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7日讯】日本在教科书中抹杀侵华历史，受到世人的尖锐抨击，称之为“教科书问题”。其实，中国也有“教科书问题”。
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姚文元病亡。中国诸多年轻人竟然问“姚文元是谁”？！也有年轻人听说姚文元是“四人帮”中的一个，便问：“四人帮是哪四个人？”在网上，还可以见到年轻人的种种奇谈怪论：“姚老走好！”“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死得默默无闻啊！”甚至有人在我一篇关于姚文元的文章上留言：“我党伟大出人才！”
姚文元之死引发的一系列怪现象，凸现了中国的“教科书问题”：尽管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地否定了“文革”，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中共对“文革”讳莫如深，有人甚至主张“淡化文革”。中国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对于有关“文革”的文章、图书的发表出版，严加控制。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这样的控制越来越严厉。二○○五年，一家出版社在出版《我们的七十年代》一书时，仅仅因为书前放了一张林彪的照片，便受到主管部门点名批评。其实，那张林彪照片是很普通常见的。中共当局对于“文革”图书、文章的控制之严，由此可见一斑。
巴金死在姚文元之前。中国媒体对于巴金之死，发表了众多的纪念文章。然而，所有的文章都不提巴金老人晚年最大的心愿－－建立“文革博物馆”。这是因为主管部门严令各媒体在纪念巴金时不许涉及建立“文革博物馆”。
姚文元死得不早不晚，“挑选”了一个最敏感的时刻：在姚文元病逝前不久－－○五年十一月十日，是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四十周年的日子。正是这篇“宏文”，揭开了文革的序幕。姚文元去世之后不久，迎来了○六年－－“文革”四十周年祭，粉碎“四人帮”三十周年庆。姚文元之死，唤醒了众多中国人对于“文革”的记忆。大约正是由于姚文元死在最敏感的时刻，新华社精心挑选了发布这一消息的时间：二○○六年一月六日下午四时。那天正是周五，那时候人们正忙于下班回家度双休日，这样可以尽量淡化、减少这一事件的影响。
中共当局为何如此“免提文革”？说穿了，无非因为“文革”是中共的一段极左的历史，内乱纷争的历史，是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的历史。于是，尽量淡化、遮掩这一段历史，以“维护党的形象”，号召百姓“安定团结朝前看”。
也正因为这样，便发生了咄咄怪事：“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研究在海外！
其实，记住“文革”，研究“文革”，如同巴金所言，是为了防止这样的浩劫在中国重演，是为了中国不再产生“张春桥笫二”、“姚文元笫二”以及各种各样的“小张春桥”、“小姚文元”。时至今日，中国并没有彻底铲除“文革”重演的“左”的土壤。一九八三年那极左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席卷中国大地之时，连巴金都惊呼“文革”又来了！幸亏胡耀邦及时制止，才使这场“后文革”运动半途而终。
中共当局不仅淡化“文革”，而且也淡化“反右派运动”，因为那也是中共的一段极左的历史。我很惊讶，我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作讲座时，问起葛佩琦，学生们竟然都不知道，包括党史系的学生也不知道！在一九五七年，中国人民大学的葛佩琦，是名震全国的“大右派分子”，如今却被中国人民大学淡忘了！明年是反右五十周年祭，不知中共当局将如何应对？
当年，姚文元是中国的“舆论总管”。在姚文元的严控之下，全国“舆论一律”，大报小报一个调，“众口一词”。今日中国虽说“舆论总管”早已数易其人，连“盯着点”、“关着点”、“跟着点”的丁关根也下台了，然而那毛泽东倡导的“舆论一律”的“光荣传统”依然“代代相传”。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化，言论自由，依然颇为遥远。中国的“教科书”问题，何时得以解决，仍是茫然不知。
二○○六年一月十三日上海
转自《开放》２００６年３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