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第一届年会会议文件

周冰心: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与当代中国文学(上)

周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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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请允许我向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第一届年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表示最为热烈的祝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打出以追求“书写自由”、“表述自由”旗号,进而“迈向民主社群”的会议,在中国文明、文化运动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这足以证明,全球关心中国悲惨现状的华人知识份子,特别是中国大陆知识份子已迫切认识到“自由”两个字,能对“极权”、“后极权”独裁社会意识形态具有根本性击溃。这是一次历史性认识,其本质意义不可估量。愿中国人,特别是大陆知识份子,承担起这个历史性责任,向二十一世纪中国交出一份关于自由——真相——正义——道义——真理书写链条的答卷。

同时,这也是一个悲壮的会议,它没法在它将要针对和要辐射的国土上举行,只能来到大洋洲上这个国家举行。不得不使人喟叹:追求自由思想远比追求堕落要艰难。

其次,我还向所有迈出“自由书写”第一步,因为追求民主、自由、公平精神而不得不流亡海外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包括政治异见者、作家、诗人、法学家、人权学家、剧作家、艺术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等),表示最真诚的感佩,因为有你们的存在,使得进入普遍消费犬儒社会的中国大陆还有一丝真骨气在海外支撑着中国的良心和真相,由此上溯到20世纪1949年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各次逃亡和流亡,历经1949年政权更迭、文革、四五运动、六四运动等各个历史阶段,尤其是六四民主运动中大批流亡海外的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知识份子。

但他们不得不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惨痛和尴尬的局面:迎来了自由表述的天空,却失去了故土的干涸大地。“六四”民主运动至今已发生十七年了,中国大地还是与平等、自由、民主、真相、法治这些人生来就应拥有和知晓的权力无望,中国大地上生活的人民还是生活在民主与自由、平等的“赤贫、饥渴”阶段,即使17年后中国人在物质拥有上有了大飞跃,但权力永远是权力者的权利,中国人只有生存的“沉默权”,其余一概全无,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提出的“无权力者的权力”思想,在中国,不啻是一种“天方夜谭”。17年过去了,世界历史进入了新局面,但中国人身后仍然是那个“金字塔”结构的政治专制城堡,丝毫没有改变的迹象。中国大地上大量不公不义不正不平之事愈加如暴风雨般累积,政体上丝毫没有改变其“内部殖民和精神奴化、专制、监视”的实质。毫不夸张的称中国为一座硕大无朋的“无墙的监狱”,一点也不为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后,中国意识形态转而大肆倡导“消费乐”与“纵欲游”,让本可以思考、拷问、监督、制衡“专制政体”的各类知识份子纷纷跑步享福去了,都满足于人的动物性物化,疯狂地享受消费社会带来的官能享用。丧失了知识份子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和见解;知识份子的言行举止也代表/再现自己的人格、学识与见地。关注真理、正义和发现时代病相并提出疗治方法。这些知识份子品格全是在中国难觅踪迹。

消费社会中的中国文学,更是发生大分裂、大崩溃,中国文学在中国文化生活的地位日趋边缘化。中国作家早已彻底放弃了文学承载“理想”、“人道”、“浪漫”、 “启蒙”、“发问”的精神,当代文学集体落入了“消费主义”之彀,用“惯性、惰性、消极性、消费性”写作参与“消费乐”狂欢,失去了“文学”作为疯狂社会 “稳定剂”的功用。

今日之中国大陆,如同一个首尾相接的整体性极强的城池,崩溃与固守都系于一身,城内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庸人(Philistine)主义”和“犬儒主义”气息,那是一个欠缺人文自由文化的社会,一个只对物质消费和日常娱乐生活感兴趣的社会。“顺服”与“豢养”成为中国当代知识份子的“集体性行为”。这样看来,集权在中国产生三千年并顺延到今天也就不足为怪了。法国哲学家阿瑟.凯斯特勒在1944年说:“知识份子要为极权主义的兴起负重要责任”。中国的现、当代史证明,部分知识份子正要为“极权、专制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巩固负起责任。即使我们可以为早期理想主义交学费,那么,当大跃进以来十余次普遍灾难性人祸运动一次次袭来时,我们又作何回答?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如此大规模的灾难、战争比上述运动对中国国体与民众的戕害还要来得大。这些,都被有计划的“遗忘”。

