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8日报导】（中央社记者黄慧敏台北二十八日电）究竟当年“乙未战争”抗日军如何让日军吃尽苦头？学者认为，客家人最为称道的特性是不妥协、不屈服的浩然正气。每当外寇侵入时，他们必然地聚集志士抵御外侮。乙未战争就是这种义民精神的彰显。用现在的话来说，“义民精神”就是“台湾精神”。
根据历史记载，中原地区客家人受到一六八四年渡台禁令的影响，到了十九世纪陆续渡海来台时，只能移往桃园、新竹等新垦地区；开垦丘陵、浅山地区时，为了防范原住民的攻击而组成自卫武力，也就是“义民”团体，并住在具有防御功能的家屋和村落里。
客家先民既有的防御势力正好在抗日战争中派上用场。当来自清廷的将领唐景崧、丘逢甲、刘文福等人逃回中国后，走不了的台湾先民只好自我捍卫。但由土豪、乡绅所率领的抗日势力或是义勇军，不论就组织或装备来说，都不足以与日军对决。
即便如此，不愿台湾这块土地平白被日本接收统治，客家先民发挥义民精神，直接杠上日本人，成为日军在台湾遭遇的最大劲敌。
吊诡的是，这些被清未官方想方设法断绝的地方武力，却成为清政府割台后，日军最具有威胁力的反抗势力。只是，由于土豪、乡民武器装备简陋，组织松散，只能利用地形、地物进行游击战或巷战；加上抗战意志纷歧，给养贫弱，又缺乏广域的认同感，因而成为乙未战争功亏一篑的主因。
有人形容这群客裔先民是出于为“爱国情绪”而抗日，似乎是“不可承受之重”。陈运栋文教基金会董事陈运栋说，其实义民军的出发点无非是只是爱乡爱民的具体行动，表达对台湾这块土地的认同，如此而已。
因为客裔先民认为，他们早已在这里“落地生根”，台湾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居所。陈运栋研判，后来的国民政府强调中华民族的精神才是引发乙未战争的主因。，他认为，这是一种别有用意的抗日史观的乙未抗日战争史，企图以“中华民族”的精神，以民族主义来表现“抗日”情怀。
也因此，并未实际参与乙未抗日战的丘逢甲却备受推崇，被塑造成一个爱台湾，抗日、支持国民革命的英雄。原因不外乎丘逢甲虽对乙未抗日战争贡献不多，但因他曾经参与过台湾民主国，这可以唤醒台湾人民共同“抗日”的历史情怀，维持国府的正统性。
有人认为，这些义民军抗日只是单纯地保乡而已，说他们“爱国”，岂不是拥护清朝？如此反而抹煞了客家精神。
总统府国策顾问李乔和台湾大学国发所博士候选人薛云峰也指出，客家是乙未年台湾人抗日的主要力量，但过去在大中国史观的论述下，客家人的抗日行动多常被描述成一种“民族自救运动”，“是中国抗战的原史”。他们认为，这种说法陈义过高，而且与事实不符，何况相关论述中更鲜少提及“客家”两字。
李乔说，近年来在强调“台湾主体性”的“批判性大中国史观”中，“客家”也有意无意被边缘化，例如提到台北城陷后的乙未抗日时，常见的写法如：“接下来的，则是以台湾子弟兵为主体的中南部各地抗日游击战”等，论者似乎吝于指称这些抗日人士是“客家人”；“客家”于是被“台湾”、“本地”等名相稀释概括掉，或被地名如苗栗、新竹等模糊取代。
李乔和薛云峰提出“义民史观”指出，台湾自清朝统治初期到吴汤兴抗日时期的两、三百年间，民变频繁，“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乱”。因此，台湾各地客家庄几乎都设有非常态性的自卫组织，即“义民”团体。
也就是说，﹁义民﹂，是台湾在清领时期普遍的社会现象，无论客家或闽南地区也都有这类民间组织。只要社会现况发生剧烈变动，如械斗、民变或会党叛变，台湾民众自然而然都会组成这类抵御性的义民组织。这种保乡卫土的精神，可称为“义民精神”。
李乔进一步表示，“狭义”的义民是指“客家义民”；“广义的义民”指的是“台湾义民”，而且不分闽、粤和原住民”。用现在的说来话，其实“义民精神”就是“台湾精神”。
所以，李乔和薛云峰认为，若是将乙未年客家人的抗日运动，视为清领时期的最后一次义民大动员，理应更贴近事实真相，也更能解释徐骧、吴汤兴和姜绍祖等人为何甘于冒死抗日。
而从陈运栋引用了日人山口县造在“客家与中国革命”文中的话：“客家是中国最优秀的民族，他们有一种自信自傲的气质，……他们是永远不会被征服的。”看来，或许是对客家族群最好的写照。950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