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I.
什么是这黑暗的根源﹖杜斯妥也夫斯基透过伊凡．卡拉玛佐夫预言了没有上帝﹐人类将出现危险的道德真空。人将无所不能作为。除了共产党奉为规臬的无神论和疯狂的绿图腾膜拜碰触而生的化学反应﹐以及人的非价值化这一文化背景﹐我们需要寻求更深层的心理根源。这一切得以发生需要一个必要条件﹕道德的崩毁。这不是秘密﹕文革十年间价值的翻天覆地已使中华民族的国民性生出了海变。扑山倒海而来的对传统价值﹑人的尊严﹑精神原则的摧毁是全面而彻底的。毛自夸的“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这无法无天，一切反其道而行的意识对人性的摧毁不容低估。历经了文革举世无双的意识革命后，生出了“天不能死，地不能埋”的，奇特的人民。
然而我们需要记住一句对于中国人而言十分重要的话：“永远不要低估他人。尤其，不要低估你的亲人、邻人。”历经了文革浩劫，中国人曾经证实了自己精神的坚韧与自我救赎的能力。伤痕文学自我愈合的努力是其一。1989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如歌如祷﹐民族向上的能量更永为世人铭记。在文革式伪乌托邦之后的幻灭中，六四曾给予了我们重建理想的契机。在这自我救赎的集体努力被坦克碾碎后，是二度的幻灭。从此中国一蹶不振，陷入了货币经济现代化的陷阱﹐成为了物质上的富人，精神上的乞丐。
文革以及六四构成了中国至今无以愈合的创口。携带这一双巨创，中国朝发展的路途迈进。所以事实上，我们是以一身负重创的病人力图忘掉自己不治的绝症，在世人眼前表演惊人的经济特技。这致命的表演将有什么结果已在我们的眼下展露无遗。
在虚无主义的统领下﹐文革种下的恶的因数获得了肥沃的土壤。爱的消亡﹐自利与懦弱的合理化﹐暴力的胜利﹐谎言的货币﹐从世纪末横跨二十一世纪初﹐在中国生出了累累的恶果。腐败从官场漫延到民间﹐贿赂的通行和人际关系的货币化长驱直入生活的每个场景。在长期的制约下，自私自利成为人民的生存守则。而在”一个声音喊到底，一个调子唱到底”的公然宣导下，沉默成为必然。我们回到了鲁迅的无声的中国。
然而在表面上，这难道不是众声喧哗的时代？在今天的中国有无数的话要说，说起话来生猛有力，掷地有声的人要先数成千上万名滞留京城的上访者。他们是误生在现代的古代击鼓鸣冤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没嘴巴的人，心里有话要说，可没人听。”“老百姓说话不好使，官向官，吏向吏，老虎向着把门的。X城市组织部都不替老百姓说话，替[坏人]说话，老百姓还有什么招儿。没有招儿了！”“这个政府是打瞎子、骂哑巴、踢寡妇门、挖绝户坟，事做绝了。不瞒您说，我现在看到员警，我就打哆嗦。我是已经死过一回的人了。”“既然说政府强奸了老百姓，那么你再去找他们下面的法院也好，检察院也好，那么我们不是又让法院、检察院再强奸我们，再侮辱我们吗？”“我们无能为力，只能是“牛踩乌龟背，痛死在心头”！”
在网路的虚拟空间里，人民就更不沉默了。“小平同志讲：“党的领导决定问题迅速，定了就办，没有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扯皮，这是我们的优势。””“必需隐瞒我们的仇恨，隐藏我们的最终目的，隐藏我们的能力。”“共产党说瞎话不带眨巴眼的。””这属于世界首创,不去从根上找原因,为了面子的工程,真到了绝古狂世的地步,我真害怕这绝古潮流发扬光大,引来全世界的笑。刚开始想笑，过后想哭！连乞丐的饭都要抢，我们的政府还是人民政府吗？”“看一看, 我们周围的环境, 到处坑、蒙、拐、骗、杀人、贪官污吏,广州市每一百米的路上, 就发生抢劫。”“现在中国几乎没有知识份子了，虽然识字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很多。这样下来，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种族，还剩下什么呢？只剩下成群结队的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在啃咬一切，森林、河流、土地，和同等重要的礼义廉耻。”“记得小时候，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我发现毛泽东的脸上有个痦子，我说这东西真难看都是捂在被窝里自己对自己说的，连我妈都不让知道，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真话不能当着人说，甚至是家人，共产党统治下中国的恐怖可见一斑。”
为了平衡，让我们听听干部们都说些什么。“你们告不倒爷！爷要一个一个打死你们，把签名的（即联名控告的村民）千刀万剐！”法官对伸冤的人说：“刘少奇都冤枉死了，你算哪根毛？”“这是在中国，这个地方还是我说了算，你们告到哪里都没有用，你们随便告，告到你们满意了，我给你们当孙子。”“还上访不上访？不然叫你家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高智晟，我还有一句话要跟你讲，你的死期不远了，你的死期不远了，抓不抓你不是胡锦涛他们说了算，而是我们说了算，胡锦涛也得听我们的，我们每天都能弄出来要抓你一百次的材料…你记住！”
在这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众声喧哗下，更多人成为行尸走肉，沉默不语。人民在后极权与资本主义结合下的伪民主空间中实行消费者的自由，投票选超女、声讨虚伪的<<无极>>，在各大论坛上宣泄愤怒，相濡以沫。通过消费和无害的流行文化转移人民的创造力、过剩的精力，制造自由的假像，是后极权中国伪善的新伎俩。对于被迫以饱涨的肚皮来转移精神的大饥荒，被国家以“养猪”的法子喂养的十三亿人民，随波逐流是最轻便的选择。死守不如投降，“孤独的人”，正如那首歌所唱，“是可耻的”。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出现了惊人的宗教复兴。进入新世纪，基督徒以每天两万人的速度激增，天主教、基督教注册及地下教徒加起来据保守估计达八千万。以这样的速度下去，在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国家。法轮功在1999年镇压前有一亿人修炼，现在其以多国语言(英、德、法、俄、西伯莱、西班牙、罗马尼亚、瑞典等) 发行的媒体标志一场世界性的精神运动已悄然发端。而出乎想像之外，在严酷的镇压下，不断有人在中国加入这不为人所理解的古老修炼。
中国的宗教复苏不是独立现象。前共产国家苏俄的东正教，波兰的天主教，亚洲(尤其是韩国) 的基督教及非洲的基督教五旬节宗都在经历惊人的复兴。更为严谨的研究显示，在天主教堂乏人问津的西欧，宗教并非趋向没落，而是进入了多元与自主化的阶段。没落的不是天主教，更不是信仰本身，毋宁是故步自封，僵化了的教会。
十分吊诡的是，这世界性的信仰复苏和宗教迫害相互平行，是我们理解二十一世纪的一个重要环节，更是时常被人们忽略或误解的当代历史事实。世界正同时朝两个方向前进：世俗/物质文明，超越/精神文明。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已抵达了难解的困境，在共产世界崩解后，我们不应期待全球化是人类文明的唯一道路。正是在全球资本化近乎歇斯底里的发展浪潮中，在道德真空造成的精神病征里，人类已悄悄集体迈向了下一纪元。
只有把苏家屯集中营这超过了人类史上所有罪行的黑暗放在最大的历史背景中，我们才能对这黑暗深渊的全部意义有真切的理解。对于人类在几千年里以生命刻划下的轨迹，我们需要以最大的努力去体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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