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4日讯】若一位亚裔移民同时拥有非法移民和爱滋病两项污名，会怎么样呢？丽莎•王•玛卡巴斯科(Lisa Wong Macabasco)追踪调查了这个案例并刊登在旧金山反映亚裔美国人生活的Hyphen杂志上。
每天早上，苏珊•李(Susan Lee)七点从床上起床，在曼哈顿租用每月两百美元的共用公寓，梳洗后准备上班。她把厚重、直挺且过肩的咖啡色头发，染成两束宽亮橘色头发来隐藏她四十七岁的年华，同时也暗示她的职业，在唐人街的美发店帮人剪发。今年一月中，她在下眼睑划上深色的眼线，穿着四层毛线衣和一件黑色的皮革外套，走入充斥着繁忙卖家和消费者的唐人街，苏珊夹杂在人群中，只是另一位要去上班的员工。
若你有秘密，唐人街是最佳居住地，纽约的唐人街也不例外。尽管亚美活跃人士反对唐人街被冠以神秘黑社会的名声时，这个社区依然存在于法律的管束之外。并非那里的人民不懂得美国法律，而是他们并不害怕它。
这个地方，人们都紧闭着嘴、低着头走路，家长会告诉小孩“出墙的椽子先烂”的谚语，居民说即使有人在拥挤的道路中间被射杀，警察永远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滥竽充数是一种生存技巧，因为非亚裔人士很难辨别区分亚裔人的面孔。
苏珊知道，她有一个秘密，事实上应该算是两个秘密。她是非法移民，也是爱滋病毒携带者。如同其它七百万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她面临如何保有工作和居住地并同时能寄钱回故乡给家人，又能远离警察监视的挑战。她还需要得到医疗照顾但又不能引起社区对她的注意，爱滋病一向是很大的污名，因为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认为爱滋病是伤风败俗就像性滥交、注射药物、同性恋等等。
爱滋病的恶名在所有民族和少数民族社区中是相同的，亚太裔人患有爱滋病特别容易受到责难。在社区内，爱滋病通常被视为魔鬼瘟疫。因为害怕被贴上这个恶名，亚太裔人不做爱滋病检查的人数相对于其它民族要多出两倍。有百分之四十四的人是在医治其它与爱滋病相关的疾病时，才猛然发现自己患了爱滋病。这个恶名阻止爱滋病患进行食物疗法，并使爱滋病患者不愿泄漏自己的病情给同事、员工和家人。因为恶名，保持秘密变成必要的，因此更加深了孤立和自我谴责。
亚洲移民的爱滋病患者是被美国主流社会所忽视的，部分原因是来自于大多数人因文化因素而选择沉默，也因为爱滋病患者毕竟是少数。根据城市健康部门的统计，2004年底纽约亚太裔爱滋病患者共有1067人，占全市百分之一点一的被感染人群。全美爱滋病档案中，亚太裔人口约占百分之一。根据美国疾病管制与防治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在2004年底所做的统计，美国共有4045名亚太裔爱滋病患者，但这些人数并不包含五十万非法亚裔移民中也可能被感染爱滋病毒的部分。一位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疗中心（Columbia Presbyterian Medical Center）的临床心理学家，伊泽。康（Ezer Kang）博士表示：“你不能在这个社区玩弄数字游戏。”
当爱滋病在1981年底达美国，患者大多为中上阶层的男性白人同性恋者。今天，四个美国爱滋病感染者中，就有一位是藉由异性接触所感染，百分之六十五的美国爱滋病患者是亚洲人、非洲裔美国人、美洲印第安人或南美西班牙后裔。爱滋病横跨全球，选择在最脆弱和最容易被忽视的人群中散布，快速在非洲亚撒哈拉沙漠地区（sub-Saharan Africa）的年轻妇女、印度一夫一妻制的妻子和中国南方农村的农夫中蔓延。当印度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时，藉由娼妓、移民者、卡车司机和他们妻子的致命生物链，爱滋病毒也随之扩散。在中国农村，部分血液工厂兴盛的地区，农夫藉由频繁的捐血和输血感染爱滋病。
