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9日讯】一、南京事件前的回顾
四五运动三十周年，北春向我约稿。回顾那样一个似乎遥远，却又近在眼前的时代，作为一个没有参与具体事件，却又被大家视为重要当事人和参与者的我，不由感慨万千。
三十年，对于历史，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人生，却是一个漫长的岁月。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那样的一个时代：漆黑的长夜笼罩着中国的大地，经过无数个运动的腥风血雨，全面专政的恐怖浸透了每一个人的心灵和骨髓。工厂里，学校里，单位里，到处是大批判的战场，无数的阶级敌人战战兢兢地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批斗和改造，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异常贫困、甚至忍饥挨饿的生活中，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生活，防止那一天不小心，讲错一句话，写错一个字，突然成为阶级敌人、专政对象。监狱中关押了无数的政治犯，不断有反革命被送上刑场，执行枪决。他们有的人，不过是喊错一句口号，发了一点牢骚，写了一点带有不满情绪的日记。
但是，黑夜中，依然不时有划破长空的闪电，向茫茫的、似乎漫无止境的、恐怖的黑暗挑战。
由于文革的大规模动荡，把无数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推入政治。文革产生和揭示的大量现象，使他们迷惑不解。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拼命寻找当时很难找得到的各种书籍，如饥似渴的阅读，探索未来世界和中国的道路。笔者正是这些人中间的一员。
这种学习和探索，文革、尤其是1971年林彪的出逃的实践，使我发现并最后确信，毛泽东把历史的方向搞反了。今后历史的方向，不是全面专政，而恰恰相反，是当时被批判，被认为是十恶不赦自由和民主制度。1972年，我回杭州参与解决有关浙江问题时，有的同学问我今后的方向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民主！”但是，当时，我得到我的理论发现和结论时，并没有一种发现新思想的喜悦，相反，却是势必成为反革命阶级敌人可能掉脑袋的恐惧。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使命感，才使我从此投入了中国的民主运动。
1975年9月，我再次贴出《反对特权》《战斗宣言》《关于理论问题的问答》等四篇共约四万字大字报。这一次，我把大字报贴到了南京市中心新街口。大字报当天深夜就被当局撕去。不久，江苏省委派出七十多人的工作队进驻南京制药厂，召集一些大专院校的“理论队伍”。在工厂和省市对我的文章进行批判。工厂里，他们的“理论队伍”也天天对我进行批判，与我辩论。从那以后好多个月内，这种批判和辩论成为南京和南京附近市民茶后饭余，街谈巷议的话题。结果，他们的批判不仅没有取得胜利，相反，无论是工人、工作队员出厂后的私下介绍，还是市民的议论，都说当局在辩论中辩输了。
我的大字报和文章主要是论述反对特权官僚等级专制制度，实现自由民主制度的问题。文中顺便点名批判了张春桥姚文元等理论权威。由于当时的政治惯性，在市民的议论中，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等四人帮，几乎被置于反对专制实现民主的同等地位。
南京事件发生时，我已经入狱近四个月。南京事件的十多个被捕人员中，除了一个远在江北大厂区的南京钢铁厂工人郑信是我的老朋友外[附注，见后]，其余的人我都不认识。我们工厂附近的几个，如制药厂宿舍隔壁仪表机械厂的工会负责人陈帮水，南汽制动器厂被捕的王运德等三人，对我了解较多但我不认识他们。所以后来这些朋友入狱后，被说成是我的同伙、同案，抄家时从有的朋友那里抄出我的文章，这些朋友后来聚会时也说是受我影响而搞南京事件，这仅仅是一种思想影响。
二、南京事件的简单经过
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冰冻的大地下，在全面专政的残暴高压下，地火在酝酿，在奔突。终于，它爆发了，这就是四五运动。四五运动是中共建政以后，中国老百姓第一次自发地大规模地对中共掌权者表达不满的运动。周恩来的去世，成了事件爆发的导火线。而周恩来之所以成为老百姓表达不满的幌子，乃是因为他与毛泽东四人帮残暴专制有所不同比较温和的形象。
四五运动首先是由南京事件发起的。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和四人帮用各种方法阻止悼念，引起人们的不满。
3月24日，江苏新医学院200多名学生和教职工，来到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碑前，悼念周恩来。一位工作人员以雨花台不是悼念周恩来的场所为由，将花圈上的挽联拿掉。当大家围住他讲理时，他一时心慌，称自己是上海的记者，激起群众的愤怒。
