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推进政治改革
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
我国20多年来之所以发生了巨大的积极变化，其根本原因就是进行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打破了计划经济的体制障碍和僵化的意识形态禁锢，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人们长期以来被压抑的生命活力与创造性，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由于未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过程中，适时启动政治改革，致使权力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社会不公正日益加剧，各种矛盾愈积愈深，经晪麰略]无法深入下去。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增进人民的福祉，争取今后20年和整个二十一世纪的更大进步与国家的长治久安，跟上政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就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冲破旧的政治体制与过时的政治思维的障碍，激发出新的社会潜力和能量，建立起现代的宪政民主政体。
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元老之一、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不久以前在关于中国改革的一次谈话中说：“我感觉困难的是制度层面的改革问题。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人口，农民又占大多数，要过两个关，一个是市场关，一个是民主关，用市场制度激励群众，用民主制度团结群众，这两个制度搞好，天下大定。”他在谈话中还强调指出，体制转换和过渡的时间太长了，应该加快改革速度。他的观点很明确：无外乎是说经济改革要建立市场制度，政治改革要建立民主制度。有了这两个基本制度，其他问题就好解决了。我赞成杜润生老先生的意见。我国的问题非常之多，如果不抓住要领，而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话，那就永远也搞不好。长期搞不好，是十分危险的。杜润生的意见就是要抓住要领，以免总是陷于被动局面。
每个中国公民都应该关心政治改革，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和我们国家的前途。作为对本国公民和人类社会负有一定责任的政治家，更应该高瞻远瞩，提纲挈领，抓百年大事，立千秋功业。建立市场制度和民主制度（确切地说，是“宪政民主制度”），就是这样的百年大事和千秋功业。中共领导层已经认识到过市场关的必要性；但是对于过民主关的必要性显然还缺乏认识。在他们的意识中可能认为：不搞市场制度，经济就没有出路；而不搞民主制度，政治上还是能够支撑的，因此可以无限期的往后拖或者留给后人解决。其实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这正是权力腐败现象禁而不止、愈演愈烈和市场经济制度难以确立、残缺不全的根本原因。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于1999年5月28日在武汉大学人文科学馆发表了题为“人类所知道的社会体制其实一共只有三种”的演讲。张五常从经济学的原理出发，经过长期的思考和研究，提出了人类所知道的社会体制只有三种的理论。他所说的第一种体制就是所谓的私有产权的体制；第二种体制是按照社会等级排序进行分配的体制，即人们通常说的“论资排辈”的体制；第三种体制既不是完全根据社会等级来排序，也不是完全根据产权来排序，而是根据其贪污腐化的权力排列的社会体制。张五常指出：第三种体制是最成问题、也是最令他担心的体制。因为在这种体制下，政府的权力非常之大，政府的管制无所不在。而一旦有了管制，贪污腐败就有了方便大门。
张五常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1993年他陪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去成都市访问，与当时的四川省省长一起探讨问题。弗里德曼非常善辩，鲜有对手，可是这次却败在四川省长的手下。弗里德曼建议尽快取消政府对经济的管制，他举例说：如果你想把老鼠的尾巴砍断的话，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砍掉就行了。长痛不如短痛嘛。省长先生反驳说：亲爱的教授，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老鼠是不同的，它们有很多不同的尾巴互相缠在一起，您先砍哪一根？弗里德曼无法回答他的问题。张五常给出的答案是：把所有的尾巴都一同砍掉。张五常提出的贪污腐败的体制在政治学上就叫做“无限政府”，意思是政府的权力没有边界、且不受任何制约，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政府。这种体制的确有点象那位省长比喻的有很多不同的尾巴缠绕在一起的老鼠，盘根错节，无所不在。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只能是走向自我毁灭；如果仅是自我毁灭，那还不要紧，随它去就是了；问题是毁灭的过程一旦失去控制，将会给整个人类造成极大损害。要改变这种社会体制，仅仅靠经济上建立市场体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政治上建立宪政民主体制，也就是杜润生老先生说的过“民主关”。