我们看到,今日许多中国人如孙行者般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头猪,只知拚命不择手段增肥,个个想当“寡头”,根本不管农民、民工、少数族裔、工人等弱势群体受到的不公正“宰制”压榨,也不思考纵深的“中国问题”,更不想过问“民主、自由”的进程,只知为“肉体”增肥不择手段。当今中国人的区分和生活处世原则,不过是“大猪与小猪”而已。政体很乐意用“养猪哲学“来对接所谓的“致富、小康”的“富国强民”政策,而在关于人的基本权力和自由迁徙、知情权和新闻、出版、写作自由权上从来不那么“乐意”退一步。肢体与欲望上的发达追求机制,但思想文化生产上的“内部殖民化”、“文字狱化”、“意识形态化”钳制,使得中国远没有“盛世”涵盖的精神与物质双重飞升的价值趋势。而问题重重的中国大地,特别是广袤的中国农村,病相更是随地势蔓延,几乎已成为被中国抛弃的“他者”。2004年,那本薄薄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里的事相难道还没有让我们清醒的觉察到?依我说,那本小册子里记述的事实在不算什么,那只是沧海一粟而已。作者的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都还有待提高。

今天,我们看到,海外关心中国问题的流/逃亡知识份子集体面对的境遇是:漂泊离散而家国茫茫,归期无期而两鬓斑白。那是何等的人间殇痛。而自由的声音却难以飘进依然高筑城墙的“中国大陆”,那里还在一如15世纪以前那样:“高筑墙,广积粮”,阻挡住外面的“真声”。

值得鼓舞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来了,这是最本质和最致命的切中一切世界上“极权制度”的要害。简简单单的“自由”两字,并非中国发明,它连同“民主”等字,都是日本译介西学的日译汉字。早在19世纪末即已传入中国,但它与中国的空间遥远早已超越时间的等待。从今往后,方方面面的知识份子都可以在“自由文化”的感召下,以实践的写作行动方式聚合成一种“真相之声”,捍卫“自由”的价值,而不是作“客厅英雄”。

下面我愿就我熟悉的当代中国文学创作观念、文学体制、生产机制、写作主题、创作主体性作一番简要阐述。以佐证自由文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书写境遇”有着何其重要的迫切性。

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现状和消费主义潮流里的中国文学面向

纵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作品的叙事走向和叙述追求,谁都不会怀疑这是身处一个消费时代的写作场境,文学言说的语境前所未有的与市场联姻,文学成了同步于庸常消费的“速朽”记录本,这是中国当代文学“享乐机制”的肇始,也是与中国历史上“晚明纵乐文化”的历史对接。商业化、欲望化、时尚化、器物化都被捆绑于以“消费”为轴心的叙事链条上,人与人,事与事,你和我,我和她[他],这种人类社会的关系纽带都身负这种经济利益关系,这种关系结构已成为普适模式参与文本叙写狂欢,用“消费”来罗织一切事像关联,平面化、卡通化、无厘头化、“大话”式、“戏仿”式、“谐仿”式的拟真叙事情境。享(纵)乐和无(虚)痛成了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关键词。一方面,中国意识形态一直标榜和视为正统的现实主义写作从来就放弃对中国近50年来普遍苦难和集体记忆进行深刻省思。另一方面,消费和纵乐、空蹈、欲望文学大行其道。中国作家摒弃了参与中国人文、道德、信仰再次重建的契机,令人痛心。浮现了中国作家精神“豢养”与信仰“空洞”、肉体“顺服”、灵魂“空虚”的历史惰性。

