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2日讯】所谓谜面，就是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所谓谜底就是把资产阶级搞臭，边缘化，反动化，从而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一举达到“控制”资产阶级的预期目的。
（一） 由“三反”运动，毛泽东发动“五反”运动
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
其实，“三反”运动已经开始，现在是要“抓紧”。在“三反”运动中，根据北京市委的报告，揭发出工商界贿买和勾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卖低买，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的问题。
毛泽东抓到了发射糖衣炮弹的资产阶级，因此，第二天，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云：“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1）
其实，我们凭情理可以想到，全国解放才两三年，无论是公家还是私家，当时买卖双方涉及到的都是极少数的工厂商店和人员，这极少数的人中，真正有问题的更是极其少数的人。再者，问题刚刚才揭露，就认定资产阶级是“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岌岌可危，要“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这种夸大其辞，添油渲染，危言耸听的手法成了毛泽东动员开展每一次政治运动的诀窍与法宝。
兵法曰：师出有名。又曰：哀兵必胜。毛泽东发动每一次政治运动的时候，都是采用这种手法，使自己站在道德与法理的制高点上，动员全党全国，向他的假想敌开火。
我记得，在反映苏联建立初期的影片中，常常出现这样的号召：苏维埃处在危急中！保卫苏维埃！毛泽东其实就是发出了这样的号召：共和国处在危急中！保卫新生的共和国！
当时作为群众的我们就是这样理解的。
（二）怎样迈过《共同纲领》这道坎
这时，《共同纲领》的墨迹还在散发出余香。这样一场对“民族资产阶级”开刀的运动，毛泽东大概根本没有考虑在程序上是否需要在政协讨论通过，不过大概他考虑过需要找到法理的依据，使师出有名。因此，同一天，周恩来在政协常委会上作《‘三反’运动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他首先分析了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说：“今天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那就是由于他们长期受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他们中间一部分代表人物，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参加过或同情过人民解放斗争。解放后，他们逐渐参加了人民中国的建设，并在国家的领导下，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那就是由于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官僚买办的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中国资产阶级本身也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2）周恩来的分析逻辑是非常具有分寸感的。谈到民族资产阶级“积极进步的一面”时，用的都是特称肯定判断，分析其“黑暗腐朽的一面”时用的是全称肯定判断。
由此，周恩来得出结论：“因此，解放后，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正如天津工商界自己所检举的，常常以行贿、欺诈、谋取暴利、偷税漏税等犯法行为，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以遂其少数人的私利。这种情形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则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着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这种分析，就推理而言，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不过严重性果真如此吗？
由两面性的分析，周恩来为资产阶级的地位和出路划出了一条楚河汉界：“他们在国家、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是有可为的方面，亦有不可为的方面；有被容许发展的方面，亦有被禁止发展的方面的。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经济事业，就容许发展；凡不利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经济事业，就不容许发展；凡能操纵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就应由国家统一经营。这是《共同纲领》规定了的。”（3）
这样既落实到《共同纲领》上，却又意味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共产党统一战线的蜜月从此结束。原来自以为占据了国旗上四颗星之一位置的资产阶级，如今只好徒唤奈何了！三年以后的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不过是春种秋收，瓜熟蒂落。
