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最近三十年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迷雾
所有的人都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浩劫，所有的人都说，文化大革命显示的是人类最黑暗的专制。然而，文化大革命结束三十年后，文化更为堕落和不堪入目。为此，我们不得不问，从七六年开始，中国的主流知识精英们是如何反省总结这些政治、思想、文化问题的呢？这三十年他们究竟做了些什么？
三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应该能够看到，从认识论问题上，也就是从自己的思想方法问题上去进行彻底的反思，从政治制度层面上对极权主义进行剖析，从人类文化和传统问题上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重新审查，却几乎没有进行过。对于这种现象，西方学者，以及我们的后代认为匪夷所思毫不为过。
三十年后，今天反观八十年代以来的各种所谓思想文化努力，人们会轻而易举地发现，原来一切都仍然是在共产党极权主义文化的框架内、极权社会内部中，甚至可以说，这种努力不过是为了改善和挽救极权社会和共产党。
实际上，七六年后，所有文化革命之前的思想方法、思想都仍然保留，所有文化革命前的文化语言、规范都仍然如旧，所有的制度基础都没有改变。以七六年为界，前三十年是强力对各种传统文化和当代其他文化的毁灭，后三十年则是发酵腐化。可谓是从四九年后六十年，对中国社会的文化左面进行粉碎，右面进行腐烂。腐败虽然软化了僵硬的锁链禁锢，可是这个软化没有带来任何自由、清新的东西。
现在几乎没有人否认中国社会的文化是每况愈下，否认中国知识界的堕落和蜕化几乎已经无可救药。这个经验事实本身就说明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主流社会，以及力图挤入主流社会的知识精英的责任。如果把中国目前知识界的堕落完全归于当权者，那是绝对说不过去的事情。实际上每个知识份子都有责任。
三十年来的经验事实，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八十年代以来的《走向未来丛书》知识精英群体，北京文化丛书派等等和今天的学风、知识界的状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至于说到体改委、所谓北京经济学所等群体，那在研究文化问题的时候就根本更不需一提，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共产党的附 庸和帮闲。
对于最近三十年的极权主义文化特点，笔者曾经在不同的文章中分析过（注解2），在此，笔者再次强调以下几点：
（1）为政治服务，意识形态化的学术讨论：这以八十年代初开始在大陆风靡一时的《走向未来丛书》派等为代表。这个群体的知识精英和李希凡、姚文元等一脉相承，继承的是共产党社会典型的文艺、教育、学术为政治服务。他们在政治上投靠掌权者，开始是邓力群，后来是所谓改革派；在学术上则把意识形态化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共产党社会的学术败坏，四十年来到他们手里到达极点，这种败坏直接造成了学风如江河日下。而其实就是在今天比较来看，走向未来当时所展示的学风也都仍然可以称得上属于最坏的行列。
以学术为政治，尤其是为党派服务，这在一般社会来说，无论何时都是知识份子最丑陋的行为。走向未来丛书派的知识精英所继承延续的这点，今天在中国社会的知识界中仍然广泛地存在。
（2）反传统巩固延续了中国的极权权主义政权的存在：
极权主义反对一切文化传统的特点，以及反之，反传统使得极权主义政权及其社会稳定和延续，在中国社会的变化中表现得极为典型。笔者认为，它应该成为今后任何研究极权主义问题的专家一个最值得研究的案例。
极权主义对传统的反对不仅是文化知识，而且包括政治伦理，社会、家庭道德。应该说，一般社会的人几乎无法想像，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个人类文化和传统的浩劫，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居然没有反思共产党极权主义制度，没有进一步反思从四九年，乃至共产党成立后的历史，反而把十年历史上的空前灾难再次归结于中国传统、“封建主义”；把被“西方教化”了的共产党员们对毛泽东等人追随归结于中国的封建，再次来了一回反传统。
笔者认为，正是这一点使得在七六年后的所谓思想解放中不但没有加速历史的发展，如五四年斯大林死以后，八十年代勃列日涅夫死后的苏联，反而可以说延迟了中国历史的变化，延续了极权主义的寿命。我们说它直接导致了八九年共产党肆无忌惮地对民众的血腥屠杀，也不为过。因为它把共产党的罪恶再次转移给了中国文化传统。
但是，就是在八九年之后，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居然继续把分析的对象转移到中国传统和中国文化。这一次的结果是继续延缓共产党走向灭亡的时间进程，继续败坏中国社会的文化、伦理和传统。这一切都可以说是共产党求之不得的。
这个现象迫使人们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所谓知识精英究竟是弱智，还是别有用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反抗极权主义的时候，我们看到匈牙利、波兰、捷克，乃至苏联，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知识份子传统和教会都起到很大作用。
