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卫:从五四运动到九评退党大潮(三)

李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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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24日讯】
蔡元培(1868-1940)

蔡元培在执党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将北大变成中国新文化的摇篮。冯友兰晚年曾引用美国哲学家杜威的话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怕找不到第二个。”

北大校长蔡元培于民国8年3月19日致孙中山先生函。(李大卫摄于国民党五四名人书札展)

民国成立,蔡元培应孙中山之请首任教育部长。他是任期最短、贡献最大的一位教育行政首长。1916年袁世凯死,蔡元培由欧洲返国出任北大校长。上任当日即亲自到旅馆拜候并邀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学院长,而蔡元培的文章也首次在《新青年》发表,这一校一刊的结合使北大文学院形成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力量。

北京大学校长时的蔡元培。(大纪元资料)

蔡元培以开明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改造了北大,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开了一代石之先。北大的师资为一时之盛,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到章士钊、梁漱溟、刘半农到辜鸿铭、黄季刚、刘师培,各种政治立场和文化见解的代表共聚一堂,同流并进。

1927年后,蔡元培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为中国自然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思想专制,在学术界倡导思想自由原则,蔡元培等人于1934年在上海发起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会,主讲“科学和社会主义概论”。

胡适之(1891~1962)

胡适,字适之,为安徽绩溪人。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杜威,深受其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在美求学时,他认识到古文已不适于真实地表达思想感情和描摹事物,不解决这个问题就谈不上文字改革。他断言文言文是“半死的文字”,白话才是活文字,应当以白话来作文、作诗、作一切文学。

1916年8月21日,胡适给《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的一封信中提出了文学改革的八项主张,陈独秀很感兴趣,要胡适“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于是胡适写成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刊登于1917年1月的《新青年》杂志,全国学界为之一震。文中提出八项主张: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陈独秀随后立即发表〈文学革命论〉,为立推波助澜,把胡适学理式的主张,提升为革命的口号,从此文学改革真正在全国形成一场革命运动,胡适正是这场革命的先锋。

1917年7月,胡适回国,北大校长蔡元培及文学院长陈独秀,聘他为北大文科教授,胡适并立即投入《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对知识界、青年界能够与陈独秀齐名的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胡适任《新青年》编辑期间,同时发表论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出版新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人物。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1920年离开《新青年》,后创办《努力周报》。l923年与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32年与蒋廷黼、丁文江创办《独立评论》。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离开北平,后转赴美国。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病逝于台北。

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胡适是一个中心人物。从提倡白话文到批判旧礼教,从“整理国故”到“全盘西化”,他不但是提倡者,也是总结成果的人。就学术研究而言,胡适的影响及于中国哲学,史学,文学各个层面。

就社会改革而言,从丧礼改革到妇女解放,从个人主义到好人政治,这些口号和运动都是和胡适分不开的。他几乎成了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新思潮的总汇。因此,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种种结果,都或多或少的归结到了胡适的身上。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中,胡适成了一个不是“首功”就是“罪魁”的两极人物。

在胡适的著作中,虽不乏对中国文化严厉的批评,和对西洋文明的热烈赞扬,但这种种都丝毫不影响他对中国文化的依恋和爱护。他一生的终极关怀始终是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再造。

鲁迅与文学的五四

1918年5月15日 鲁迅应钱玄同之邀,在《新青年》刊出〈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鲁迅借狂人之口宣布中国“封建社会”全部历史的秘密是“吃人”,喊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从此,鲁迅一发不可收拾地写起了小说,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深刻反映农民悲剧命运、提出民国问题的作家。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就是《阿Q正传》。

1918年5月15日 鲁迅在《新青年》刊出〈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NTD TV)

《阿Q正传》是1921年12月4日到翌年2月12日,在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四大副刊的《晨报副镌》上连载的。小说描述了一个不觉悟的落后农民形象,同时也描写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现实、社会结构、民众与力阶层的心理状态。小说发表后,引起北京的政客、官僚疑神疑鬼,以为在讽刺他们。阿Q从纸面上走出来,超越时空,达到了使读者一笑之余,感到“你们笑自己”的自审效果。

1918年的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虽然是两件事,但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文的传遍于坐国;况且五四运动以后,人们渐渐觉悟到“思想革新”的重要,所以他们对于新潮流,采取欢迎的态度,或采取研究态度,或采取容忍的态度,渐渐的把从前那种仇视的态度减少了,文学革命运动因此得以自由发展。到了1920年1月12日,北京政府命令小学采用白话文,3月时又规定各级学校采用。尽管争议不断,但白话文从此成为了“主流文体”,已是势不可挡了。

周树人(鲁迅)于1919年8月致函北大校长蔡孓民(元培)。(李大卫摄于国民党54文物展)

礼教吃人?

鲁迅在人日记里强烈地批判的传统礼教,认为礼教吃人。经过共产党数十年的统治之后,我们才深刻的认识到,没有了仁义道德,那才是一个活生生地人吃人的世界!文化大革命就是最鲜明惨痛的例证。

说礼教吃人,是把礼教当作一种限制人自由的纪律。但良好的纪律其实是一种文明的表现,是一种高贵的教养。孔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矩”就是一种伦理道德,体现在表面上就是礼教的形式。然而人放弃了伦理道德,反而退回到了野蛮状态,丧失了作为人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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