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落日中》袁红冰着
题记：只要世界上还存在人压迫人的制度，《自由在落日中》就不会过时。正如她必会遭到压迫者的忌恨一样，她也必会得到追求自由以及心灵尚未被奴化的人们的热爱。
一、文章通造化，代价逾死生（序）
笔者曾写过将近20篇书评。异于流行而且走红的评论文章，独创了“大评论”的文体。所谓“大评论”，就是：
选出值得评论的著作，放在中国现实和数千年历史的大背景下，置于时代潮流的大境界中，揭示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把四声八病的文学评论，扩展为汪洋恣肆的社会批评。
笔者不是专门的评论家，然而兴之所至，随心而为，也写了总计约30万字的大评论，短者数千字，长者六七万字。有的评论孕育期长达数年，一旦动起笔来，即进入自由境界，任意挥洒，直抒胸臆，曾无滞涩为难。
然而面对《自由在落日中》，作者细读两次，确认这是一部极值得评论的杰作，却徘徊数四，徬徨久之，难以下笔。除了这部小说都是用诗的语言写作，更因她弘扬自由的主题，不但为中国古今小说所未见，且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也罕有其匹。世俗之人，习惯于用自己可怜的现有知识，坐井观天地去评判自己全然不知的事物。此杜甫之所以鄙弃“轻薄为文哂未休”，而袁红冰先生之所以激愤而言曰：
庸人的脏手不得翻开此书，因为，书中峻峭的激情拒绝被充满物欲的生命欣赏；
虚伪、猥琐的眼睛不得阅读此书，因为，只有高贵而真实的心才配亲吻书中坚硬的血和泪。
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评论我，只有太阳才能对我作出评价。
这些话写于他另一部小说《文殇》卷首，无疑也适合《自由在落日中》。当世俗的人们用功利的眼光和浅薄的观点去阅读乃至评论这部非凡的作品时，不但不会欣赏她，而且会是对她的亵渎。于是想起了隋朝大思想家王通先生据说的“敬慎所未见，悚惧所未闻”，知道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课题。庸俗的评论家习惯用关于小说的现成观念去论断任何一部小说。而笔者所能做的，却是调动自己全部的经历和知识，尽量去理解这部小说，告诉读者这部小说主要在说什么，价值、意义何在，以便和真诚的读者共享其丰富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使我的心灵震撼和激动不已的事实是：袁红冰先生的这部小说，曾付出了高于生命的代价。《作者自序》告诉读者：
《自由在落日中》创作过程的结束，意味着袁红冰已经完成了对于真理的责任，对于真实历史和真实人性的责任，对于生命美的责任。因此，对于他，还剩下的只有一件事可作－－在现代中国精神已经丧失了理解自由人性的能力的苍茫时分，通过向专制政治发出悲壮无畏的挑战，来宣示自由人格的英雄魅力。
在此之前同专制政治进行长期抗争的充满艰难凶险的岁月中，袁红冰凭借野狼般敏感的机警和纯熟的策略原则，一直成功地使自己免于沦为囚徒。《自由在落日中》完成后，袁红冰不再重视现实政治活动中的策略运用。理由在于，他狂放雄烈的生命风格喜爱作阳光下的剑光炫目的挑战，而以往对于策略的重视只不过是为了保持创作《自由在落日中》所必须的非囚徒的生存方式。
同时，因完成《自由在落日中》而产生的生命极致感，也促使袁红冰决定，抛弃政治活动的策略原则，踏上苦役犯的命运之路，以峻峭的死亡来实践他的关于生命应当美丽凋残的哲理；来吟颂属于自由人格的英雄诗篇。－－专制暴政肆虐的时代，凋残于黑牢中的生命之花，才会展现出动人而高贵的神韵。
此时，尽管袁红冰已经有了妻子和不满两岁的小女儿，可是，他仍然开始了创建《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这个必定受到当局无情镇压的自由工会性组织的活动。他要使自己的血迸溅在中国民主的祭坛上；他只愿把《自由在落日中》和自己消逝于苦役犯命运之路上的英俊而高傲的背影－－那英雄男儿的背影，作为遗产留给妻子和女儿。他觉得，只有如此，才能不辜负妻子那如同殷红的落日沐浴于其中的茫茫云海般的深情，才能无愧于小女儿那风韵天成、妖娆俊美的容颜。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日上午，袁红冰被中国的克格勃，“国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逮捕。前一天，袁红冰刚给北京大学法律系九三级学生讲过寒假后的第一次课。