3月25日，《文汇报》刊登一篇报导，文章中有“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语句。南京大学学生把这句话加了红圈，贴到校门口。800多名学生（当时称工农兵学员），分成20个小组，到闹市街头进行演讲，在大街、车站和公共汽车上刷大标语。南京大学数学系电脑专业一年级的学生在党支部书记秦锋带领下，来到南京火车站，在开往各地的列车上，刷上“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罪该万死！”等标语。
3月29日夜至30日，更多学校学生来到火车站。当他们得知火车一出南京，大标语就被冲洗掉，就在车站工人的帮助下，用不易被冲洗掉的水氯松、油漆、柏油，将标语刷在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
在1976年3月末的几天里，南京城沸腾了，到处是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大字报、大标语，到处是看大字报、大标语的人群。当游行队伍出现时，交警为他们开绿灯，车辆为他们让路，路边的群众驻足观看，鼓掌致意。
南京反对“四人帮”的斗争，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4月1日，中共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京和各地出现的情况。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通知》说：“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4月5日“天安门事件”后，4月16日晚8时，中央政治局为江苏问题专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说：“南京政治事件同北京反革命事件，性质是一样的，程度不比北京差。”要求江苏省委、南京军区党委“对反革命要坚决镇压，对政治事件的策划人、反革命谣言制造者要彻底追查，进行打击。”
随后，南京市各单位和解放军驻宁部队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
三、我所接触的南京事件知名人士
四五运动发生时，我正被关押在南京市看守所两个人的小号子。过了几天。突然推进一个年轻人，这就是南大电脑系的秦锋。随后的交谈中，我知道了那些天外面发生的情况。我要他坚决顶住，说这个事情迟早要翻过来。上海帮有四个人（当时他们反对三个，没有王洪文），别看他们倡狂，他们终究要失败，估计半年到十个月之内，他们会遭到某种程度的失败。而邓小平，我们今后迟早要与他分手，但现在还要保他，他现在的被打倒，意味着他今后的复出。他说，你还仍然这么顽固呀？问我有什么根据，要与我打赌。我说根据浙江经验，1974年翁森鹤等以民兵指挥部打下全省，浙江朋友到我这里，说浙江完了。我说没有完，翁森鹤他们的倡狂，不过半年十个月，就会失败。我看这次上海帮也差不多。他要我再次确认时间，我说，半年到十个月，秋天，十月到十二月之间，失败到什么程度，我难以肯定。
我当时还偷偷批评了毛泽东的一些问题。这些大逆不道的谈话，被同号另一个监视我们的刑事犯报告当局，结果，秦锋被审讯人员痛骂，很快转移到其他号子，而我后来则因此事和其他反四人帮毛泽东的言论，被带背铐，及到四人帮垮台消息传来，才被解除背铐。这种长期背铐，往往是重刑犯死刑犯的待遇。如果四人帮不垮台，我们的脑袋能否保住，显然是个疑问。据我所知，当时南京事件被捕人员中，至少有两个已经被预定判死刑。一个是电讯局老工人，审讯时看到自己预定的死刑判决，在号房自杀未遂。一个是军人，在我隔壁号房，审讯时被说成徐水良同伙。他说我与徐水良根本不认识，怎么是同伙？审讯人员说，你那里有徐水良的文章，你们的思想都一样。出狱后大家见面聊天，庆幸四人帮垮台早，才保住脑袋。
以后唐山大地震，看守所犯人转移到其他地方的监狱。我见到了原是老朋友的南钢工人等几个被捕人员，秦锋也见到了其他几个被捕人员，监狱转移成为资讯交流机会，他特别把我对时间的估计，转告了见到的各位朋友。
四人帮垮台后，除了那个南钢工人朋友，及到1980年本人和其他朋友努力营救，才得以平反出狱外，其他朋友很快释放。但本人，虽然南京群众和江苏各方面强烈要求释放，然而当时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却极力反对，说徐水良虽然反对四人帮，但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要搞民主，比四人帮更坏，指示南京市再一次开展批判。结果就一直被关在监狱中。及到四五运动平反，南京事件被捕朋友联合组织营救，上街张贴大字报，浙江大学领导也派出我的同学浙大团委书记，赴南京参与营救，在中纪委刘顺元先生和其他一些部门领导人的关心下，才于1979年1月，得以平反出狱。
以后，南京事件被捕人员中有意继续活动的，就在一起从事民主运动。全国四五运动的参加者，都在各地出版民办刊物，成为七九民运的骨干。南京被捕朋友也一再商量出版民办刊物的事情，但因为笔者身体虚弱，回浙江老家休养，大家等我，刊物没能办成。以后大家做了一些张贴大字报和传单等工作，再次被当局视为异己，受到严密跟踪和盯梢。
