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4日报导】（中央社记者黄季宽台北特稿）没有记忆的民族注定是无知的，不敢记忆的民族只能是平庸的。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四十年了，在北京当局的禁令下，今天的中国人仍然不能对这场荒谬进行深刻反省，预示中国仍难以挣脱造成这场疯狂的幽灵的魇镇。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发动的权力斗争，这已经是没有疑义的历史论断。不必为毛泽东打圆场了，不必为中国共产党找注脚了，这场斗争的对象，就是毛泽东自己的革命伙伴；斗争的手法，是全民参与彼此折磨；斗争的结果，是牺牲几代人，山河全非，人心全非。
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无法体会那种昔为座上宾，今为阶下囚的错愕与刻骨铭心的痛楚；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无法体会那种是非完全颠倒，随波逐流朝不保夕的怪诞与莫名的恐怖。
在政治的高压下，父子可以相残，夫妻可以反目，朋友形同陌路，人性彻底扭曲。即使四十年后，如果有中国人愿意向你诉说当时情况，那种感受仍然令人不寒而栗。文革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平复的，假装它没有发生，不代表它真的已经消失。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宣称中共党、政、军、文化各界，都混进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将在时机成熟时夺取政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为此，必须进行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把被走资派夺走的权力重新夺回。
“通知”同时撤销原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设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份俗称为“五‧一六通知”的纲领性文件，吹响了文革的号角。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中共举行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将文革“合法化”。这份史称“文革十六条”的决定表明，“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份“决定”要求“敢自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掀起对“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猛烈批判。大字报说：“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毛泽东的大字报，连同“五‧一六通知”、“文革十六条”，使全中国全面陷入歇斯底里。
在长达十年的文革期间，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总书记邓小平，以及陈云、叶剑英、彭德怀、陈毅、贺龙等一大批老干部被斗死斗倒，林彪外逃苏联坠机身亡。毛泽东的权力欲满足了，中国千百万家庭的幸福葬送了，传统温良恭俭让的价值崩解了，一切都不再正常了。
虽然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结束了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九八一年再在十一届六中全会，把文革定性为“内乱”、“十年浩劫”，扭转了颠倒的历史，但是中共至今没有对滋生文革的土壤进行认真的清理。
让文化大革命能作乱中国大地的个人崇拜，还高悬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挂在中共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嘴上；中国共产党仍然自诩“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指挥枪、党指挥政，乃至万年执政的专断，依旧被奉为圭臬。
相对于此，中国知识分子对复归人性的呐喊，被打成“资产阶级自由化”；广大民众对民主的渴求，化为坦克下的一滩鲜血；民运人士，被流放国外。现在的中国，缺少了理想，逃离了思想，没有激动。
这种中国，已经不是曾经产生过尧舜文武的中国；也不是孔孟一脉相传、诸子百家大放异彩的中国；甚至不是李白、杜甫、苏东坡的中国，只是簇拥着中南海少数中共领导人征逐权力的中国。
文化大革命四十年了，据香港媒体的消息，中国文化部长孙家正今年三月表示，中国官方不会举行反思“文革”的活动，他强调，“要鼓励往前看”。而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宣部，则不批准有关“文革”的书刊出版，也不安排“文革”内容的影视作品播出。
可是，尽管当局把“文革”二字列入敏感词汇，但在民间，无论是退休官员还是知识分子，都无法忘怀那场人间悲剧。
无法为“中国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问题进行反思，正是中国最大的危机；而无法提出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危机的问题，则是中国最大的悲哀。
诚如北大教授贺卫方在今年三月“西山会议”上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共“整个权力架构的反宪政”。在这种制度之下，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只能随着时间而湮灭，中国失去的，风唤不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