被捕的当天夜里，袁红冰便被秘密押往贵州，这个自古以来就是政治犯流放地的、阴云终年不散的省份。袁红冰在北京高等院校内和社会上的广泛影响力，使当局不敢在北京对他进行审判。
大无畏的袁红冰做好了准备，要将专制政权对他的审判，变为他对专制统治者的审判，对专制法律的审判，而他则是角色转换之后带着铁镣的审判者。他要以此为中国自由民主运动赢得道德荣耀；并以此对中国人格的堕落显示高贵的鄙视。
袁红冰没有想到的，是命运将他置于生死两难的绝境。
当国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对他进行第一次审讯时，从讯问内容中，袁红通过敏感的直觉意识到，他分别密藏在父母家中和一位学生处的他全部著作的手稿和软盘，包括小说《自由在落日中》、政治法律著作《民主与共和》、哲学著作《刻在落日上的箴言》的手稿和软盘，都已经被秘密警察搜获。
以后的事实证明袁红冰的直觉是正确的，而在直觉产生的时刻，他的意志如同被雷电殛中的风蚀的悬崖，于瞬间之内崩溃了。
为了真理的利益，袁红冰鄙视世俗的名誉地位；为了精神的追求，袁红冰忽视对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取。他身无长物，不置恒产，然而，他是一个灵魂的丰饶者－－因他的精神创作而丰饶如金光灿然的无边麦浪。
《自由在落日中》是袁红冰的生命创造，但是，在他的价值观中，那生命的创造又具有高于他生命的独立意义。这不仅因为《自由在落日中》凝结着他灿烂的审美激情之火，也不仅因为他湮没在二十多年孤独、寂寞、艰难的写作生涯中的翠绿生命，只通过《自由在落日中》才成为超越时间的价值，更因为《自由在落日中》乃是被人性之血浸透的真实历史的文学升华；乃是他用以承担对生命美的天职的最后支点。－－在专制官权和御用文人们伪造的历史背景中，真实的历史是被放逐者。如果过去的真实历史完全消失了，中国人也就丧失了走向未来真实历史的可能，而将永远生活在虚假中，因为，未来是过去之子；在思想文化专制阴影导致人性普遍丑陋的、兽性化的年代，对生命美的呼唤是一种美丽而悲怆的孤独，然而，如果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人类群体连这种孤独的能力都彻底丧失了，那么，中国就永远没有可能再造属于真、善、美的未来，因为，社会历史是人构成的，没有自由、高贵的人格，就不会有与人性一致的伟大历史命运。
袁红冰意识到《自由在落日中》的手稿和软盘落入秘密警察手中的当天，在他离开审讯室回到牢房后，一阵猩红的血雾骤然从他犹如被火焰烧焦的双唇间喷溅而出。那染红了黑牢阴影的血雾中已经没有了悲怆的神韵，而只弥漫着绝望。二十多年的精神追求毁于一旦，情何以堪！人何以堪！
作为创造出英雄人格哲学的哲人，袁红冰早已摆脱了对死亡的畏惧，进入超越于生死之上的自由意境，并视瞬间的优美为生命价值的极致。正是这种自由意境和价值的极致感，使袁红冰在“六.四”事件浓烈的血腥气还未消散的时刻，就对专制政治再次发起了英勇的挑战。从九０年至九四年春被捕前这一时期中，袁红冰和战友们的一系列政治活动，成为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主旋律。
了解袁红冰的人都能触摸到他那颗即使在刀剑劈斩下也只会发出铁石声响的坚硬的心；袁红冰也骄傲地自信，内蒙古高原上那能将岩石冻裂的暴风雪，也不能冻裂他的意志。可是，《自由在落日中》的手稿和软盘落入秘密警察的兽爪之后，袁红冰却发现，他变得像野草一样脆弱，像灰烬一样苍白；他富丽的生命变成了一具倒毙在阴冷沼泽中的骷髅。
但是，袁红冰毕竟是坚硬的。野蛮人一样顽强的生命力，终于使他从比死亡更深刻的绝望中，抬起布满血丝的眼睛，并以这双仿佛雕刻着猩红雷电轨迹的眼睛，重新直视命运－－他决定付出任何必须付出的代价，换取再次写出《自由在落日中》不可缺少的人身自由，哪怕是有限度的人身自由。