著名学者汪丁丁在《未来20年发展与改革的两大障碍》一文中指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视角下，未来20年中国发展与改革的主要障碍有两个：（1）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知识状况”的极度落后；（2）在制度变迁方面，中国社会结构内部的权力的普遍腐败。在这两个障碍中，制度方面的障碍更具决定性，因为当社会普遍地发生着“权力腐败”的时候，“知识状况”的任何改善都是空想。知识本身就意味着权力（“知识就是力量”），腐败的知识权力也就意味着知识在社会里的道德合法性的丧失（法律知识沦为贪赃枉法，经济知识沦为营私舞弊，政治知识沦为朋党之争与帝王术 ．．．．．．）。消除权力的腐败应当成为我国未来20年发展与改革的努力之关键。市场规则在我国社会的“本土化”，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社会创新能力的开发与保持，所有这些都有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建立一种制度来监督和医治我们权力的腐败。成熟市场社会的经验告诉我们：（1）以公众舆论监督权力；（2）以新闻自由医治腐败；（3）以法治精神维护公共领域与权力机器之间的平衡；（4）以道德共识基础上的宪法精神指导政府日常职能的动作。（2000年1月号《财经》）汪丁丁文章的意旨很明确，就是主张推进政治改革，建立宪政体制，消除权力腐败，促进经济发展。
继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后，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再次提出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在大会的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部分却显得相当保守与空泛。这一部分的内容共有五项：（一）健全民主制度。（二）加强法制建设。（三）推进机构改革。（四）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五）维护安定团结。看似冠冕堂皇，却缺乏实际内容和措施，全部篇幅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换句话说，就是坚持和强化一党专政。比起十年前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来，十五大报告的政改部分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有较大退步。正因为如此，近几年来权力腐败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愈演愈烈、愈来愈公开化、愈来愈肆无忌惮，“太腐败了”已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不久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与新华社《半月谈》共同组织的对50位元不同学科的专家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对中央党校部分地（厅）级党政领导干部学员进行的问卷调查；零点调查公司对社会公众所作的调查；均显示“腐败是头号社会问题”（2000年1月11日《中国经济时报》第3版）。这些都说明：全社会对权力腐败的严重性具有高度共识；同时证明了推进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中共领导人可能担心搞政治改革会导致自身失去政治权力和社会出现不稳定局面。但是，不搞政治改革的结果要比这可怕得多，因为不搞政治改革，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坚持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权力，就必然会无可救药地腐败下去，走到人民的对立面，迟早要被人民所彻底抛弃。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失败就是先例。前苏联东欧实行一党专政的各国概莫能外。搞政治改革，实行宪政民主，将权力还给人民，才能够奠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和重塑党的合法性基础。在宪政民主政制下，如果你做得好，人民自然会选择你，谁反对也没用。如果你做得不好，一时被人民弃选，你仍有机会改过自新，争取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所以，真正对党负责、对国家民族负责，就应当深谋远虑，依归民意，计利当计天下利，谋事当谋万世功。蒋经国先生晚年在台湾做出的开放党禁报禁，实行宪政民主的伟大决策，既顺应了历史潮流，又实现了人民的意愿，体现了“天下为公”的崇高境界，足以彪炳中华民族的千秋史册。大陆有十三亿人，是台湾的60多倍，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中共领导人倘能放弃陈旧的政治思维，下决心进行政治改革，实行宪政民主，其功德之大恐无人能及，于民于国于己都是善莫大焉！这个道理其实是很容易想明白的。
从实际的角度来观察我国的现实政治，客观地讲，近年来在某些领域，是搞了一些改革的（尽管改得还很不使人满意）。譬如象法院、检察院、公安系统的改革，应该说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的。特别是肖扬到最高法院担任院长以来，法院系统的体制和工作得到一定改进。譬如推行审判公开制度、庭审直播等；法官的来源渠道也开始改革，现行的制度将被废止，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法官只能从下级法院和社会法律人才中选任；将为高级法院的法官配备法官助理，现行的助理审判员将被取消。据1999年9 月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导，中国法院将加大改革力度，即将进行的法院司法改革仍然把审判方式改革列在首要位置。其中，“三个分立”制度最为引人注目。其内容是：在审判工作中实行立案和审判分立，审判与执行分立，审判与监督分立。其他审判方式改革的内容还包括：