中国文学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长期在以往意识形态文化、政治知识里孵化的主流文学(亦是主导文化)开始在全球化跨国资本、“消费乐”文化潮里变的无所适从,由于政治资本和政治符码八十年代陆续从文学本文的逐步撤出,转而寻找经济资本的强势,并将意识形态转而向意象形态转变,影视成了意象形态的“新宠”。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一环被弃之后院,福柯所谓被“驯化肉体”的中国作家失去了往日“灵魂工程师”高端神奇,渐入民间,回到胡同弄堂,回到日常生活,一同跌落的还有精神信仰。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无疑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在此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化)进入了“文学(化)贸易”的消费时空,大批作家面对中国民主自由精神的“出局”,不再赋予文学更高的精神标尺和指向,文学成了日常化和颓废的记录器,高级政客们也适时“转局”为之推波助澜,以转移民众要求自由和民主、平等的呼声,全民下海经商之风成为那个时代的重大特征。女作家池莉、方方也适时的推出她们反映这个时代浮躁情绪的作品,她们的世(市)俗化出现,无疑与那场刚刚落幕的政治运动有关。在1989年那个政治运动宣告退场后,中国人对政治自由的热情转为对物质、欲望消费的畸形蓬勃追求,她们所谓的“新写实主义”作品为九十年代中国庸俗化和堕落化为虎作伥、推波助澜。她们的一系列“中间小说”(一种介于“纯文学”与“通俗故事”之间的小说),为这股潮流提供了合理的借口,这些码头、商界、摊贩、饭店小业主们的欲望主张被读者合理的嵌入生活复制、仿效、拟真,她们的小说与小说之间大多存在着惯性化的思维。而随之而来全球性“消费社会”在中国的蔓延、生成,九十年代末,“消费文学”在此基础上更上层楼的形成。

理想、先锋、启蒙、浪漫等都一夜之间在文学中撤除,文学迎来了崭新的“消费时代”,在此以后,“病相”、“消费”文学是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概约性关键词。我曾经在2001年大陆文学界首先提出“消费文学”的概念,直陈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景观:“欲望色彩眩迷、感官刺激至上、游戏生活无序、物化消费盛行、审丑庸常拼帖、反文学性‘肆虐’”,当代文学也由“意识形态化”转向“意象形态化”。文学不再承担“国家——民族——历史”这类宏大主题叙事的功能,而是深陷“私我——隐秘——庸俗”小型叙事的泥淖,文学成了同步于生活的平视文本,没有了昔日身上高不可攀的“理想光环”,这以八十年代末“一代痞子英雄”王朔的“破坏性”出现为肇始。到九十年代初期,陈染、林白、海男等一批女性“私小说”作家的涌现,将这种“个人化私我小说”发扬至极致,叛逆、自我、独行、神经质、病态、敏感、性幻想都成为那个代群作家的一致叙事模式,《与往事干杯》、《一个人的战争》、《私人生活》、《女人标本》等等,无一例外地在上述叙事谋略里起伏,她们为身份、性别和青春而焦灼不安,为消费社会的前奏作了暴风雨式的神情、内心、身体试探实验。

消遣性、娱乐性、消费性为主核的大众消费文学,成为90年代文化工业的主力军,世俗化特征、对庸常生态的煽情、内心的伪冲动、矫饰的历史“还原”、伪农村叙事、身体写作的赤搏上阵、虚妄自狂的“痞子”文化、中产阶层趣味的肤浅描摹和虚荣膨胀等等,都为90年代中国文学/化堕落设置了充满悼词的灵堂。

“泡沫文化”、“消解深度”、“自恋”、“私小说”、“性的放诞”、“快餐速食文化”等写作冲动成为炮制90年代文化的作者们一致行动,“物化”挤兑他(她)们身上最后一丝生存“意味”,使得20世纪“五四”时期梁启超、鲁迅、胡适辈翼以借小说“不可思议之力”拯救中国之力成为上古寓言式神话。以90年代中国文学相印证,拯救已自不必说。在我看来,连简单的虚构中国的价值与能力也不复存在,90年代出产的文学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其成型后面向读者的不是伪生活就是夸张、放大、延宕、收遽了现世社会、历史,使之从另一种意义上成了作家个人的自恋、臆想、假想中的自我感动,并在这种伪冲动的情感波涌下达到人为高潮。余华的《活着》、苏童的《妻妾成群》、贾平凹的《废都》、《高老庄》、张贤亮的《青春期》、余秋雨的《山居笔记》、《霜冷长河》、池莉的《来来往往》、《小姐你早》、铁凝的《大浴女》、林白的《玻璃虫》、王安忆的《长恨歌》等等都多少沾染着这些表述策略。老牌作家王蒙、刘心武更是以老到的笔触一次次收肠刮肚,在90年代中后期写出与之生活历练不相称的作品,文学性、艺术性到了很难估量的限度了,到二十一世纪初,他们更是大肆推销他们的油滑人生哲学。