这是一次高于生死的抉择，因为，抉择所指向的，是超越袁红冰个人命运的人文价值。
这是一次最为艰难的抉择，因为，只有向官权表现出摇尾乞怜的下贱媚态，才可能走出黑牢，而要猛虎作出母狗的媚态意味着比烈火焚身更痛苦的艰难。
这是一次惨烈的抉择，因为，作一个堂堂的英雄男儿，乃是袁红冰的少年之梦，乃是袁红冰高傲人性的终生追求，而为了获得重新写出《自由在落日中》的条件，他却不得不血淋淋地撕裂那少年之梦，那终生的追求；不得不付出美人格的代价。
男儿膝下有黄金。但是，袁红冰屈膝了。这是卑鄙，而且是用高度的智慧精雕细刻出的卑鄙－－仅有卑鄙是不够的，富集智慧的卑鄙才能诱使秘密警察们，这些精明的愚蠢者相信，袁红冰已经真正被他们“改造”成对专制政治无害的庸人，而这种相信则是袁红冰获得有限度的人身自由的唯一可能。
一九九四年九月，被捕半年之后，袁红冰以取保候审者这种准罪犯的身份，并以接受终身流放于贵州为条件，走出了黑牢。
于是，在贵州，这个古流放地的连绵阴雨中；在那仿佛连天空都腐烂了的终年不散的阴云下；在秘密警察对他这个“帝国要犯”密如蛛网的监视下，袁红冰开始了重铸《自由在落日中》的过程。
尽管黑牢生活的精神和肉体摧残，使他容颜憔悴，病体支离，但是，袁红冰没有一天中断过近乎疯狂的秘密写作。因为，他没有权利休息，没有权利疲劳。同时，也只有在精神创作过程中，他才能暂时忘却犹如心被毒蛇噬咬般的屈辱的痛苦－－对于袁红冰，死并不是痛苦，向专制官权屈膝换来的生存，才是胜于被凌迟处死的痛苦。
一九九五年秋，袁红冰出狱一年后，《自由在落日中》的手稿再次完成了。他将这份凝结着血泪和艰辛的书稿称为《自由在落日中》Ｂ稿。
世人如今看到的就是《自由在落日中》的B稿。付出了高于生命的代价，这部小说才得以重新创作出来。在中国历史上，付出了高于生命的代价写出的著作，只有我的老乡司马迁先生的《史记》。当司马迁为李陵投降匈奴辩护而被判处死刑时，为了未竟的历史巨著《史记》，他“自愿”接受了宫刑，以便可以苟活下来，完成《史记》的写作。这是怎样的痛彻肺腑的选择啊！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
笔者每读至此，衷心莫不悲痛流血。如不是为了完成他看得远高于生命的《史记》，作为一个男儿，宁愿被杀十次，也不愿忍受宫刑的奇耻大辱。当代的文学、史学家，对“死不见尸”的司马迁的死有种种揣测，惟独没人想到他完成《史记》后，除了自杀，别无选择。而这恰恰证明了当代文人们可怜的精神早就被阉割了。司马迁写完《史记》后之所以必定会选择自杀，就因为宫刑的诟辱附着在他的身体上，无法洗刷，只有一死，方能摆脱。人生艰难惟一死，而艰难有过于死者；这种超过死亡的艰难，2100多年前的司马迁先生担当了，当代的袁红冰先生担当了。区别却在于，对于司马迁来说，遭遇的是飞来横祸，他只能仓猝决定用自己的身体担当超乎死亡的耻辱；对袁红冰来说，他早已作好了为自由坐牢乃至牺牲生命的准备，却没有料到遭遇到的打击，会在他藐视的死亡之上，他除了用高于死亡的人格代价，还要用自己的智慧，来做出并以不可想像的毅力来承担的命运抉择。司马迁先生如疽附身的羞辱，在完成《史记》后，只能用结束生命的方式才能摆脱；而袁红冰先生以空前的大无畏勇气选择的羞辱，却可以通过他超凡的努力和成就得到弥补并还其清白。司马迁先生所受的深于死亡的羞辱，化作《史记》一泄千里的磅礡气势；袁红冰先生付出了高于死亡的代价，不但使《自由在落日中》得到凤凰涅槃后的重生，还伴生出了《文殇》、《回归荒凉》、《金色的圣山》这些无与伦比的姊妹长篇。《老子》曰：“受国之垢，乃为天下王。”司马迁的《史记》，成为二十四史的开山之作，后世汗牛充栋的史学著作，至今无出其右；袁红冰先生以《自由在落日中》开篇的诗性小说，不但在中国的小说和文学创作中前无古人，她那揭示人的最高本质的主题和美轮美奂的诗情、诗意、诗的语言，在世界文坛上也应占有光彩的一席。
《自由在落日中》2004年在澳大利亚首先出版了。袁红冰先生在签字售书会前写下了：
我的心灵是内蒙古高原上一缕永不停息的风。掠过寂静的大漠，掠过无边的戈壁，掠过风蚀的群峰，掠过辽阔的草原，动荡的心灵呵，只带着风的神韵四处漂泊，唯有落日是心灵永远的追求，因为：我总相信，落日之后会有超越罪恶人世的意境。