再者，《共同纲领》就是临时宪法。资产阶级在名义上是参与制定并举手通过的。现在关系到资产阶级命运的大事，竟然不需要通过全国政协讨论通过，不需要征得资产阶级的同意，共产党可以君临天下，连民主协商都没有。这就叫做统一战线吗？这就叫做人民民主吗？这不是破坏《共同纲领》的行为吗？
我不知道发动五反运动的时候，资产阶级的反映，但是读一下上海市长陈毅3月25日在上海市、区增产节约委员会扩大联系会议上的报告，可以感受到已经有人意识到还存在着《共同纲领》这道坎，所以陈毅的报告如同中共习惯的手法，就是主动出击，倒打一扒，先下手为强，指斥作为全国资产阶级最集中的上海的资产阶级，他们中的“不法分子在国家经济建设中所进行的破坏，是五毒俱全，是毒气熏大，其猖狂进攻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有他一套办法，业已走上破坏共同纲领的严重地步”（4）。既然是资产阶级破坏《共同纲领》在先，所以共产党就不必遵守《共同纲领》了。
其实，开展五反运动，用不着讲什么程序或法理。毛泽东如同发动其它的运动，在党内是君临全党，不必通过什么决议，在党外就更没有这个习惯了。可怜的是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的几个所谓民主党派的党魁们，他们这才实际体会到，在国民党治下，还只是自由的多或少所问题，在共产党却是自由的有或无的问题。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唯一的功能就是表态拥护。
有意思的是，就是那个早先断定民主自由多少，后来又以“党天下”一言戴上右派帽子的储安平先生，远在1949年10月，即开国大典刚过，就按奈不住激情写出《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一文。关于《共同纲领》，他带着良好的期望写到：“这个‘共同纲领’在日后当然会因社会本身的发展而需要适当地修改，但这种修改的工作也必然是在统一战线事前协商的精神下进行的；因之，这也就保证了我们政府的政治纲领的连续性，一贯性，以及各党派各分子忠实遵守的一致性。在行政方面说，由于政府的组织是在统一战线之下进行的，由于参加制订‘共同纲领’的各党派共同参加了政府的各个部门，因之，这就避免了将政府的工作人员分为政务人员和事务人员两类，使政策的制订者及政策的执行者分裂为二；在新成立的政府中，由于统一战线的确立，执行政策的人和制订政策的人是贯通的，一气的，在一个总的政治认识下推进行政工作的。（5）这种一厢情愿的浪漫主义是出于对中共许诺的民主的误读误判。《共同纲领》也好，《宪法》也好，都是高挂在门前的“三碗不过岗”的店招。
（三）道是无辙却有辙
开始，这场针对资产阶级的“大规模地阶级斗争”还是放在“三反”的框架内进行。21天后，就明确提出了“五反运动”的称谓。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6），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开始，到1952年夏，这场闹得神州天震地动影响远远超过城市“解放”的“五反”运动宣布结束。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胜利地结束“五反”运动》算是结束的标志。
三反和五反是分别在内部（各机关、学校、部队和公营企业）和外部（私人工商界）基本上是同时进行而略有先后的两场政治运动。
上述1月5日发出的《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就举出了重庆。那么，当时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所在地的重庆，能够不闻风响应吗？作为重庆市赫赫有名的私营企业——其实是中国最早实行了公私合营的民生轮船公司能够不雷厉风行吗？
这就是1952年2月8日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59岁的卢作孚自杀的背景。时间在下达《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之后13天，该公司开展运动的第一天。
有一种传说，作为中国“船王”卢作孚的自杀，是对毛泽东发动五反运动的“死谏”，那大概只是一种猜测，并没有任何根据。也许这是因为卢作孚在工商界具有特殊的地位，他和毛周之间又有非同寻常的友谊。大家猜想他以死相谏可能会使毛泽东有所收敛。其实对于开展政治运动，毛泽东是无所顾忌的。开展五反运动是他的既定方针，也是他得意的大手笔。他认为这是他创造的，有别于苏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改造资产阶级的手段。凭了一个卢作孚哪里阻挡得了已经起锚的航船！
毛泽东在进北京的时候，据说自称为进京赶考。这当然是一则美丽的佳话，正是作起居注的秀才们难得的素材。可是他在中南海里，哪里有一点点做学生的态度。就以五反而言，搜罗一筐资产阶级“五毒”的罪行材料还不容易吗？那时的报纸上，天天是连篇累赘的报道，揭露资产阶级的罪恶，至于真伪如何，事后是谁也不敢不能去核实了。谁如果仅仅根据当时的报道来研究五反运动，肯定会走进迷魂阵。笔者现在手头有一篇3月1日《东北日报》的综合文章《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铁证》（7）大量综合了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材料，其中有一例非常有意思：