中国发展的道路和这些国家不一样。我认为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在东欧国家共产党取得政权，实行极权主义统治之前， 在苏联是一九一七年之前，在东欧是雅尔塔会议后，二次大战后，在这些国家的知识界和文化领域，一般社会生活中，并没有一个彻底粉碎和否定自己传统的运动，一个压倒性的倾向。在东欧共产党国家中，对于传统文化和教会的毁灭，也就是切断共产党社会中民众和其它文化思想的一切联系的工作，都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进行的。由于缺乏知识精英历史性地、长时间的协助和配合，因此传统的毁灭远没有中国那样彻底，所以，在波兰教会在其后的持不同政见的反抗运动中，在民众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在苏联，知识份子的文化和精神传统尽管到八十年代初期为止，共产党的统治比中国长出几乎一倍，却仍然是延续的，既有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公开站出来的知识份子，也有在夹缝中呻吟反抗的肖斯塔柯维奇。
然而在中国，在共产党掌握政权前，可以说从五四运动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切断传统，粉碎传统的潮流，因此共产党掌权后，切断其社会和各种文化及其传统的工作，比东欧各国要来得彻底和容易。以陈寅恪为代表的知识份子生存和延续也比东欧更为困难。及至我们这些人所全身心投入的文化革命，就几乎彻底根除了这个传统和这些人，乃至书籍。
在这个环境中成长期来的知识精英，是被阉割、变态的几代，代代退化。这一点既表现在胡温等所谓新一代领导人身上，也表现在各个领域中的知识精英身上。去年有一百零八个所谓教授出来呼吁端正学风，然而这一百零八个教授，绝大多数是走向未来丛书派式的人物，几乎很少几人真正懂得如何在自己的领域中从事研究。
时至今日，中国所谓追求新思想的青年一代知识份子，仍然是在不经大脑思索地抨击自己的文化传统，认为中国缺乏一个独立知识份子传统，中国的文化是腐朽的。余杰，无论他的政治倾向如何，其思想与行为方式是共产党文化培养出来的一个典型的人物，随便列举他在二零零一年九月的一段话可略见一斑，
“这个拒绝神的民族已经堕落了五千年，但我还是没有想到它居然堕落到了丧失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的同情、怜悯和爱的地步。
然而，在我们这里，不仅有无数的无动于衷者，而且还有更多的幸灾乐祸者。这是一个怯懦的民族仅存的一点‘勇敢’，这是一个自私的民族表达‘爱国精神’的唯一形式”（注解42）
这种全称判断的习惯，是典型的假大空，整体思想方法的产物。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的知识份子敢于如此放肆地诬蔑自己的民众和传统。类似的这种判断，在中国所谓当代知识份子的文章中很多。当这些人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仔细想想，你是凭什么做出如此全称，如此大的判断。也没有想，黄万里、陈寅恪就没有堕落和怯懦，还有很多很多的小民百姓都没有堕落和怯懦，更没有想，他自己是否怯懦和堕落。
笔者要强调的是，在这一极权主义文化潮流中，继续所谓“全盘西化”走下来的知识精英，从八十年代的金观涛、刘小枫，刘晓波，到今天的余杰等人，和力图推崇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启蒙思想的知识份子们的分歧，是根本性的文化和思想的分歧，而不仅仅是个人道德品质问题。
沿着文化革命的思路反思文化革命，其结果就是造成今天的文化继续堕落。
（3）反自由主义的启蒙，及伪自由主义：
前文笔者已经提到，直到如今还宣称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李泽厚，八十年代初期在总结中国所经历的文化革命浩劫的时候提出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到九十年代中期又标新立异地提出所谓告别革命。然而，这两个提法不仅经不得推敲，而且根本就是在混淆视听。因为第一，李泽厚先生的整个思想不仅如笔者前所说，没有跳出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而且这种专断的思想方法从基础上就是反启蒙的。或者说，李泽厚先生根本就不理解建立在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基础上的，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后马克思主义者李泽厚先生根本就是反康德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
其二李泽厚先生对西方近代思想的解释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根本就没有进入过这个领域。李泽厚先生对革命、启蒙等望 （中）文生义的信口开河的谈论方法，概念的模糊和张冠李戴，以及就其所涉及到的文献，笔者认为，可以看出他从来就没有进入这个领域研究过，根本不知道这个领域中的研究状况。