今天，漂泊了一生的心灵突然陷入深深的疲倦，只因为发现，我生命创造的著作，原来竟是一片荒凉的墓地，上面覆盖着万里晚霞。墓地属于暴政下死去的无数冤魂；我憔悴的心灵则从此属于青铜色的宁静。
我愿作一个守墓人，守护这千古悲怆。我可以宁静，但却不能沉默。我要不停地讲述，向苍天和大地讲述中国的苦难。如果我沉默了，万里墓地中的冤魂，会撕裂哪怕铁铸的坟墓，对着太阳失声痛哭。
我的心灵是峭立的绝望，冰冷而坚硬──对人本身的绝望才会冰冷、坚硬如暴风雪中的岩石。
古中华人格华美壮阔的辉煌早已凋残，古中华人格清俊飘逸的诗意早已枯萎，古中华人格的侠义情怀早已湮灭。在今日腐败的权力、肮脏的金钱和堕落的知识构成的极权政治下，自由的心灵和高贵的人格如枯叶飘零，无耻、下贱者却唱着凯旋的歌；中国的民族人格中，只剩下对强者的奴性和对弱者的残忍，现代中国人的心已经在贪婪的物欲和谎言中腐烂，腐烂为低于兽性的存在。甚至本应崇高的追求自由民主的过程，也被专制政治污染的中国民族人格所扭曲。
茫茫人海间已经难于找到高于物欲的心灵。这怎么不让渴望高贵的男儿绝望！但是，内蒙高原上狂烈的雷电，给了我灿烂的生命意志。那意志命令我，以自由的心灵为斧，以自由哲理和诗意为凿，在绝望的铁黑色峭壁上，雕刻美丽高贵的人格，以抗议人性的堕落。
我不知道谁将赢得明天的朝霞──是黑色的绝望，还是美丽高贵的人格。不过，无论如何，我已经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只为了未来年月中，深情的少女还能找到值得爱恋的情人。而我的著作就是一个美人格的梦，就是英雄人格之梦，那梦将像太阳一样不朽。
我的心灵是一缕来自荒野的诗意，诗意间充盈着对自由的苦恋。那百年时间的风雨也不能蚀裂的苦恋，给我的心灵以永恒的少年情怀。
在中国，自由的名字就叫作苦难，热恋自由就意味着亲吻苦难。自由心灵呵，踏出的是苦役犯的命运之路。那命运起步于对自由的圣洁的恋情，越过漫长的人生之后，将消失于荒凉的悲怆。
如今，我的身体已经离开黑牢，我已经走上流亡者之路。但是，我的心灵，那苦恋自由的心灵，仍然如戴着铁镣的落日，与苦役犯的命运同步。因为，遥望我的祖国，自由继续被囚禁，中国文化之魂在利箭也穿不透的专制黑暗中，与希望一起凋残。
此刻，能照亮中国命运的，唯有在心灵的祭坛上燃烧的自由圣火。我的诗意，我的苦恋，就在金色的圣火中欢笑。那泪影炫目的欢笑是献给中国重重苦难的灿烂安慰。
写于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小说的背景是罪恶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极权统治势力对于蒙古人民进行的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民族灭绝性质的迫害、摧残、侮辱和虐杀，以及热爱自由的蒙古勇士面对压迫和虐杀进行的一场势力悬殊、宁死不屈的反抗。小说的真实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了解历史的真实，不必去翻阅教授学者充满数据的著作，因为在这些散发着学术气息的著作中，人的苦难变成了一长串枯燥的数字。下面是一篇蒙古族受害者的家属苦难史，可以帮助读者更加感性地把握小说的背景。“内人党”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简称，就是小说中的“内蒙古独立同盟”。
尼斯勒
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文革所犯罪行中有一桩是“种族灭绝罪”，这就是以整个蒙古民族为对象的文革“内人党”案。文革中的1968年，滕海清（１９５５年授中将军衔、北京军区副司令）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滕海清秉承毛泽东的旨意，一上任就展开了疯狂的挖“内人党”运动，简称“挖肃”。在这场骇人听闻的种族清洗中，当时只有二百万人口的蒙古族，有一百万人遭到逮捕、关押、株连；有五万人被迫害致死，有三十五万人致伤、致残。蒙古民族陷入了空前的灾难。毛泽东对少数民族的残暴，远远超过了斯大林大清洗杀死三万一千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数字，仅次于希特勒迫害犹太人。
