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8日讯】在西方这种多元社会，其左右阵营十分清晰，在思想上有些影响的人基本上都被划分到这两个阵营。人死了，自然有本阵营的人出来赞美一番；而反对阵营的人，重的痛斥一顿，比如中国人熟悉的苏珊．桑塔格去世后，马上有评论家出来痛斥她的极左，借她的话说“她才是西方的癌症”（桑塔格曾说，白人是西方的癌症）。再比如另一个美国家喻户晓的大主播彼得．詹宁斯去世后，右派杂志立刻出来抨击他报导的左倾、不公正。这些都发生在他们去世后两、三天之内，而一个星期以后，媒体就连提都不提他们了，这就是新闻的残酷性。
刘宾雁去世后，很多人歌颂，当然是很正常的。而我自认为不是刘宾雁阵营的，而且在如何看待共产党和西方左派这种重大政治观点上是站在他的完全对立面上，所以我写篇文章不仅非常正常，更是对自己所捍卫的价值负一份责任。有人指责我 “鞭尸”，在美国住了十多年的郑义先生也在上期《开放》搬出什么 “ 尸骨未寒”之类，我只好耸耸肩。试想，如果我今天再写一篇评李慎之的文章的话，会有几个人看呢？又有哪家杂志愿意发呢？这是新闻常识嘛！
除了认为我批刘时机不当之外，郑义还费了挺大劲找出不少我引言的 “ 不准确”之处，冠上“失实、断章取义、颠倒原意”等大帽子，更绞尽脑汁地分析了一通曹长青的 “动机、目的、使用手法”，咋一看，颇产生一种曹长青为了批倒批臭刘宾雁不惜时机，不择手段之感。我还不知道自己居然“毒”到如此地步。郑义先生的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过于紧张了吧？
我写文章的第一个考虑是可读性。长篇引用不仅破坏可读性，更打断我自己评论的连续性和一体性；而且政论刊物的篇幅，也不可能容许作者长篇引用，你只能从他的许多文字中寻找反映他基本观点的东西，这当然还是常识。
郑义首先指责我对刘宾雁《人妖之间》里一句话（ 34 个字）的引用是 “自己加工的”。我只不过为了清楚，删掉了一个括号（因为括号里面可以是引用者自己的话，引用加括号很容易引起误解），并为了节省篇幅而删掉了两个形容词。郑义先生居然洋洋洒洒地分析了一千七百字（其中大段引用刘宾雁原文）。我费了很大劲看完之后，无法不感叹：
我的智商绝对没法和郑义相比 —— 为了展示刘宾雁的新闻写作不够规范，引用一句话，能费尽心机算计到那种地步；即使我有郑义拔高的那么精明，它值得吗？难道我疯了。《人妖之间》不符合新闻写作原则之处通篇都是，我另选一句就得了呗。事实上我看郑义选的那些引文，统统都比我的更能证明刘宾雁不是在写报告，而是在 “说书”，他岂止是“渲染王守信可能用色相交易”，根本就是在指控王守信用色相交易嘛。
其次，郑义认为，我不应该批评刘宾雁在报告文学中使用心理描写，而且我的批评不够公平。事实上，关于新闻作品里不能使用心理描写，不能随便用 “ 想”，只能是被采访者告诉记者他怎么想的，这根本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从美国新闻教材上学到的，并在自己写新闻报导性作品时小心地注意着。我今天去追究刘宾雁二十多年前的报告文学是毫无意义的，只不过因为他是报告文学的代表作家，现在他去世了，借他的作品提出一个中文新闻写作的问题而已。而郑义那充满阶级斗争的分析，颇让我倒吸一口冷气。
郑义指出我在“ 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一文中对李登辉曾使用过“想”。但郑义先生故意忽略了，我开宗明义，文章是在和李登辉本人有过长时间交谈，并对他进行了专访之后写的，他所有的 “想”，不是直接引语，就是引用他书里的话。而我使用的 “蒋经国认为”，在该文同一段落，就清楚地表明，是引述来自俄国人拍摄的《蒋经国》影片的文字材料。而刘宾雁笔下那些人物们的 “想”，他没有一个字的交代，说他采访了那些“ 想”事的人，或者读了有关他们的资料，所以人们根本无从了解，那些 “ 想”都是从哪里来的，而且刘宾雁更使用了“ 人们有些纳闷”这种小说句子。哪些人们？刘宾雁怎么知道人家纳闷的？