一个没有、并且也不想严肃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却在学术领域海阔天空地大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是典型的依附于极权主义的知识精英的做法。李泽厚先生对这两个问题的提出和论证方法，可谓是一个典型的极权主义社会中的“伪学术”研究案例，完全是意识形态式的。其实何至于此，李泽厚先生终其一生绝大部分工作都是这种性质的工作。
和李泽厚先生一样，用马克思主义教条理解启蒙的，最近三十年的另外一个典型，反映在大陆的另外一部分涉及科学思想领域的知识精英，以及一些自称为自由主义者们的身上。这批知识精英很大的一个特点是早年他们都投身于共产党，亲手参与建立了中国这个极权主义社会，后来虽然没有反对共产党，却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受到整肃。到八十年代初期，重新有了可能，他们自然又重新回到共产党，甚至位居高位，力图再次如青年时代那样，亲手参与“改建”极权主义社会。由于在八九年后，他们在暴力使用问题上和邓小平等人看法不同，因此步入社会边缘，并把自己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然而，这个对共产党最高领导的自由主义，却绝非是作为极权主义死敌的自由主义。这些知识精英，究其一生其实都是在反对自由主义。
首先就他们宣扬的，要给中共政治局领导启蒙的所谓五四以来的科学和民主来说，就是笔者在前文中所说的一种把启蒙政治教条化。启蒙本来在近代西方是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上，也就是经验论和理性基础上，对一切教条和权威的重新审查。在这方面，正如波普所说，康德是启蒙思想的代表。而自英国光荣革命，法国革命以来的民主的基础则是人权和自由。但是，五四运动后，这两个倾向，特别是到了马克思主义者，左派们手上变成教条化的科学和民主。而这种唯物主义的科学和民主，科学变成了认为，世界上有一个唯一的真理，而自己可以占有这个真理，就是波普终生反对的历史决定论；民主则变成了民主集中，极权主义。
启蒙和自由人权变成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就给各种教条专断、集权专制再次带来从旁门而入的泛滥的可能。
第二，启蒙和自由主义究其根本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生活方式。然而，这部分知识精英们从来没有去思考如何改变自己的思想方法、社会生活方式，拆除极权主义社会，而专注热衷于贴标签，为自已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这种贴标签式的爱好本身就说明他们的思想方法仍然是一种假大空的整体主义的方法。更何况直到最近几年他们也没有反省过过去半个世纪对于西方科学思想的攻击，对陈寅恪等人的攻击。事实上，他们毫不掩饰的言论表明，就是到今天他们仍然敌视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启蒙思想家、自由主义思想家波普和罗素等，仍然敌视中国传统知识份子陈寅恪等人。
在结束这一节的时候，笔者愿意对上述几类知识精英引述自由主义思想家阿隆的一段话：
“任何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学者都不会对已经变成马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用我的朋友乔恩‧埃尔斯特的话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一个人才能既是马列主义者，又拥有才智和为人正直呢？一个人也许既是马列主义者，又拥有才智，但是他不会在思想上是正直的。真挚的马列主义者为数不少，但是他们都缺乏才智。”（注解24，929页）
4．当代自由文化之路和中国知识份子的重建
对于极权主义文化的抵制和反对在中国出现并且形成规模，令人惊异地不是在中国的知识界，而是由一个信仰群体，法轮功学员们发动的。法轮功学员在九评中突出提出党文化的问题，使得党文化百年来第一次成为中国公众社会关注的重要题目。这个党文化就是当代极权主义文化。这种情况，知识精英的萎缩，知识界落后于社会运动，同时也再次向人们表明，它是典型的、完善的极权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现象。
这个现象，知识精英的萎缩，知识界落后于社会运动，尽管一方面是典型的、完善的极权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现象，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使我们希望保持良知的中国的知识界感到惭愧，它刺激促使我们寻找反省自己的钥匙。自由文化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一种努力。
自由文化究竟是什么？在本文的前述部分，笔者已经从不同方面涉及到启蒙，以及伴随它产生的自由文化的含义，在此，笔者愿意援引当代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波普对自由主义非常简单明了地定义：
“一个自由主义者，我不是指一个同情任何一个政党的人，而只是指一个珍惜个人自由和懂得一切形式的权力和权威所蕴藏着的危险的人。”（同注解41，第3页）
在此，笔者愿意再次强调，自由主义、自由文化并不会因为中国共产党社会的存在，中国知识界的弱智，而改变自己的标准和信念。