请看看资产阶级又是如何人向科学、文化事业进攻。沈阳有一家自然科学仪器馆(私商)，经理叫张铭，在他无数罪行中有这样三件罪行：一是把全国一百三十处厂矿、科学研究所的地址及负责人编号，准备有计划地打入内部。一是偷窃了某些厂矿和文化教育机关购买仪器的材料目录，并派遣内奸按照目录从国家机关中偷窃出来或从他处贩运去，转手高价卖给国家。还有一件，就是他制定了一个‘十年计划’，从一九五O年十一月起，准备在十年内，用各种非法手段扩大他的事业，计成立八个部，三个工厂，十余处办事处，企图以此全部或大部控制中国科学仪器的进口和制造工作。
虽然我们可以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但是这位名叫张铭的资本家只不过是想大干一场而已，他采取的都是市场经济的通行手法。我们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正面的例证，说明在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来临的时候，资产阶级正在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这算什么罪行啊！
毛泽东对于市场经验中出现的新问题，他分不清是真问题还是伪问题。假若是真问题，他有点惊惶失措，除了搞政治运动，他不懂得对症下药，经济问题用法制手段解决。这叫作道是无辙却有辙。
1957年，毛泽东愤怒地指责《文汇报》的检讨犯了“个别性的前提得到了一个普遍性的结论”的逻辑错误，可是他发动的每一场政治运动，却都是由一个典型事例引伸出具有全国性的普遍结论，查出几例偷税漏税问题，就断言资产阶级发起了猖狂进攻，从而祸及全国，其后果就十分可怕了。
（四）毛泽东领导五反运动的硬指标：反动资本家5％
至于“五反”的打击目标也是有比例数字的。毛泽东将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五类，因此每家商店，每个工厂的老板，毫无例外地要交代问题，接受批斗，反复过筛子。远在3月5日，运动还方兴未艾，他就给北京的五万工商户的分类定下了比例，分别为百分之10、60、25、4、1。即使1％的完全违法户，也有500家，至于后来是关还是罚，还是兼而有之，就不知道了。按照毛泽东的分类，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合计占5％，这正符合以后他每次运动都要重点打击5％的比例。他把这5％的资本家称做“反动资本家”，并且要“惩治这些反动资本家”。（8）他还把1％的完全违法户称为“最反动的资本家”。
（9）如果加上25％的半守法半违法户，那么，资本家中的30%都要打击。他指示“北京天津拟共只杀10人左右，并且不要杀得太早。各地杀资本家要得中央批准才能执行。因为杀资本家和杀反革命不同，必须慎重，否则不利。”（10）
问题还在于，“五反”要反的是经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因此，对于5％的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称为“反动资本家”、“最反动的资本家”就把问题的性质混淆了。
资产阶级是统一战线的同盟者，按照这种估算和预案，却是这么一群妖魔鬼怪。毛泽东的目的就是要丑化、妖魔化资产阶级。
陈毅在上海把指标作了修改，分别为15％，50％，30％，最后两类为“估计不会超过”5％。（11）
笔者手头有一部《常州市志》第一册。该书称，常州市五反运动最后审定共有守法户2716户，基本守法户2797户，半守法半违法户1326户，严重违法户129户，完全违法户23户。（12）各占比例为38•8％，40％，19％，1•8％，0•3％。这个比例和毛泽东规定的10、60、25、4、1相比，实际情况相差很大很大，完全违法户只及指标的三十分之一，而守法户则为指标的三倍加上基本守法户占到五分之一。在工商业方面常州大概算得上中等城市，应该有代表性。
毛泽东在他主政的28年间，总是被严重的“敌情”困扰，总是看到“八公山上，草木皆兵”，似乎他难得睡一个安稳觉。
问题是，毛泽东提出的指标都是运动中要达到的目标，而不是说实事求是有多少整多少。毛泽东的确多次指示“强调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但是步步升高的“打虎预算”，不依靠“逼供信”怎么能够完成任务？有多少人七斗八斗，交待不出问题，只好信口胡说，你想要我交代多少，我就交代多少，或者被逼自杀。因此冤假错案，无计其数。
不过，据说，“三反、五反”运动整人的时候虽然宁左勿右，但是后来还接受“申诉”，不以“翻案”论罪，错案大多得到甄别。这大概就是常州市“五反”的结果和毛泽东提出的指标相差甚远的原因。几年后，反右运动时，运动还没有开锣，毛泽东就规定了打右派的比例，而且在他生前，禁绝翻案。
反右运动时，有个别好心而无奈的领导人，根据三反五反运动的经验，以为运动过后也会“甄别”的，于是打打打，要打多少打多少，更有个别心地善良的领导人实在不忍心再打了，为了完成指标，不惜把自己报上去凑数，以为随后可以甄别，结果他们都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领导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领导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公私合营，都是把目标化解为数字比例。搞大跃进，大炼钢铁，也是如法炮制。
在毛泽东手上，他把计划经济的手法玩弄得八面玲珑，得心应手。人们称之为“领导艺术”。如此的“领导艺术”，令人叹为观止！
（五）“五反”运动的要害是经济问题政治化
“五反”运动的任务是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些都是属于经济领域的问题，本来就应该也只能用法制手段经济手段来解决。可是毛泽东把这些问题上纲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共和国命运的阶级斗争高度来认识，采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解决。他说：五反之后，“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13）这就是毛泽东“控制资产阶级”的秘诀。不过，据我所知，五反运动后，受到“逮捕、徒刑、枪决”的资本家并不多。到了1957年，颇有一批资本家划了右派，他们成了名符其实的“反动资本家”，遂了毛泽东的心愿。