当时浙大领导要我当浙大团委书记的同学，到南京动员我回浙大，说徐水良不回浙大你就留在南京，不要回来，及到你们一起回来。我到浙大看望老书记，他也立刻电话招来浙大医院院长，说徐水良马上回来，你带他去浙江医院检查身体。因此我就准备回浙大。但南京事件被捕朋友到我宿舍，说我们营救你出来，就是要你带我们大家继续干，你怎么能拍拍屁股回浙江？我想了一下，觉得出于道义，只能暂时留在南京。不料这一留，就走不掉了。后来我同学按张黎群先生指示和受浙江方面使命，到南京跟我商量调我负责编辑出版《浙江青年》（后改名《东方青年》），结果我已经再次被捕，连来商调的他，也成为警方跟踪的对象。
1991年5月我刑满出狱，南京事件被捕朋友由秦锋等出面，派车到镇江接我出狱。不过，这时，虽然多数朋友仍然关心中国的民主事业，但大多已经淡出民运。这些朋友，有的成了个体户或私营企业主，如秦锋和铁路分局的李永康等，也有的当了官，如原来是军人的那个朋友。四五运动后成为团中央委员的李西宁，目前是加拿大一个大学的教授。南京邮电学院的三个学生，我与章勇山和他父亲南大党委书记章德有过交往，但第二次出狱后，怕对他们有不利影响，没有交往。其他两位，因为分配到外地，我大致只见过一面。原来是工人的朋友，则陆续退休。出国前，我还向其中一些朋友告别。我相信，尽管因为中共专制的极端残暴，许多朋友被迫淡出民主运动，但是，他们中多数人，对民主事业关心和向往的心，却不会死。
四、四五运动的性质
一些朋友不承认四五运动是民主运动。确实，四五运动没有提出明确的民主诉求，而是以悼念周恩来为名，发泄对中共当权者的不满。但是，一般说来，一个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往往要比真正专门从事这种运动的人，要落后一个层次。例如四五运动前，我的大字报和李一哲的大字报，已经明确地提出和着重论述反对特权官僚专制专制制度和实现自由民主制度的问题，已经很明确地是属于民主运动的范畴。本人文章还顺便点了四人帮张、姚的名。但是，这之后的南京事件和四五运动，却主要是以悼念周恩来为名，反对四人帮，表达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独裁专制的不满，重点在我顺便点名的那部分而不是民主部分。八九民运有的参加者，不承认八九之前的民主运动是民运，但实际上，八九民运的民主诉求，整体说来，并没有超过十年前的七九民主墙。原因就在于一个是少数先进分子的思想，另一个是大规模群众运动，大规模群众运动要以多数参加者的认识为转移，与先进分子的认识，有一个时间上程度上的差距。
所以，对于四五运动，仅仅分割开来，从它本身内容看，确实很难说是民主运动。但是，如果摆在整个中国民主进程中来看，那么，它无疑是中国民主进程和运动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直接受这之前徐水良李一哲大字报的影响而产生，而它的结果，它的继承者，也是七九民主墙和思想解放运动。四五运动的骨干，大多数成为七九民主墙的骨干。中共当局，即使在四五运动平反后的对它盛赞的高潮中，仍然把它视为异类。四五运动的参与者，仍然受到怀疑和监控，被当作异己分子，异议人士。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一直到后来，都认为四五运动有别有用心的幕后操纵者操纵。
四五运动对中国民主事业的意义，不可低估。四五运动毕竟是中共建政以后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的群众反抗运动，仅仅天安门广场，人数最多时就达到一百万人。加上包括南京在内的全国各地的参与者，规模相当可观。它第一次在大赞秦始皇的专制黑暗环境中，呼出了“秦皇的封建皇朝一去不复返了”的强音，对毛泽东和中共专制的冲击力量，不可低估。它大规模地松动了被专制冰冻板结的土壤。它对中国社会的大规模反抗运动和民主运动，起了早期开拓的作用。它将在中国历史占据一个重要而光辉的地位，让人永远铭记。
[附注]：这里顺便提一下一个现在几乎被湮没、除了本人以外没有看到有其他人提及的、中国民主史上的一个重要史实：郑信先生和我另一个老朋友杨铁夫先生，是文革以后，我能看到的最早提出“民主和法制”，“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口号，以及阐述权力制衡，三权分立理论的人。那是1974年3月以后的一段时间，他们看了我的《战斗宣言》等大字报和传单，与我详细交换了反对特权官僚专制制度，实现自由民主制度等等许多问题的看法，几乎完全接受了我的意见。1974年5、6月间，他们出版了一份铅印的四开小报，发表了几篇共约二万字的文章，阐述民主法制，权力制衡，三权分立（当时他们着重举的例子是公检法三权分立制衡）等问题，在连云港一个印刷厂铅印了三千份，然后在南京街头出售，散往全国各地，在南京引起相当轰动。我们厂职工看到报纸，都以为是我出版的，纷纷跑来问我，因为报纸思想与我的大字报文章思想惊人一致。我澄清是他们二个人出版的。他们提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口号，比著名的李一哲大字报早五、六个月。
2006-3-5日
转自《网路文摘》(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