所有的迹象都显示，亚洲将是下一个流行病爆发的地区。有些专家预测2010年，亚洲的爱滋病感染者将超过目前非洲亚撒哈拉沙漠地区的两千两百万爱滋病患者。随着爱滋病感染者在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持续上升，且从亚洲不断有移民者到美国（自从1990年初开始，四分之一的移民者到纽约落户），显而易见，美国亚裔移民社区猖獗爱滋病的爆发，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但少数族裔爱滋病活跃人士仍为厘清人们固有的“爱滋病患者主要是白人同性恋男性”的观念而奋斗。今年二月，一位在纽约的男同性恋者被检测出带有特殊的爱滋病抗药株，而加速他爱滋病病情的爆发，使得思想僵化的人有所醒悟。面对这个“超级病毒”，城市和该州健康当局承诺给甲基苯丙胺（methamphetamine）（一种比安非他命更强的兴奋剂）使用者和年轻同性恋者更多的服务。然而，在媒体的狂热报导中，却没有提到对移民、穷人、有色人种或妇女的服务，而这些人构成的社区在近年出现爱滋病爆发势态，急需给与教育和关怀。
对于非法居留美国的人而言，情况更加艰难。美国联邦政府规定感染爱滋病的非法移民不能得到美国移民签证、医疗保险或非紧急的住院治疗。实际上，非法移民爱滋病患者曾经能够得到政府的医疗补助。一个鲜为人知的1980年通过的美国联邦法律条款，赋予地方移民机构有权力在非法移民遭受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授予他们临时合法居留权，而且此合法地位甚至可持续多年。当时那些身患爱滋病的非法移民可享有医疗补助、残障救济和住房补助。而在1996年严苛的非法移民修正案（Illegal Immigration Reform and Immigrant Responsibility Act of 1996）中，则禁止对非法移民提供医疗补助，同时也限制上述临时合法居留权为只能在美国停留120天。
苏珊今天如果想得到帮助，她可能要冒着失去工作、家庭和被遣送出境的危险。“沉默等于死亡”是爱滋病活跃人士在集会中喊出的最强有力口号，来说明雷根政权在1980年代拒绝承认爱滋病存在的情形。这句话也针对布什总统对待爱滋病的政策，即仅透过禁欲教育来宣传，而非通过发放保险套、广泛的性教育和针头交换计划来预防爱滋病。这个谚语至今仍适用于正在与这个污浊的终极疾病作斗争的亚裔非法移民。
苏珊在马来西亚出生和长大，她六年级的时候被退学，之后以美发师为职。她35岁时生第一个儿子，37岁时生第二个儿子。苏珊的丈夫为一名失业赌徒，完全不关心家庭，她在小儿子刚几个月大的时候与丈夫离婚。苏珊的妹妹在1980年底就以观光签证来到美国纽约，最后得到绿卡。苏珊经常想到纽约加入妹妹的行列，因为她在马来西亚赚的钱很少，所以如同上千名在她之前的移民者一样，她希望能在美国发大财，至少赚足够的钱给与她两个儿子。她递交了两次签证申请，但都失败了，之后她听到流言有其它的方法进入美国。
1999年，她花了2000美元给专门从事从马来西亚输送非法移民到美国的旅行社，告别儿子登上飞机。她的旅程全部由旅行社安排，包括一天停留于韩国，一个人到多伦多假装去拜访亲戚，接着搭乘载有她和五位中国移民者的小船走私到美国。她在纽约的前三年和她妹妹住在一起，随后搬出去。每个月苏珊寄给母亲她薪水的一半（400美元），用来支付她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苏珊骄傲的说：“这些钱在马来西亚是很多的。”
2004年一月，苏珊患有严重的咳嗽并持续两周。她的亲戚带她去医院住院两周，医生对她的肺做X光检查，但是苏珊依然没好转。医生建议她考虑作感染爱滋病的测试。她曾听过爱滋病，但却不知道爱滋病是什么，也不知道爱滋病是如何传播的。苏珊在中国新年被检测出感染爱滋病。
中国新年应该是一年中最快乐的季节，这是与家人一起庆祝新年伊始的时光。然而，苏珊只能孤单与这个秘密作伴，她很震惊也很害怕，但她心里清楚，若其他人知道，被疏远是无可避免的。苏珊没有告诉妹妹和妈妈她的疾病，他也没有告诉她的同事，因为她害怕明摆着的结果。或许在儿子更大一点的时候会告诉他们，她感染了爱滋病，但她依然担心如果儿子知道了会害怕她。
