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波：1957年右派向中共进谏事件。这一事件已过去40多年了，当事人有不少已作古了。好在留下了大量文字材料，使后人了解起它来不致于太困难。从已公布的材料来看，至少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其一，这一事件是毛泽东和中共引发的，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件“引蛇出洞”的“阳谋”。其二，在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中，有一些并不真是右派，有的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还是地地道道的左派，只不过是在中共召开的会议上按照党的要求，给党或基层党的官员提了一点小小的意见而已。
据说有人连意见都没提，只是因为基层党委要完成打“右派”的指标；或者在会议中间忍不住去了一趟厕所，就被打成“右派”。这些都不在本书的论述之列。1957年的2、3月间，毛泽东相继发表了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公开表态动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给党提意见。之后不久，《光明日报》编辑部改组，4月1日，著名的自由派人士储安平就任总编辑，取代共产党员常芝青。在一系列资讯的鼓动下，后来被中共打成“右派“的知识份子纷纷出来“鸣”、“放”。较著名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后被称为“章罗联盟”，实乃无稽之谈）、储安平、浦熙修、章乃器、徐铸成、费孝通、曾昭抡、钱伟长、吴景超、黄药眠、叶笃义、潘光旦、钱端升、沈志远、陈仁炳、彭文应、孙大雨、陆诒、王毅斋、马哲民、韩兆鹗、潘大逵、谭天荣、林希翎、葛佩琦、李慎之等。
如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部长，时任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的章伯钧在5月21日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发言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这就是著名的“政治设计院论”。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则在3月份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指出，中共在干部使用上存在“宗派主义”的错误。他还提出：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他的这个主张以后被称为“平反委员会论”。储安平则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指出，党群关系不好的“关键在‘党天下’”。他认为‘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他的言论当然被称为“党天下论”。其他人也都发表了不少中肯的意见或建议，如提出应对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不合理的制度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应该加强民主建设；思想应绝对自由；应重视发挥知识份子的作用；反对外行领导内行等等。
这些意见与建议，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来看，都是合乎情理的。但却遭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的严厉打击。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字，在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运动中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划定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53万多人（有人说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现今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当年就曾被打成右派，在被记者问到当年的感受时，他答道：“因为这种经历十分痛苦，所以不愿回忆！”（大意如此）当时中共中央曾专门发出《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并规定：在农村中，对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不叫右派分子。由此可见，划右派仅限于知识份子之内。而当时全国的知识份子才不过五百万人；也就是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已占到知识份子总数的百分之十还要多。更为严重的后果是：
“没有人再提意见。
通向‘大跃进’的道路打开了。
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打开了。”
（朱正着《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P542）
第二波：1976年的“四五”运动。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后，中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影响下，接连不断地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如：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1962年9月至“文革”的“四清运动”和1966—1976年延续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中共党内的左派分子（以毛泽东为首）发动的这些政治运动搞得民不聊生，天怒人怨，终于在1976年初以周恩来去世为契机爆发出来。因其于4 月5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镇压，故而史称“四五运动”。这场运动名义上是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实质上是反对左倾路线，要求民主与法制，要求进行政治经济改革。
早在“四五”运动之前，全国各地就已有不少人站出来公开声讨以江青、张春桥为代表的中共党内的极左势力。如发生在1974年11月广州市北京路的署名“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大字报事件（最早提出“民主与法制”）、1976年2月重庆钢铁公司的白智清张贴大字报批判极左思潮事件、1976年2月北京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窦守芳张贴小字报痛斥“四人帮”事件以及稍后发生的太原杨国珍张贴大标语、哈尔滨何庆华发表******、福州刘宗利的大字报事件、武汉锅炉厂200多人召开大会指名批判江青、张春桥、贵阳制药厂李洪刚等7人的大字报事件等等。“四五”运动实际是在3月下旬从江苏南京最先爆发的，随后，幅射到全国各地。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的还要数北京。仅4月1日至4月5日，北京地区自发的参加者就达到几十万人。
由于运动的矛头直指毛泽东的夫人、宠臣以及由毛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晚年的毛泽东在听完汇报后，当即将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活动，(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悼念周总理，是反对我老毛，骂我秦始皇、我比蒋介石还残暴。炮打江青、春桥、洪文，他们的总后台就是我老毛。”)并下令进行镇压。于是当局出动了员警和工人民兵，手持警棍和大棒，对运动的参加者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之后的一段时间还搜捕了许多运动的参加者。“四五”运动虽然被压制下去，但此后仅半年，毛泽东就去世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邦”被捕并受到的审判，“文化大革命”随之告终。
第三波：1978—1980年的民主墙运动和1980年高校民主竞选运动。1978年11月“四五”运动（当时又称为“天安门事件”）获得平反和当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之后，从1977年初就已出现的大字报骤然增多。其内容也发生了转变，在陈述个人不幸和申诉家庭冤屈的大字报中开始出现表达政治意见的成分。起初，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对此是支持的。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接见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说：写大字报是正常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写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见1978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第1版）1978年12月初，邓小平在中法贸易协定签字仪式上又表示：“大字报运动会继续，因为那是件好事。”邓的讲话公布后，出现了一波政治参与的热潮。北京发生了人数达到两万的政治集会，上海的政治性集会规模据说最多时达到15万人。
集会群众强烈地要求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大力推进民主改革。随后，自发结社和民办刊物大量涌现。第一份张贴在位于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的民办刊物是《四五论坛》（1978年12月26日），紧随其后的是《今天》、《群众参考消息》等。到民刊的全盛时期，全国共有民办刊物60多种，仅北京地区就有40多种（还不算各大学学生社团创办的刊物）。这些刊物对民主思想的启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为以后的民主运动提供了大批人才。初期的民办刊物的编辑部往往也就是社团，而自发成立的社团也都拥有同名的刊物。最早的社团是贵州启蒙社（1978年10月成立）和北京的“中国人权同盟”（1979年1月1日成立）。此后还有“兴中会”、“社会主义民主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振兴社”、“解冻社”等。
政府起初的态度是既不予以登记也不予以取缔，使之处于一种半合法状态。之后不久，邓小平的态度的转变，他在197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说，“四大（注：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从来没有起过积极的作用”，并要求司法部门从重处理，3 月6日和3月29日，上海和北京先后发出地方性的“通告”，禁止在公开场所和建筑物上张贴大字报，不准出售“反动”书刊；其后全国其他地方也相继颁布了同样的规定。最后，中共以镇压手段（将魏京生、刘青、任畹町、徐文立等人判刑）和取消宪法中的“四大”权利，强行将其禁止（外省市的民刊一直撑到1980年）。(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