毛泽东说：“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民族问题说到底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还说：“蒙古人该整一整了”。于是，“挖肃”挖“内人党”案，使阶级斗争说到底，成了民族斗争。中央文革小组下发指示：“内人党有多少挖多少，要挖净”。康生说：“军队里也有“内人党”，这是埋在我国北部边疆的定时炸弹，挖，决不能手软。”江青说：“内人党是专门搞破坏的，内蒙的边防线那么长，内人党到处跑怎么得了？”谢富治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他搞掉。”滕海清说：“党、政、军真是三里五界都有内人党，……现在不但军队里有，还被他们夺了权，有的已钻进革委会里来了。”
“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10月在张家口成立，是由共产国际及中共所创建并领导的。是活跃在民族地区的共产党的外围组织。30年代中期已经解散。1945
年抗战胜利后，一部分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老党员，联合蒙古族各方面力量，又成立了“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及东蒙党部。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前，奉中共中央指示“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解散。作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历史就此结束。
滕海清主持制定的《关于对待“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若干规定》中说：“1947年4月20日，我党中央明令在内蒙古不组织‘内人党’。‘新内人党’暂时有计划地转入地
下。1960年后，‘新内人党’进入了组织大发展时期。经过这个时期的大发展，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一些农村、牧区建立起‘新内人党’组织。”这是无中生有的荒唐捏造；为了把空穴来风变成事实，滕海清亲自指挥，以军宣队、工宣队为主导，在内蒙古自治区全境对蒙古族展开了大规模的逼、供、信。他们把1946年3月“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纲、党章以及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旗帜等历史文物，作为“新内人党”的罪证，进行展览，蛊惑群众；对受迫害者施以近百种五花八门的酷刑，“挖肃”挖到蒙古包，挖到羊群里。从城市到草原，从大人到孩子，蒙古人人人自危，整个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
在法西斯酷刑之下，许多忠厚善良的蒙古人，出于无奈，自我作践，编造口供，甚至编造假笔记，假日记，凭空乱咬，咬战友，咬同事，咬亲人；自相诬陷。许多蒙古族的共产党员，在逼供诱供之下，按照“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的提示，把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及组织活动交待为加入“内人党”，参加了“内人党”的组织活动。许多受害者，被打急了，编造了形形色色“内人党”的变种组织名称，什么“统一党”、“独立党”、“柳条子党”……名目繁多，多达百余种，且无奇不有。
