无一不是以取缔这些自由为开端、为目的的。其结果就是一个“封建法西斯专政”、一个濒于崩溃的经济、一个人性普遍低落、精神衰化的大倒退。
从批判与人的精神发展的关系看，毛泽东的独断专行，不容任何不同意见，这种罪责并不限于那些被压制、被“批判”的言论意见未能采纳，而在于根本不理解自由批判权利。无论怎样坦率、真诚、无私的批判，都不等于真理，也不能保证发现真理。批判作为一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减少出现错误的可能，或者提供新的选择思路。批判本质上不作判断，而是在承认对方拥有相等批判权利的前提下，通过讨论、让步和变通，保留双方观点的多样性，从而出现思想多元发展的机会。说到这里，人们要问：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学会尊重批判的权利呢？在一个自称以辩证哲学（其精髓被解释为矛盾的普遍存在）为意识形态基础的国家，理性批判本来是不言自明的公理。由于利益、观念、环境和文化的差异，分歧、争论、批判、抉择是不断发生的社会常态。从社会进步的机制看，批判性思维是制定任何政策的前提，它应当具有契约和法律的意义，不受党派、集团、个人的操纵或者取缔。只有从这种理解出发，才可能结束以暴力镇压思想的悲剧。
古往今来，批判者总能在精神世界中找到对世俗代价的补偿。追求真理、反抗邪恶，而不会遭到苦难，这永远是幻想。在一个普遍无望，不负责任成为从上而下整个社会的律令时，更是如此。
作为批判者的刘宾雁，他的意义已越过了内在判断范围，获得广泛的理解和支持。相识，不相识，底层、上流，人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1987年1月那道决定表示他们的痛惜、困惑、失望和愤怒。全世界都知道，1987年“反自由化斗争”时，中国在美留学生一千多人联名发出抗议书，要求停止这场斗争。刘宾雁本人收到的电报、信函、贺年片中，有两个小学生寄来他们稚嫩美好的童心，使刘宾雁这位重感情的人感慨万端。《老井》作者郑义去看他，坐下来就哭得不能自已，对中国作家在刘宾雁身处危难而无所表示深感内疚。人民日报内，素不相识，甚至对他无甚好评的人，都在各种场合向他表示理解、同情和关切；一些人愤而要求辞职，一些人发誓不再撰文，只要“反自由化斗争”不停止，……刘宾雁自己比谁都清楚，这就是历史的进步：如果退回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这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这是中国许多批判先驱的沉重代价所换来的，他们由于历史的局限进行的不成熟的批判，在刘宾雁的批判成就中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困惑而坚强的批判精神，在刘宾雁身上，发展得更为健全、更为深刻而有力。
然而，社会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
1957年，不就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批判呼声被无耻扼杀，而导致整个民族的历史大倒退吗？批了马寅初、中国无端增加一倍人口；批了孙冶芳，中国疯狂地破坏生产力；批了胡风、邵荃麟、冯雪峰，中国人连母性都要亵渎，到了毛泽东的“大批判”，中国人已没有几分人味了！
在中国，对批判者的不公正和残酷，已经超出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一伙灵魂卑污、智力低下的刽子手对批判者的围剿中的丑恶表演，不仅暴露出他们的专制本质，而且败坏人心，败坏道德，败坏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国家和社会蒙受了永恒的血污和恶名。萧条的远不只是官方意识形态，堕落的远不只是几个官员，丧失人性的远不只是行刑者。我们的先人和我们的后代都会指着我们这一代人说：这就是我们的儿孙和父辈吗？雨果说，历史没有垃圾堆。但是，在中国，历史有垃圾堆，可惜我们至今生活在其中而无力自拔！
1987年1月开始的对刘宾雁的又一次粗暴和侮辱性的批判，整个社会由此付出的代价可以由两方面来估计。对于执政人物，它可能表现为忘记历史教训、维持历史自大狂；对于人民，由于目睹他们寄于希望的、多年来全身心地与人民最强大的对立面──“极左”势力进行激烈较量的刘宾雁终于倒下，他们会对与其命运攸关的改革产生动摇和疑问，中国会不会又堕入极少数人的意志和需要当中？
