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4日讯】冠以文化二字的那场革命，已经过去四十年了。四十年也是一个人的不惑之年。如今三四十岁，乃至五十上下的人，对于那场制造了上百万冤魂怨鬼的革命，已经记不起多少亲身的经历了。然而，在咨询封闭的中国，父辈的回忆，官方的正式文件，大概也以会使你不再怀疑那场惨剧的血腥。
四十年后的今天，时至不惑之年的中国人，应有足够的条件想一想，问一问：中国人历经劫难之后，是否已经历史性地脱险？
是的，不应忘记那惨烈的十年，然而，更需回忆与审视的不也是最近这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乃至你所生存的此时此刻吗？问题：那样的惨事是否再也没有发生过？找没找到那场人祸的祸根，从而作到真正的正本清源？答案自然是否定的，痛定思痛的否定。
走出文革的1978年，中共召开了“拨乱反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继而于1981年的六中全会上，又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些文件中，中共当局不仅把文化大革命一词收入引号中，而且郑重宣布，“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平反冤假错案，改正错划右派，改变原工商业者，小商小贩和地主富农的成分……进而信誓旦旦：“我们党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
可以说是墨迹未干或话音未落，中共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在走出文革的第二十个和第三十个年头，不减第一代当年之勇，于1989年把反对贪污要求民主的数百万学生干部市民打成反革命暴徒，演出了那场全世界为之震怒的用坦克清场的天安门事件。又过了十年，1999年，一个与世无争的修炼团体－－法轮功，再次成了专政对象，数千万人被打成邪教；当局倾全国之人力物力赶尽杀绝。这文革后的两件大事，当时及随后又有多少生命被毁灭，至今没有详尽的统计，而在文革后共产党内信仰危机的背景下，还有多少天主教家庭教会成员遭受迫害，更是不得而知。
当你回顾最近的历史，环视周围的时候，你一定思绪联翩。你是否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中共几十年的历史充分证明，它的几代领导人的一个根本信条就是必须要维护公权利的私有制。为了把公权利永远地据为己有，他们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杯弓蛇影，不惜错杀一万也不能放过哪怕是一个，在他们看来，有碍于他们独霸公权利的人。
不过，斗转星移，你一定也看到，文革后这二三十年，中共的邪恶本质也在日益暴露并受到其党内及党外的严峻的挑战。
中共在文革后的历史文件中，把几十年的罪恶说成是“长期的左倾错误”，也就是归咎于所谓的路线斗争了。如今，在其党内也有人悟到了更深。典型的例子就是于今年2月2日在北京公开发表的“江平，朱厚泽等十三人关于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这十三位都曾是中共新闻战线的老将。其中，彭迪先生曾任新华社副社长兼国际部主任。当年我和朋友们曾戏称之为“奋笔如椽战太行”的老记者。声明令人叹息的是，追随中共半个多世纪后，他们索求的仍是新闻自由。声明中的那句话更是让人心潮难平：“诚然，我们都届暮年，但自信锐气不减，于是愿效梁任公‘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这行字真可谓字字千钧。彭迪先生去年曾撰文因国内无人敢采用，毅然在国外网站上揭露中共体制之虚伪，以及三权分立之势在必行。可以想像在中共党内，一定还有不少正直人士明白，以屠杀千百万人为代价的专制统治绝不仅仅是由于什么路线斗争。
此外，最近这二三十年，中共当局在一党专制体制下，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动员口号推行所谓市场经济。这种做法不啻是由黑社会开办赌场，从而养育了一批又一批的贪官污吏；贪官污吏则肆无忌惮地侵犯着一群又一群民众的利益。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访民告状无门，往往被暴力遣返，再次被投入虎口。中共的市场经济和发财哲学也造成了人性的极端的异化。杀害法轮功学员之余，还要摘取贩卖他们的脏器。
时代必竟是不同了。中共在文革后的罪恶，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地遭到一大批律师和记者的顽强的抵制，而花样翻新的暴力镇压却引出了他们义无返顾的抗争。
中国的演变正以其独特的形式和手段发展着：一个不称之为反对党派的，涵盖各行各业的反暴政群体，已经初显连横之势；一大批既不是瓦文萨也不是戈尔巴的传奇人物正以他们的道义的力量挺立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国际媒体的聚光灯下。这又一代新人是否也要倒在专政的屠刀之下？！文革四十年后，中国人再次处于十字路口，中国的历史车轮正在悄悄地加速转动。@
（04／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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