这是一次迟到的反思和开始，它还表现在，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已经是一个被毁灭的废墟，或更准确地说，如果是废墟那还好，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比废墟更为严重的沼泽，要想在这个沼泽上重建中国文化，中国知识份子的人格，远比在废墟上要困难复杂得多。五十年来，甚至可以说百年来，共产党引来一些西方思想文化和政治糟粕，不仅摧毁了中国文化和知识，而且蹂躏了这个民族及其精神。这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是被共产党精神文化蹂躏摧残过的人，置之死地而后生，谈何容易！我这样说，也包括在我们举行的这个会上，其实也有共产党腐朽的文化气息，但是，我们或许应该感到欣慰的是，重要的是最近二十年，重建的声音已经升起，我们今天的会议说明，重建的冲动已经逐渐聚集成势。我们能够逐渐摆脱那些祖师爷、那些在沼泽中弹冠相庆的人的封锁诅咒，而开始铺垫自己的路，接续中国传统，接续本来应该属于中国人的路。
笔者认为自由文化运动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反省我们的思想方法，返回传统。这个传统包括中国的和世界的。由于中国当代极权主义是知识份子们一手缔造的，所以要反省的首先是知识份子自身。要让人知道知识份子能够知道什么，不能知道什么，自己能够探索什么，探索到什么地步，界限在哪里。而最重要的是让人们知道，知识份子最重要的特点是知道自己是“无知”的，随时准备证明自己是错误的。“一切知识都是一种推测！”（注解43）
我认为知识份子必须立即停止对于传统、对于中国民众的谩骂和攻击。今天那种全盘西化、基督教化的观点和陈序经、胡适等三十年代以来的文化辩论中对于西化观点讨论已经完全不同，几乎完全是共产党式的。为此，知识份子应该认真检查自己的在社会中的作用，审查自己的思想方法。知识份子要有一种自觉的耻辱意识，以攻击传统和谩骂民众为耻，以清楚地分析、阐述问题，对自己的言论负责，证明自己的能力和道德。
五四将近百年以后的今天，知识界要逐渐建立起对那些不知道自己说些什么，一天到晚只会谩骂传统和民众的人的鄙视。
中国最黑暗的时代会延续到共产党崩溃后的一、二十年，当余杰这样的既无学养，又无品质，却有能量的一批人爬到台面的时候，社会、环境、文化、教育都将面临一个最黑暗、混乱、堕落的时期，这个威胁当然不能证明中国不得不需要容忍共产党统治，而恰恰证明共产党统治中国太长了。这个现象只是证明由于我们的无能，只能等中国共产党在它所有的恶行发作殆尽以后才崩溃。
由于极权主义控制一切、无所不在，因此，这个对此的抵抗和解放也就不可能只是书斋中的事情。化解极权主义不只是一个依靠研究解决的问题，甚至不只是政治问题、制度问题，而是一个包括文化思想及精神，集体的、社会的事业。因此自由文化，除了知识份子个体的努力外，也就是各个独立知识份子，尽管观点可能不同，但是还有一个整体的事业。这个整体的事业就是，为了个体的领域，个体的思想学术研究、创作，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大学、研究所、艺术单位，共同明确地提出，我们需要一种自由的文化气氛，需要自由文化积小流成江海。只有在这个潮流中，各滴水才不至于被专政的烈日驱干，才能在太阳下呈现出自己的固有的彩虹。
极权专制只为其附庸或乡愿创造了如鱼得水的环境，独立知识份子则必须自己为自己创造生存的空气，为此自由文化不仅需要自由，而且需要联手、协作，需要运动。
在美国由王友琴女士协助印刷出版的《共产主义实录》一书的首页上，作者引述了一段话，“苏维埃体制最令人为之鼓舞的就是它的失败。如果它竟然成功了……那末，我敢断言：人类将遭到的暴虐和奴役，不知道要酷烈到何种地步。”（马尔科姆‧莫格里奇）（注解44）
和苏联相比，我们中国人应该说很不幸，因为经历了五十年共产党暴政的中国，在世界的绥靖中，各国把它当作了一个牟利的园地。在共产党竭泽而渔的政策下，如三十年代的希特勒德国，经济上有了一个暂时的“成功”。然而，如同世界在其后为对希特勒的绥靖交出学费一样，世界和中国今天所面临的中国共产党极权主义的所谓经济“成功”，也肯定要交出学费，这个学费将超出冷战时期的范围。除了随时可能出现的如北朝鲜那样的暴力威胁外，中国的环境和道德，精神和社会，个人和家庭的已经遭到了彻底蹂躏，全世界分享这一极权社会的第二阶段形式的恶果已经开始，并且在继续发展。
“九一一”以后，尤其是今天，世界已经感到，极权主义问题研究专家已经看到，极权主义的存在，不仅再次产生了恐怖主义问题，不仅冷战和二次大战那样的危险随时会回来，而且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在环境和道德问题上，如同曾在中国境内产生的“萨斯”和禽流感那样，将成为人类难以抵抗的“瘟疫”，让这个世界，让每一个角落中的民众承担它所带来的威胁。
具有两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被极权主义者们带到如此境地，将会像德国一样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恶名，实在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我们这几代人的耻辱！
千年纵过、共产党罪孽难消！
对于今天的自由文化运动，亡羊补牢，只望为时未晚！
2006-10-30于德国埃森
（全文完）
注解：
42．余杰：丧钟为你而鸣，2001年9月17日，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43．Karl Popper，Alle Menschen sind Philosophen，Muenchen Zurich，2002
44．《共产主义实录》，美国，民主中国出版社，Richard Pipes，郭新民译，首页。◇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