苏珊说：“亚洲社区会轻视爱滋病患者。人们不会想和我作朋友，他们会跟更多人说，而我会失去工作且很难找到新工作。大部分人不能理解，而且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糟。”她用手指拨了一点蛋塔放到嘴里，目光不时的移向别处。有一件事情让她难以理解，她说她不知道如何染上爱滋病的。
不管她在纽约的情况有多糟，苏珊知道总比马来西亚好，因为在那里为爱滋病患者提供医疗保健仍然极富挑战，目前那里的爱滋病患者大多是因静脉注射而受感染的年轻男子。苏珊说：“那里的医生不知道怎么处理一位女性患者。若你没有钱，他们完全不会帮你。一旦你感染了爱滋病，你就只有等待死亡的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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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策划协会(Chinese-American Planning Council)是一个成立超过40年的社会服务机构，宗旨是协助住在纽约市低收入且不会说英语的华人。华人策划协会的爱滋病计划已运行超过十年，由基督教福利机构联合会(Federation of Protestant Welfare Agencies)所赞助，它也是目前在纽约为华裔爱滋病患者提供协助的两家机构之一。该计划包含双语热线服务，每个月一次的支援团契，但最受欢迎的还是个案咨询和为寻求艾滋病毒测试客户所提供的翻译服务。华人策划协会共有56个客户，大部分的人除了医疗服务外，还寻求住宿和移民问题上的帮助。
这协会是苏珊的守护天使。在她住进医院的第一天，一位协会代表来探访她，并帮忙安排政府补助来支付她两周高达20,000美元的医疗费用。协会接着帮助她取得一张爱滋病药物补助计划卡，让她能使用免费的药物，否则这些药物非常昂贵。由于该协会举办关于健康、营养与性行为的专题讨论会，苏珊现在更了解爱滋病。协会也举办假日派对，苏珊也从中结交许多朋友。
苏珊认识的其中一位朋友名为詹姆士•方(James Fong)，他也是非法移民，在唐人街当厨师。他在马来西亚被诊断出患有爱滋病，目前他靠颜色来提醒自己服药。他已经整整服用“棕色药”两年了，而“白色药”则帮助他对抗贫血，他在2005年一月因贫血而住院治疗。他在纽约与一些妇女保有性关系，但总是会使用保险套，他因此认为不需要告诉对方他患有爱滋病。他的朋友或同事没有人知道他的病情，他也觉得没必要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知道，这将是大麻烦，令人头痛。在唐人街，我们不谈论爱滋病。”
尽管苏珊的日常作息依旧如故，她的观念自从被诊断出感染爱滋病后，开始改变。她一天依然工作11小时，在理发院一周工作七天。当她不工作的时候，她会待在家里清洁、烹饪或休息，有时她会与她的妹妹去吃点心。她更小心的照顾自己，当工作不忙时会做一点运动，并快速消毒流血的伤口。从她知道罹患爱滋病迄今，她没有遇过其它大的健康上的问题，她的医生说，若能持续做药物治疗，她可以维持好几年的健康状态。她告诉我：“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你对此无能为力，想未来是无意义的。”
医生曾告诉她，人们一旦被诊断出感染爱滋病，平均寿命为10年。苏珊相信她还有九年可活，她精神上准备着持续做每小时三块钱的工作来过完余生，直到最后孤独的死亡。她眼睛看着远方说：“最悲哀的是不知道我是否还有机会再次看到我的儿子。”
（大纪元感谢本文作者和Hyphen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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