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6日讯】有约必守本是我的人生信条，但是在某些情形下由于情势变迁，我不得不爽约。这里得老实交待，知我罪我，任人评说。
六月二日与高智晟律师商定临时将接力绝食日期调整如下：他向后推一天，我向前提一天。我们和全球华人共同追悼八九英烈。六月三日上午九点到十点之间，国保人员到我家中要带我出门“旅游”，我表示拒绝：“你们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做这样荒唐可笑的事情，还不如将我直接送到牢里去好了。”来的国保人员都是熟人，一边嘻嘻的笑，一边说“哪里的话，哪里的话”。这倒使我无法大力发作。他们也好可怜，正值休息日，本来能和家小团聚，却被患了六四恐惧症的中共支来使去。别人不得自由，他们也不能自由尽情的享受天伦之乐。
我提出，在家里祭奠六四英烈，他们国保如果愿意也可以来参加，可是他们嫌这样影响不好（记得去年我在他们面前祭奠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时，妻子和孩子们都在场，弄的他们好不尴尬，连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见僵持不下，于是我打定了主意：和他们去，在他们面前纪念六四。八个人两辆车向距西安近三十公里，位于秦岭北麓的国泰山庄开去。室外大雨如注，停车后我擎着一把雨伞在一个简易厕所里给高律师通了一番电话（这次软禁，本人的通信自由未受侵犯）。告诉他我已被软禁，六月四日共同绝食之约得有所修改，我将回归接力绝食的轨道。但如何纪念六四，我正在积极思谋具有创意的做法。
六月三日晚，丰盛的晚宴摆上来了，有鸡有鱼，水陆杂陈。九个人（此时国保大队的大队长也赶来了）围坐于桌前，服务小姐斟满了每人面前的酒盅。我端起酒杯，神色凝重：“诸位，我今天是借他人之酒杯浇我心中之块垒。对十七年前中共驱使军队屠杀我们优秀的中华儿女表示强烈谴责，我将以中国人传统的方式祭奠那些为自由民主而牺牲的烈士们。”在场官员们个个神色尴尬骇异，面面相觑。我听在座的一位女警官说，完了完了。意思是说我搅了这顿盛宴，而他们的胃口因受到色香味的刺激条件反射般的刚刚打开。我也不能太不近人情了，就说：“我的话并不具法律强制力。每一个人都应该服从良知的指引。”说罢，我用竹筷蘸了一些白酒，以酒酹地，祭奠英灵。末了将剩下的白酒一饮而尽，借助于酒这种流体的媒质，我和十七年前八九英烈不死的精神接通了。其间那位说“完了完了”的女士和其他国保干警不住劝我吃这吃那。有被感动的成分在，也不排除有以饭塞口的“阴谋”在。
晚上国保们在套房的外间里码起了长城。我一人待在里间，想写没有纸，想读没有书，只好看电视。正在苦捱时光之际，一个人推门而入，原来是那个驾车的司机。他是国保方面临时拉来当差的，大概由于我宴席上的一番话勾起了他对历史的记忆，因此辗转反侧，难以成寐，才过来和我聊天。这位先生说，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他正在北京西郊，虽离事件的中心较远，但也可算事件的目击者。他一直认为，学生和市民是正义的，政府对人民的镇压是一种犯罪行为。八九大镇压以后，中共及社会高速度的、大面积的腐败就说明了这一点。他还说，现在副科升正科，正科升副处，不送多少万根本没戏。那些省市级的官员，没有大财团的支持，没有百千万的资金作后盾就甭想晋级。这位民间人士快人快语，议论生发。慰我寂寥，使我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和我同宿一室的那个国保一宿鼾声持续不断，时而低吟时而激昂，搅得我一夜好生难过。此番软禁国保们大概是有意的用这种噪声污染的方式对我略施薄惩（因为他们早知这个呼噜王的大名，唯恐趋避之不及）。谁叫你维护人权呢？你就连他人打呼噜的权利也维护得了。
白天补足了睡眠，晚饭后十时回到家。
六月五日是我的绝食日，上午在所里面接待完当事人，中午即赶回家进入“辟榖状态”。绝食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我的修练生活了。@
五日下午十七点到十九点二十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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