一、强化庭审法官和合议庭职责，推行审判长和独任法官选任制度，确保办案质量和提高效率，调动法官的工作积极性。
二、在刑事案件中依法保证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指定律师为经济困难者提供法律援助。
三、围绕公开认证、当庭评理，完善举证、质证制度。任何证据未经法庭质证，都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完善这一制度将有利于保证司法公正。
四、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1999年10月22日最高法院公布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又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检察院系统在韩杼槟入主以来也搞了一些改革。公安部长贾春旺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从2000年起，中国公安机关将力争在3年时间内，使各级公安队伍违法违纪和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有明显提高，使人民群众感到比较满意。公安部为此发布了一系列档，制订了不少规章和措施。笔者并不怀疑肖扬、韩杼槟、贾春旺的改革诚意，也非常希望他们的改革部署不要流于形式，能够得以落实（哪怕是部分落实也好）。但是，据我多年来对我国政治的观察与研究，如果不进行根本的政治改革，不用说3年时间，就是再加上十倍时间，也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司法系统的违法违纪和腐败现象。因为这些消极腐败现象的根源主要在体制上，而不是在工作作风上，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肖扬也好，韩杼槟也好，贾春旺也好，他们只能在现行体制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有限度的改革，这主要是由现行政治体制造成的。因此，他们所进行的改革，注定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的。治本的办法惟有深入推进政治改革，建立宪政民主制度。
从历史上看，社会变迁的基本途径有两条:一曰暴力冲突（造反、暴动、起义、革命）；二曰和平渐进。笔者基于宪政民主思想、人道主义和建设性的立场，鲜明地反对暴力冲突，坚定地支持和平渐进。因为暴力冲突只具有破坏性，而不具有建设性；因为暴力冲突主张以暴易暴，结果往往是以新的暴政代替旧的暴政，强化独裁专制，而不会产生宪政民主体制；因为暴力冲突必然导致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牺牲，使整个社会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而且这一惨重的代价将主要由平民百姓承受。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世界史，充斥着暴力冲突和战争，暴力冲突频繁发生，加上两次热战、一次冷战、无数次内战和地区性战争，给整个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同样，二十世纪的中国当代史，也充斥着暴力冲突和革命，北洋军阀、国民党、共产党都是靠暴力起家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靠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1989年6月，依靠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中共元老集团，仍然是使用暴力手段镇压和平请愿、要求民主改革的学生、知识份子和普通百姓，残酷地剥夺了许多善良无辜的人的生存权。暴力革命和暴力统治带给中国人民的是深重的苦难、巨大的创伤和悲惨的结局。诉诸暴力、以暴易暴、冤冤相报，将使中国永无宁日。因此，所有主张和赞同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人，都应坚持和平、理性、推进改革、反对暴力的原则立场，不管主张暴力的人是以专制的名义、还是以革命的名义。
要想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体制，实现社会公正；就必须在持续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不断地推进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就是用和平的、理性的、负责任的和建设性的方式，逐步改变政治体制、政治观念、政治文化、政治哲学，消除旧体制的弊病，建立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符合国民需要、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
具体到我国，笔者认为：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应确定为建立宪政民主体制。这种新型的体制应该包括真正实行宪法和法律的统治，切实保障人权和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有限政府与权力制衡，普遍的民主选举以及司法独立。(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