到九十年代中后期,邱华栋、朱文、张旻、赵凝等所谓“晚生代”作家将“消费文学”推向高潮,以此同时出现的是一代七十年代出生作家(以女性居多)横空出世,她们无所顾忌,是得商业时代“消费至上”原则精髓的中国第一代写作者,以“身体写作”和“下半身”(甚至有人将此作为某个诗歌刊名和流派)思考示人,用欲望本文加速向全球化“国际身份”确认靠拢,以此想融入强势国家文化序列,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周洁茹《小妖的网》、朱文颖的《高跟鞋》、戴来的《我们都是有病的人》等等,还有金仁顺、魏微、水果、王天翔、赵波、尹丽川、安妮宝贝、敏子、周瑾等人的作品,都用女性“身体”作为叙事媒介参与欲望、消费狂欢,构筑成绚烂纯粹的“消费文学”世界。

海外看好的作家莫言、余华,近年来也是提供不出与他们早期作品等量齐观的作家,他们的惯性化思维比起上述作家来说稍稍趋缓,但其痴迷于一种病态、审丑、残缺价值图景的动向也是令人关注的,余华在2005、2006年出版的小说《兄弟》是他空洞灵魂、庸俗下作思想的最后发作,佐证了大陆作家“无灵魂、无信仰”写作带来的恶果,这是大陆作家的集体下场。而刘心武索性就不着一字小说,沉浸在“红楼梦”的温柔乡里,在清史里寻找什么历史对应,以对昙花一现的秦可卿身份之谜挖掘最为痴情,可惜牵强附会,连连在清史引用上出尽笑话,成为笑柄。显然,他们都是在直接经验枯竭、代言意识、普遍苦难经验消失后转向他处的,已经连惯性作品都无法“惯性”了。

我曾经对大陆当代文学创作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文学界拥有“五大骗局”:它们是以池莉、贾平凹、莫言、余秋雨、刘震云为核心的作家构成的,这些人没有为后来者标以好的文学示范。我将他们的小说趣味所拥有的共性归纳为五点:痴心于一种残缺价值图景的绘制补缀;预设一种病态社会的趣味现象;臆想一种消极的社会心理模式;张扬一种空洞无物的“假象”生活;赋予庸常生活“超高度”并无节制煽情。

审视近十余年来中国作家们的作品,油滑的人生观、投机的写作观、狭隘的世界观、浮泛的历史观、虚伪的道德观、病态的东方观、消极的人文观充斥其中,文学作品成了政治和政策的图解和具象,而独独缺失载道、代言、全球、忏悔、当代、忧患、人文、悲剧、中国、民本、自由、知识份子、挑战、省察意识,毫无疑问,这些精神元素和写作勇气才是中国当代文学最为缺少的。

今日,就是这样一批缺失信仰、终极追求和传统精神支柱,对历史缺少反省能力的中国作家们,共同沉湎于“消费文学”神话,正走上一条写作趣味与大众消费保持同一层面的不归路。文学的精神灵光根本不可能在他(她)们叙写序列里出现。

讲了许多,只为为在座各位划出一张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的地图,通过这张地图,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当代文学对中国当今总体性精神萎缩和国民性堕落、深为物化欲望缠绕负有不可饶恕的责任。它对“他众”的苦难、不公不感兴趣,只对“自我”的欲望和享乐感兴趣。这也是大陆经济稍稍好转,精神产品就马上堕落的症结所在。

(未完待续)

转自自由圣火(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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