毕竟，刘宾雁更接近人民。历史已经证明：对这个社会的成就，有刘宾雁辛劳的一分；对这个社会的不义，刘宾雁是心灵坦然，两手干净的。历史还证明，他的忧虑、请求、沉思、愤怒和批判，并不是杞人忧天。1956年他就告诫自己的同志，要警惕官僚主义、家长作风，不是在更高的水平上应验了吗？1979年他又告诫国人：大大小小的王守信还在各个角落存在，还不是庆贺胜利的时候，不也是应验了吗？1985年，他告诫同胞：注意中国社会内部的分化和分裂，历史以“六•四”血案再次应验了！
归根结蒂，批判刘宾雁，将延缓历史进程。它的直接结果是，本来大有希望的1987年，非但没有成为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十年来中国政治合符逻辑、顺应民意的年头，没有在清算1957年反右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向中国专制主义和极左势力发起进攻，反而再次把中国的民主力量打下去，成为当代中国最令人沮丧和齿冷的一年！二十世纪末期，凡是开始真正步入现代文明历程的民族，已不可能再把暴力和镇压当成统治常态，批判意识、批判能力、批判权利才是维系社会、促进社会成熟最重要的力量。当批判又一次被拒绝在社会生活的门外时，全部陈腐的东西又会死灰复燃。
1987年1月，刘宾雁告诉友人：这次运动，值得注意，它涉及的人极少，但影响却可能超出以前所有的运动。一个月前，他在黑龙江对青年学生说：“千万不要忘记，一九五七年播下的种子、结下的果子，就在我们生活中。说不定有一天，肯定有一天，你们就会看到这些东西，甚至身受其害。从五十年代开始的那个悲剧，就悲剧本身就是闭幕了，但是余音绕梁啊！”
可以庆幸的是，1987年发生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展成一场新的浩劫。中国人，请回顾一下，作个简单的比较吧。那上百篇社论，那一天同时播放六篇“社论”、“评论员文章”的纪录，那些已经公开出现的“专政”、“流血”、“一小撮”、“决不手软”这些中国人太熟悉的字眼。1957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初始阶段，也不曾有这等气派。其势之狂，其速之迅，其时将持续“二十年”、“四十年”、甚至“七十年”之长，已经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了。以中国现状，以“文化大革命”积淀下来的无数怨恨，以物欲横行的世道人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如果按照那开端发轫时的规模、速度推进，人们可能再也找不出什么词汇来形容它了。毛泽东魔鬼似的咒语：每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就真的应验了！
有人会反驳说，刘宾雁的文章言论，已超出正常批判的范围。如果不制止，就会引起动乱。对这种诘难，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只是方向刚好相反：禁止了刘宾雁的言论，就天下太平吗？按照这种逻辑，不镇压五十几万右派分子（他们也就是提出了不同意见），不压制党内外有识之士的不同主张，就会产生比1957年反右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更加可怕的灾难！在中国，由一个两袖清风的知识分子写的一本书，说的几句话，什么时候，又如何可能致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呢？何况，历史早就证明，思想之间的分歧只能用公平辩论的方式来处理，任何国家权力在精神自由上没有垄断权力，压制言论，解除对方说话的权利，无一不是惧怕真理的表现。人民的神经的是健全的，强加恶名于对方，然后剥夺对方申辩的权利，除了暴露自身虚弱外，还有什么呢。──对人民理智的蔑视。
历史将长久地清算斯大林和毛泽东，原因之一就在于人民合法的批判权利在他们那里遭到最严重的侵犯。
作一个比较，可以知道，中国人仍然处于多么神经脆弱、多么危机深沉的阶段。苏联二十大后，即使在死气沉沉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也基本上停止了对某个人进行大规模批判（当然又有了送疯人院等新玩意）；戈尔巴乔夫上台，则请教了萨哈罗夫，而后者是一个公开否定共产主义的科学家。这就不得不使人们怀疑，毛泽东不容异己的性格为什么如此具有传染性，由具有这种性格的人来领导现代化，由他们选定的接班人来领导现代化，不是太令人费解了吗？