郑义极力为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写法辩护，大概他是支持报告和文学混为一谈的。这个问题谁是谁非，我丝毫无意争辩；相信中国新闻界自会有自己的检讨，我只不过提出来，抛砖引玉（或许别人早就提出来了，我没有看到而已）。
第三，我引用了一个胡绩伟回忆刘宾雁文章中的陈述，郑义指责我曲解胡绩伟。没错，胡绩伟没有批评刘宾雁，但他清楚地提到有很多人指责刘宾雁“虚假报导”。同样是一篇文章，郑义看到的是胡绩伟站在刘宾雁的立场上，认为所有挑战刘宾雁报导真实性问题的人都不是好人，都是 “贪官污吏”。而我看到的是，有很多人指出刘宾雁失实，难道那些人统统都是坏人吗？这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引用了胡绩伟提到的一个现象，一个事实，却没必要一定同意胡绩伟的看法。但在郑义看来，我不同意胡绩伟的看法，就是 “歪曲原意”“黑白颠倒”了。那我和刘宾雁面对一个同样的美国，愣是看出两个全然不同的世界，这又是谁在 “ 颠倒黑白”呢？
郑义 先生把刘宾雁和我的东西引来引去，大概因为太过于专注分析我的 “ 阶级斗争”心理，花了五千二百字，却居然没来得及回答最根本的问题：在我提出的三个问题上，我的文章有没有歪曲刘宾雁？第一，刘宾雁到底是不是要寻求好的共产党、希望由一个好的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一条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刘宾雁是不是持极左派立场、坚决反对西式资本主义经济？第三，以刘宾雁作品为代表的报告文学这种新闻形式是不是可取的？
最后，郑义更是不满我因刘宾雁去世而发的一段感叹。我大概也算比较早就产生了反共意识，但同样是反共，我今天的反对共产主义和当年那种作为被压迫者而和强权的抗争已经完全不同。作为个人，我对人生的认识也随着对一系列政治、文化、宗教等问题的重新认识而发生着根本性的改变。或许是由于我一直被新发现的东西而震憾，不断地调节、改变着昨天的自我，因而对老一代共产党人死活不跳出那个圈子而甚为不解。刘宾雁的去世，让我再次想到这个问题。
人们在看一个刚走到尽头的人生的时候，总是要想一想自己的人生，从中吸取点什么，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我们撰文，更多是为活人，而不是为死人。在美国的这些年，我有机会地读了一些西方名家的东西，他们在文学和哲学观上各有不同，但比较下来，一个最大的感慨是，无论多大的名家，都可能在别人看来很浅显的问题上产生重大盲点。每每想来，经常吓出一身冷汗，名家们尚且如此，更何况什么名堂还没写出来的自己。
在写到 “与刘宾雁分道扬镳”的结尾时，我又想起这点，于是有感而发，警示自己： “ 人的头脑是靠不住的，有时可以错到惊天动地，而自己全然不知；所以任何时候的故步自封、自以为是都是绝不可取的。”有读者理解成我是评价刘宾雁，这种作者和读者由于心理距离而产生的误解也属正常，但郑义先生说我 “ 是在给刘宾雁盖棺论定了”，这真是过于抬举我了。在我之前，已经有那么多赞美刘宾雁的文章，我只不过稍发一点异议，哪里轮到我给刘宾雁“盖棺论定”了呢？
郑义先生的文章给人一种颇动肝火的感觉，于是我赶紧再检查一遍自己评刘宾雁的文章，看是不是我有很不理性的地方惹人家这么大怒气。或许人总是看着自己的孩子漂亮，我实在没找出什么不理智的地方。于是猜想，大概是郑义先生（当然万润南同样）在台湾问题上对我实在气儿不打一处来，底火太大（因为两位都表示了反对我的台湾立场）。如果真是这样，能让朋友们的火气找到一个发泄点，我还是挺替他们和我自己高兴的，起码能暂时躲一躲就台湾问题的直接交锋吧。
（原载《开放》2006 年4 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