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财力
财力，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钱”，它代表着经济能力或经济实力。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从来就是紧密相联的，在现代社会更是如此。财力的有无和大小，直接关系到政治运作的能力和效果。假定有一批人立志推动社会变革，他们已经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并且开始着手实施这一计划。这时，拥有多少财力资源就会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财力相对比较充裕的话，那么运作起来就会比较自如，规模效应就会比较显着。如果财力比较紧张的话，运作上就难免会受到诸多限制，效果也会大不一样。而从事政治变革的人，早期通常都不具有充足的财力。就象马克思一样，经济上一直很拮据，若没有恩格斯去当资本家、挣钱资助他的话，他的生计都很成问题，更别说是写出《资本论》了。所以，怎样开发财力资源，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下，钱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
解决这一问题的渠道不外乎内部经营与对外募集两种。所谓内部经营，是指从事政治变革的群体内部的人，自身直接进行经济活动或与经济有关的活动，以获得经济收益用来支持政治活动。首先应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不要使之成为拖累事业的因素，更不可因此造成财务方面（不清不白）的问题。其次，可以借鉴马、恩模式，进行内部分工，让有一定经济方面专长和才能的人拿出较多的精力从事经济活动或经营经济实体，赚取利润支援民主事业。对外募集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想方设法取得广大公民和社会组织的理解和同情，争取来自各个方面的资助。在过去的历史进程中，政治人物已经在这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际经验，有许多可供参考的办法。比如创办报刊，自收自支；开办经济实体，获取收益；参与股市投资，积累资金；开展活动，募集经费；与周边的企业、机构、组织建立联系，争取它们的财力支持等等。总之，只要开动脑筋，有所作为，就能够找到解决财力问题的办法。
从国内外的有关情况来看，政治组织或政治人物或多或少都能筹集到一定经费。问题往往出在财务管理上。常见的问题是：一、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或乱收乱支、或假公济私、或有章不循、或贪污公款、或一团乱账。二、不按《政党法》和有关法规办事，黑箱操作，擅自挪用，违法乱纪。我国迄今为止一直没有制订《政党法》，政治组织的行为也没有纳入法治的轨道，因此现阶段尚不存在第二方面的问题。但第一方面的问题却一直存在，且严重地损害了民主力量的声誉。今后，应该特别注意在财务管理上给予高度重视，并从一开始就建立和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制约机制，以防范和杜绝各种不良现象的发生。
六、道德
从一定意义上说，道德伦理也是一种政治资源，而且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资源。政治统计资料显示：中国人也罢，美国人也罢，日本人也罢，都希望政治家能够做到正直、诚实与廉洁。而正直、诚实与廉洁正是一种道德上的要求。宪政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包括着一整套的政治价值和政治伦理，是一种对公民负责任的政治。孔子早就说过：“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篇》）这里的“正”，就是儒家的道德规范；为政者带头遵守道德，别人怎么敢不遵守呢？他还说：“为政以德，譬如星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篇》）意思是用道德来治理国政，自己便会像北极星一般，在一定的位置上，别的星辰都会环绕着它。孔子的话尽管有些夸大道德的作用，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孔子特别强调道德实践的作用，他提出每个人都应努力做到“恭”——对人恭敬有礼；“宽”——以宽厚之心待人；“信”——对人言而有信；“敏”——对事勤敏而不怠；“惠”——为善事而济他。这五个方面归结起来，就是“仁义道德”。搞政治不能不讲道德，私德很差的人，公德必然有亏。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拉伯雷说得好：“学术无良知就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剧作家出身的捷克总统哈韦尔，曾深受不讲良心、蹂躏道德的专制政治的迫害。因此他明确主张政治应建立在良心、道德的基础之上。他认为，政治不应仅仅被理解为政客的阴谋和手段，被实践为对于权力的欲望和追逐，或任何控制人们的技术、伎俩，像在马基雅维里的学说影响下的近代社会中许多人所认可的那样。也许阴谋可以使得某个人登上某个高位，但这也就是他“成功“的顶峰了，因为他不大可能以阴谋改进和推动社会。真正的政治，应当包括某种人性的尺度在内，与人们的个人经验尤其是良心的要求有关。因为说到底，政治是“为了寻找和获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们和服务于人们的一种途径。”“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良心的声音甚于所有抽象推论的声音，不去捏造一种企图超越于良心的呼声之上的那种责任。”（哈韦尔：《政治与良心》）哈威尔的观点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性的认同。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因此道德资源异常丰富。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传统道德（道统）遭到极大破坏。即使是这样，由于几千年的传承和积淀，道德资源也远未枯竭。人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是使用双重的标准：一种标准是“才”或者其他；另一种标准就是“德”，即道德品性；而且通常是把道德评价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切不可忽视道德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特殊作用，而应在反对专制政治、争取宪政民主的实践中，充分调动道德资源，以增强推动政治进步的合力。因为专制政治压抑人性和人的自由，践踏社会公平与正义，是最不道德的。而改变这种状况的出路就在于实行宪政民主。在我国，长期的专制统治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道德伦理体系，造成了道德失范的社会现状，我们有责任把它重新建立起来，使我们生活的社会符合人性的要求，体现出人的尊严；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变得健康、有序和符合道德。
七、传统