我有个一位同事，他的父亲是医药商。40年代给胶东解放区偷送了大量急需的医药用品，那可是玩命的买卖啊！因此成了名副其实的红色资本家，革命的有功之臣，解放后受到报答，被委任为山东省商业厅的科长，但是反右的时候就落了马。至于一般的商人打右派的就比比皆是，无计其数了，在上海哪个弄堂里没有一拨？
“五反”的时候，我住在南京市的军队大院里，只能知道一点街面上的情况。当时，主要街道的每根电线杆上，都安装了由全市统一播音的高音大喇叭，每天不间断地播音，除了高唱战歌，不是呼喊口号，宣读文件，就是指名道姓地点名某某资本家，说你的职工已经揭发了你，你要立刻到某某地点交代问题。抗拒交代，死路一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类口号声充满了空气的每一个分子。只要喇叭一响，那些大小商店的老板，无不侧身站在店门口，胆战心惊地竖起耳朵，专心静听。他们时时刻刻准备被点名。他们只图侥幸度过每一个白天，即使听到点名点的是别人，也没有了幸灾乐祸的轻松或窃笑。
至于大幅的漫画，招贴，标语，当然是随处可见。
当时的报纸，我在南京每天必读的有上海的《解放日报》南京的《新华日报》，天天都报道资本家的五毒罪行，如上海的王康年，连篇累牍，夸大其辞，就不在话下了。
网上看到一张“五反”照片，拍的是上海沪光电影院的大门顶上，贴了巨大的通栏标语：“自动彻底坦白并能带罪立功者，从宽处理；抗拒坦白，威胁职工者，一定严惩。”在张贴电影海报的墙壁上，换上了大幅的漫画，一个工人模样的人，严肃地伸手向前逼问：你坦白了没有？
这样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成了空前的奇观，直到十几年之后的文革才后来居上。
“五反”过后，每家商店、工厂都要评定类别，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五类，写在类似于现在的营业执照上，张挂在店堂或办公室的显着位置，使每一个顾客进门就看到。上海经历过满清时代、军阀时代、租界时代、日伪时代、民国时代，上海人见多识广，但是他们没有料想到从来还没有一个执政者把资本家治得如此服服帖帖，俯首低眉。许多资本家犯了一个常识错误，就是对于中共的来临，他们根据经验推想：共产党来了也不能不叫做生意呀！因此那些本来还有条件走香港去美国的人，留了下来。
我们可以回忆，中共建国的政治基础是《共同纲领》。这是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制定的一个相当于宪法的政治纲领。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说：“这是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将同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一起，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忠诚合作，来决定中国的一切重要问题”，并“当完全遵守它的一切规定”，为《共同纲领》的“彻底实现而奋斗”。（14）
据薄一波回忆：由于我们正确地贯彻《共同纲领》精神，组建政务院的工作进展顺利。4位副总理，党外人士占两位；20位政务院领导成员，党外人士占11位（1950年4月增加李富春为政务院委员）；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正职中民主人士占15位。10月20日，周总理召开了第一次政务院会议，宣告政务院成立。那时，党内党外，和衷共济，真可谓政通人和。（15）
但是，这不是毛泽东心目中的新中国政治蓝图。这只是统一战线的策略，权宜之计。一当战线“统一”，共济就不必和衷，所谓“民主人士”请你们“下野”吧！
作为“阳谋”大师的毛泽东，就跟川剧演变脸一样，变起脸来，只是一瞬之间。川剧演变脸是显示技巧的高超，毛泽东的变脸则显示政治家的道德低下。毛泽东交相玩弄阳谋与阴谋，永远是得心应手，堪称一绝。
6月6日，五反基本结束，毛泽东《对“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的批语》写道：“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16）中国资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政治蜜月，由毛泽东不宣而告走向终结。
从这时开始，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名义上在国旗上占有四分之一的位置，即四颗星中有一颗星，实际上已经成了要打倒的敌对阶级。
非常有趣的是上海《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先生于2月9日在他主编的报纸上，发表了《资产阶级有没有猖狂进攻？是“我们制造阶级斗争”吗？》一文。毛泽东读后于12日给《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写信，要他予以转载。不过，毛泽东亲自删去了王芸生文章最后一句话。这句话是：“如此，我们人民民主政权的‘四友’就团结得更为亲密，共同胜利走向社会主义前途。”（17）毛泽东为什么要删去最后这句话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或许这里正好泄露了天机，他对于“四友”之说不喜欢！资产阶级已经不是“朋友”了。(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