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国人民争取宪政民主的历程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探寻一种政治形式，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历程都没有这么痛苦和残酷。
——[美]黎安友
中国人争取宪政民主的历史已有100多年了。这100多年历经清王朝末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和共产党统治时期，一直到今天仍然连绵不断。其经历之苦难、斗争之残酷、过程之曲折、牺牲之惨烈，实为世所罕见！
早在清朝所谓的“乾嘉盛世”之时，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就已敏锐地洞察到社会危机的到来。他指出：“自乾嘉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又或飧烟草，习邪教，取诛戮，或冻馁以死，．．．．．．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西域置行省议》）时局动荡，危机四伏，有如“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乙丙之际着议第九》）“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尊隐》）倘若再不图变革，将无以拯救危亡。龚自珍还写了不少呼吁改革的诗作，例如“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杂诗》）直到今天仍脍炙人口。面对日趋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龚自珍提出了修改封建礼仪，变革科举考试制度，加重大臣权威的政治主张。其中心思想就是要求将皇室的权力分移于大臣，对君权给予一定限制，以提高行政效能。他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上大学士书》）龚自珍的这些主张，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维新变法思想的先声。
清朝统治者的妄自尊大和闭关锁国，使得我国丧失了吸收和借鉴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走向近代工业化的大好机会。结果在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中，被数千名远道而来的洋兵打得一败涂地。1842年8月29日，大清王朝的代表在英国军队的旗舰“康沃利斯”号上，签署了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自此，紧闭的中国大门被英军的炮舰撞开了。随后，西方列强的炮舰纷至遝来，一个接一个的不平等条约强加到号称“天朝上国”的清王朝身上，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的苦难历程。
这时，统治阶级中的一些进步人士最早从战争的失败中清醒过来，痛自反省，努力探索落后、失败的原因，寻求救国之策，魏源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亲身经历了鸦片战争，目睹了西洋战舰、火炮、枪械和养兵练兵之法的优越性，从而提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魏源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将目光停留在科技层面，而是把视角对准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他为了增补《海国图志》一书，搜集了大量资料，并且更多地关注到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在《海国图志》一书中，魏源详细地介绍了英国的立宪政治和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富强同它们的民主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比清朝的专制制度的优越性。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与魏源同时代的徐继佘在其所着的《瀛环志略》一书中，对欧美国家的民主议会制度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对美国的民主政治及其主要创始人华盛顿给予了高度赞扬。书中写道：“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以《夷氛闻记》一书而著名的梁廷楠在他的另一部著作《海国四说》中的《合省四说》中，详细介绍了美国的民主制度。书中介绍美国的一切大政都要由“民定其议”的民主政治的精髓部分，以及上自总统、下至百姓都要遵守体现“民心之公”的国法，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他的论述已经触及到宪政民主政制的核心。
早期宣传维新变法的著名思想家王韬主张：中国要富强，就一定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实行变法。他以日本为例，赞扬明治维新运动，指出正是由于日本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相当彻底，因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认为变法的一条重要原则，是要顺应民心，即“因民之利而导之，顺民之志而通之”。他特别推崇英国的君主立宪政制，认为有了议会就可以做到“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因此中国应通过变法学习这种制度。王韬的论著，对后来的维新变法运动有较大的影响。
此外，积极传播维新变法思想的还有何启、胡礼垣、薛福成、马建忠、陈虬、汤震、宋育仁等。
以上诸位先贤对西方国家宪政民主制度的介绍，大大开阔了国人的眼界，促进了近代中国宪政民主思想的产生和宪政民主运动的发展。
统治阶层中的一些改良派人士主张效仿西方先进国家，实行议会制度。如曾任福建按察使和首任驻英大臣兼驻法大臣的郭嵩焘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就认为西方国家以议会制为中心的民主政治，是其立国的根本，也是国家富强的主要原因。曾任出使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大臣的崔国因是近代中国明确提出开设议院要求的第一人。他认为：“议院之设，分为上下。其上议院由王公大臣议之，所以率作兴事，慎宪省成，知其远者也；下议院由各省民间公举之人议之，所以通幽达隐，补弊救偏，兴利除害，知其小者近者也。”曾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会办、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的郑观应则是中国近代提出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第一人。他在《盛世危言 ．议院》中，明确提出了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主张。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陆军也连遭 惨败。最后被迫与日本签订自《南京条约》以来最大的丧权辱国的条约——《马关条约》，不仅向日本赔款二万万两白银，而且割让了包括台湾岛和附近岛屿以及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在内的大片领土，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等。这一场战争的失败，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使国人极其悲痛和愤慨！同时也告诉人们，洋务派奉行的“富国强兵”的政策是行不通的。正是在“内忧”和“外患”的挤压之下，中国在一批进步的知识份子的倡导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变法维新运动，揭开了近代中国宪政民主运动的序幕。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和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一经传出，4月8日，来京应试的广东举人康有为等立即联合各省应试举人1300余人发动了史称“公车上书”请愿活动。他们给朝庭递上了万言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尤其强调实行变法维新，指出“使前此而能变法，则可以无今日之祸，使今日而能变法，犹可以免将来之祸。”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译书》中更是大声疾呼：“今日之计，莫急于改宪法”。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从“救亡图存”的目的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变法维新主张：经济上，要“富国为先”，“以商立国”；政治上，要建立“君民同体”的君主立宪制度，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法律上，要“采罗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重定施行”；文化教育上，主张“废八股、兴学校”；军事上，要“选编国民为兵，而司其教练”，加强海军和陆军的建设。维新派的政策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也正是他们完全不同于“洋务派”的地方。而他们所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改变“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的君主专制政体，代之以“君民同体”的君主立宪制度，并“以俄国大彼得之心和日本明治维新之政为政法”，仿效俄国彼得大帝变法之决心和日本明治维新采用西法以治国家的做法，走自上而下的维新之路。维新派变法维新主张的关键，是仿效日本的做法，在政治上学习西方，实行“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政体。1898年，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维新派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导演了一幕悲壮的“百日维新”（史称“戊戌变法”）的活话剧。(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