传统就是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东西，如象文化、风俗、习惯、思想、观念、艺术，还包括制度以及前面谈过的道德等等，范围非常广泛。著名思想家李泽厚特别强调文化传统的作用，前些年，他花费了很大心血研究《论语》和儒家学说，并写了《论语今读》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儒学（当然首先是孔子和《论语》一书）在塑造、构建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大概起了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严重作用。”是有关中国文化的某种“心魂”所在。因此他提出，应对孔子、《论语》和儒学，这一”半宗教半哲学“的文化神髓作一番既解构又重建的工作，用来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我们应能体会到一位思想者的良苦用心。
传统里面有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有精华也有糟粕，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黎澍曾专门论述过对待传统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他认为：“欲求社会进步，必须敢于打破传统，还必须善于利用传统，才能推动进步。但利用传统还必须预防为传统所利用。”“利用传统往往可以使革新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传统的利用也意味着与旧势力的妥协，放弃反对他们的斗争，延缓某些改革的进程。如果延缓改革渐变而为放弃改革，那就与旧势力合而为一了。”可见，怎样对待传统的问题很不简单。既不能一概否定、全盘抛弃，也不能一概肯定、照单全收。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学教授林毓生经过深入地研究，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意见，就是对传统进行创造性地转化。他认为：“全盘西化”、“全面反传统”的思想本身，正是中国传统思想方式的表现；而真正掌握了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精髓的人，不应要求全面反传统，而应追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林教授认为当代中国有两大任务：一是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建设；二是对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所谓“创造性的转化”，就是把中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加以改造，即人们常说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成为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资源；同时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参见林毓生着《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八、民族意识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曾经对人类作出过重大贡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长期受专制主义的影响，我们的民族在过去的一千多年中，逐渐丧失了进取的锐气和生机，直到变成恶疾缠身、任人欺凌的“东亚病夫”。所幸的是民心未死，近一百多年，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为了争取自由、民主、富强和国家现代化，持续不懈地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奋斗，并且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其中就有民族意识的觉醒。林毓生就认为：“中国接受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主要是以中国的民族主义为基础的；而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则主要是对西方入侵的回应。”“从最根本的层次上讲，正是这种基本的民族主义的目标和愿望导致人们从事文化教育、社会和政治的变革。”（《中国意识的危机》P14）这种民族主义和民族意识能够唤起民族自尊心、自强心和自信心；能够提供民族认同，从而提高本民族成员的归属感和民族凝聚力；能够有助于保存民族的文化传统，丰富世界的精神财富和社会生活。
这种民族主义和民族意识在当代的集中表现就是爱国主义。伟大的“五四运动”的直接起因，就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列强重新分配在华特权，而腐败的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引发的。因此爱国主义一直被当作“五四运动”的传统之一继承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又一次面对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同样是由于中国军民秉持爱国主义的信念，同仇敌忾、殊死抗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挽救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文革结束后，中国积贫积弱，困苦不堪，亟需振奋民族精神，重整河山。一直是中国自由民主重镇的北京大学发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心声，再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健康的民族意识与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十分重要的精神资源。不仅中国如此，其他国家也不例外。美国人同样很爱国，并且充满了民族自豪感。我们的亚洲邻国——韩国人更是以爱国著称于世。
执政党总是喜欢把爱国与爱党混为一谈。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爱国的人不一定爱党，正如同爱党的人不一定爱国。例如那些贪污腐败、祸国殃民、把国有资产化为己有往国外转移的党员可能对党怀有感情（因为是党赋予他们特权、给了他们升官发财的机会），但是无论如何也和爱国沾不上边。如真爱国，就应致力于建设自由、民主、富强的国家，而不应谋取一党之私利。因此，不承认宪政民主的民族主义只能是一种病态的民族主义。其实执政党的领袖们心里也明白，贪官污吏爱的是钱财，而不是党；真正把党往绝路上毁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些贪官污吏。
我们在肯定健康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同时，应该知道民族主义有很多种，其中有不少是带有盲目性的、变态的和危险的。对于这些种类的民族主义，应该高度警惕，尤其要防止落入极端民族主义的陷井。极端民族主义是一种极其有害的意识形态，它会导致盲目排外、以强凌弱、种族仇杀和消灭自由的状况。希特勒的法西斯罪行正是在“民族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实施的；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也是在所谓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维护整个东亚的民族利益的借口下进行的；发生在世界各地的种族仇杀都是在极端民族主义的煽动下进行的。极端民族主义不仅无助于中国走向现代化（更不用说走向自由民主了），而且会极大地妨碍中国的发展进步，真正爱国的人不可不详察。(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