这场后果不堪设想的政治运动终于流产，人们感到庆幸。但是殷鉴不远，中国人没有半点理由高枕无忧。流产的原因，虽然不能全部为人知晓，但是，正如刘宾雁所说：中国毕竟不同了！而这里面包含着批判者们惨重的代价。我们终于懂得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对他人的苦难和厄运，对追求真理、向往自由的人的命运和处境漠然置之，是最大的愚蠢。几十年历史反复昭示的真理表明，奉行这种明哲保身主义的人，没有一个真正能逃脱可悲的结局，更不要说良心上的损失。我们早该懂得，分而治之、各个击破为什么成为专制制度最嗜好的屡试不爽的伎俩，就在于我们的狭隘和自私心理。政治斗争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全身远祸、各自逃命正是它把斗争进行到底的最理想的状态。于是，普遍灾难就来临了。侥幸心只会招致耻辱和灾祸，中国人应当记住这个教训。
今天，这一页终于快要翻过去了，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了不起的转机：极左分子们无论如何花样翻新，都已很难像在1957年、1966年、1983年、1987年年初那样为所欲为了。刘宾雁指出：中国两类人的较量将是激烈的，但形势毕竟朝着有利于人民一边的方向发展。1987年6月2日，刘宾雁给友人写信说：“运动开始时，有人估计要搞十年，我则认为三年足矣。一年之内便会有变化。”
刘宾雁的一位年轻朋友写信给他，直言相告：“若我们还感觉委屈，冤枉，这就未免可笑了。钟会使文帝诛嵇康，潜曰：‘康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结果嵇康就戮。但他毫无悔意，更不觉冤枉，只是将刑前命人取琴一张，抚广陵散一曲，叹曰：‘广陵散不复传矣’。他明知无辜受害，却只叹美的价值无存，将自身荣辱置之度外。这是大胸怀。老刘，你要挺得住!国家民族劫数未尽，我们这些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只好含泪看它受难。一个病毒性感冒患者非发高烧七天才能好转。在此期间中药西药全没用。××兄送你《尼采》一部，颇可于黑暗中慰你心灵。查拉图斯特拉的精神正在你身上显现。我爱你至深，此刻更觉心痛。但硬汉子死了算，活着就只为掮着大痛苦，大悲哀，这是你老刘的命运，天命。你受难了，但别忘了，全民族也和你一起受难。基督死前只大喊了一声：‘人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苦难的民族从来不知道自己在作什么。你代表全民族的精英受难。你替全民族受难。”
刘宾雁因此有了他特有的感慨：“八年前也是这一天，一月二十四日，我结束了为期将近二十二年的政治僵尸生活，重新回到中国共产党内。两次开除，一个原因：我公开批评了共产党内部的弊端。这一生中，我因受难而得到过别人的同情，因成功而受到过人们的祝贺。我蒙受过最大的屈辱，也享受过极高的荣誉。今天，我却同时经受着这两种东西，这是从未有过的体验。这是幸福吗?是的。我应感到幸运，因为只有极少的人有缘得到这种享受。当天在报社大院里遇到一位工人，他说：‘祝贺您，他们使您成了完人。’”
具有讽刺意味，但也合符历史惯例的是，在中国，为数不多的批判者将主要集中在执政党内。有如俄国十九世纪十二革命党人的贵族血统发生了变异一样。
以上关于刘宾雁独立批判精神的文字出自笔者近二十年前为他访美送行的文章《刘宾雁与当代中国》。我没有多少补充，只想在刘宾雁的名字前面和后面，加上几位值得中国人记住的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中国人的名字：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彭德怀、顾准、林昭、张志新、王若望、王若水、胡耀邦、赵紫阳、李慎之、林牧、何家栋……。
今天，刘宾雁已经离开世界，中国依然故我，甚至与他预期和希望的方向渐行渐远，刘宾雁对于我们的意义没有因此丧失，而是更加重要了。
──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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