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7日讯】徐友渔先生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中国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他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深入研究，出版了专著《形形色色的造反》，发表了数十万字论文，主持编辑出版了《一九六六——我们那一代的回忆》，撰写发表了《蓦然回首》、《直面历史》等书，并与其他学者一道整理出版了遇罗克遗文，提倡认识文革，反思文革，严防文革灾难在新时期重演。
今年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也是文革结束三十周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在人们眼中越来越模糊，在一部分人那里甚至产生了朦胧美。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带着一系列疑问，笔者近日采访了徐友渔先生。
辩证唯物主义有一种思想毒害
文革发生时，徐友渔是高中三年级学生，正准备考大学。一九六六年底，他参加了造反派，成为本校群众组织头头之一。他认为，文革是毛泽东利用人们对现状的不满，以欺骗手段煽动群众打倒其政敌的一场闹剧。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背信弃义、毫无廉耻，文革极其黑暗、野蛮、残酷。他坦承，自己马克思主义学得太好了，中毒特别深，认识到文革真相比一般人晚得多。辩证唯物主义有一种思想特别毒害人，明明看到的都不对，却狡辩看到的是现象，本质是好的，看到的是局部，全局是好的。他说，这种精神骗术至今仍然很多，自己作为研究哲学的人，特别希望揭露这一点。但当时，他不仅用这一套来说服自己，还用来说服和批评已经觉醒了的同学。
徐友渔认为，当局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一系列近代史政治神话上：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中，所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都失效了，惟一正确的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才找到了独立民主富强的道路；共产党内部又有各种各样的坏蛋，如陈独秀、瞿秋白、王明，惟一正确的是毛泽东；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世界上最优越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中国人民过着世界上最幸福的生活。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受难，主要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解放他们是中国人民的责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赫鲁晓夫叛变，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圣地，文革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世界革命的基地，等等。
由于文革砸烂了过去严密的政治控制系统，无产阶级专政松弛了，他得以阅读了很多以前根本不可能看到的内部书籍，于是“资产阶级思想”大泛滥。下放农村使他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与“神话”正相反，“资产阶级思想”派上了用场。经过一番紧张的探索，神话体系逐步分崩离析，“九‧一三”之前，他便完全清醒了，不仅仅是对文革本身，而是思想上的全面颠覆。
毛泽东发动文革有两个原因
徐友渔坚决反对历史必然性的观点，认为文革在中国发生并非必然。批评一些人将文革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纯粹是瞎扯。他说，当代最骇人听闻的暴行，有什么理由一定要让死去两千多年的孔夫子负责呢？太荒唐了。
徐友渔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权力斗争。如果任由刘少奇发展，毛在历史上的结果将完全不同；另一个是意识形态或者建国理想方面的差别。刘少奇是一个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兴趣比毛泽东大得多，希望发展生产，想履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承诺。而毛泽东是乱来的人。另外，毛泽东的神经与心理极端病态。他对人极度提防与怀疑，心理极其阴暗，时刻幻想有人要迫害他、要谋反，于是先下手为强，成为天字第一号迫害狂。这也是文革产生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所以会选择文革的形式，而非党内斗争的方式与刘少奇摊牌，与他的性格与需要有关。徐友渔表示，毛泽东个人偏爱和擅长群众运动，从延安整风就可以看出来，党内清洗无法置刘少奇于死地。毛泽东要达到目的，必须将刘的体系整个铲除才行，打倒的人太多，传统的党内斗争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另外，刘少奇主持工作以来，取得了很大成绩，威信日隆，势力大增，毛泽东对开展党内斗争并无把握。八大之后十多年才召开九大，就是这个原因。毛泽东属于个人魅力型的领袖人物，只有废止全部法度，直接与民众接触，“运动群众”，才能操纵形势，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不留神成了研究文革的人
一九九二年，徐友渔在英国做访问学者。一次，在图书馆翻资料，看到这样一种说法：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在西方，受到了极大的刺激。阅读了西方文革的研究成果，不得不心悦诚服。其实，早在一九六八年，徐友渔就对文革有所反省，联合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研究，当时收集了大量资料，整理了一些思想线索，这成为他研究文革的优势。他谦逊地表示，直到目前，他都不能算文革的正规研究者，大部分精力仍然在自己的专业上，只不过文革研究在中国是禁区，没有竞争，物以稀为贵，才一不留神成了研究文革的人。而他常常出国，接触材料比国内人多，知道外国同行已经做到了哪一步，避免了重复，很容易找到学术突破点。虽然花的时间不多，但效率很高。
文革的发生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群众认为中国社会非常不公正，毛泽东就是利用这一点，将民众发动起来的。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公正性方面存在的问题，比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民众与知识分子虽然恨之入骨，却无能为力。中央政府又无所作为，于是有人向往文革想斗谁就斗谁的混乱局面，希望以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冲击特权阶层。徐友渔认为，文革在严格意义上重演是不可能的，但社会中有人希望国家动乱，盼望无法无天、天下大乱的局面，非常危险，必须引起警惕。
中宣部“严防死守”难理喻
徐友渔严肃地表示，必须考虑两点：最根本的，必须改变权贵式改革模式，恢复社会公正。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大规模动乱的因素。同时应该开放对文革的研究，让中国老百姓知道文革之虚伪、黑暗与残酷。因此，哪怕今天经受了极其不公正的对待，也应该坚持以法治的方式解决问题，以及促使领导人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所作为，减少不公正状况，避免重蹈覆辙。
现在一些人之所以向往文革，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真相。徐友渔的研究成果表明，文革的大民主是虚假的，希望通过群众运动冲击特权是最糟的。至少，人民虽然对现状不满意，但对比那个黑暗的年代，却会觉得万分幸运，进而珍惜现在的环境，有什么不好呢 中宣部对谈论文革要“严防死守”，实在是不可理喻。十年前，文革三十周年时，虽然也有控制，但比现在松一些。徐友渔在国内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今年想做同样的事，却根本没有可能。
徐友渔认为，今天在台上的人如果学习马英九，代表前人向人民谢罪，那是惟一正确的做法，最终一定要这样做的。但他们不仅不这样做，而且反其道而行之，令人费解。惟一的解释是，他们视自己为文革的罪魁祸首，认为研究文革在揭他们的疮疤，真是蠢不可及。
二○○六年五月四日于北京香山
转自《动向》２００６年５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