一朵浪花可以映射惊涛骇浪。我是蒙古族，打“内人党”时，我全家都被打成了“内人党”。我的父亲，小时候给有钱人家放马，一次，八路军和土匪打仗，把他的马给抢了。八路军和土匪一边向西跑了，一边向东跑了，他回去没法交差了，索性跟了一边也跑了。当时“八路”也是匪，老百姓叫它“八路匪”，蒙古人晚上在油灯下克虱子，一口一个“克死一个八路匪”。父亲跟跑的一边是八路军，结果参加了革命，抗战后整编为解放军卓盟纵队。三年后，父亲当了骑兵连长，骑着大白马回了家乡。1949年，父亲在内蒙古自治政府驻北平办事处任职，后保送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毕业后在北京工作。蒙古人天生的纯朴、憨厚、直爽。认准了人，把心掏出来；认准了党，一门心思愚忠到底。我父亲就是这种愚忠的典型。战争年代，有一回父亲所在部队遭到敌人伏击，伤亡很大。总结战斗，父亲检讨自己看到战友死亡，曾产生过怕死的念头，他更进一步把怕死的念头上升到怕死就会叛变革命的高度来认识，并写出了书面的深刻认识上交给党组织。父亲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可以看到自己的档案。他在档案里看到了自己上交给党组织的认识材料，此时的父亲，觉得怕死是人之常情，过去的认识拔得太高了，又怕这份认识材料影响到升迁，就把它从档案里取了出来。事隔了多少年，四清运动时，父亲再也奈不住了，主动向党组织坦白了这件事，并痛心疾首，觉得自己对党不忠。这就是一个蒙古族的共产党员。
打“内人党”开始后，我的父亲虽身在北京工作也难逃厄运，成了当然的“内人党”。父亲所在单位只有父亲一个蒙古族，单位革委会一开始搞不清“内人党”是怎么回事，“黑材料”太多了，不知如何定性，只好派人去内蒙外调，并学习如何打“内人党”；百密一疏，暂时把父亲“挂”了起来。这一“挂”却使父亲积郁成疾，患了癌症。父亲幸运的是，没有死在酷刑逼供下，死在了亲人的怀抱里。我的母亲在内蒙古驻京办事处工作。驻京办事处被诬为“内人党”的特务机关，成系统都是“内人党”。我的姨在翁牛特旗海金山牧场当小学教师，也是“内人党”；姨夫是医生，妇是夫也是，绝跑不了，她们的孩子被人叫做“内人党”崽子。1970年我到草原上看姨，我在姨家住的第一夜，晚上，我没睡着，假寐。听着姨和另一个年轻女教师的谈话；那个女教师被打成“内人党”后，关起来，被强奸了。我听到姨问她：“你咋不告他”？女教师说：“我不敢”。那一夜我都没睡着，泪水打湿了枕头。
我的舅舅是草原上的兽医，整天同马牛羊打交道。稀里糊涂成了“内人党”，逼他说出发展了谁？上下线？说不清。腰被打坏了。后来到北京做了钢背心。我的大爷是生产队小队长，他被打成了“内人党”的变种“沙窝子党”，他连听说都没听说过，多荒唐！我的爷爷一着急，一口气没上来，丧了命。我的叔叔1964年在北京医学院大学毕业，作为学生党员，坚决要求回内蒙古支援边疆，并如愿以偿。当时《光明日报》还登了照片。哪想他档案里有一张哈丰阿（自治区副主席）介绍他入干部子弟学校的介绍信。这成了“内人党”重点发展对象的证据，被关进了监狱。叔叔身体被打残，在牢里吃了一年的坏土豆，出来后永远不吃土豆了。
就在几天前，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文革系列节目，一个当年去内蒙古的北京知青接受采访。他说蒙古人就知道干活喝酒，喝酒干活。他偏偏回避了文革挖“内人党”。许多知青当年都是凶恶的打手，却鲜见有人出来忏悔。刽子手滕海清，晚年照样在他的大军区级别上悠哉悠哉颐养天年。1999年我陪妈妈在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血液科副主任亲自为妈妈做骨穿。她技术很好，对病人细致入微。主管医生告诉我：“这个副主任是滕海清的女儿。”我告诉妈妈，妈妈一愣，说：“滕海清还有这么好的女儿？”我听出的潜台词是说：“滕海清不配有这样的女儿！”
毛泽东只承认打“内人党”扩大化了，其后，邓小平上台鹦鹉学舌说反右扩大化了。多么轻巧的一语带过，无数生命就此淹没。希特勒如果活着，一定会说反犹太人扩大化了；斯大林如果活着，一定会说大清洗扩大化了。不要指望独裁者的良心发现，没有惩罚就没有认罪，没有惩罚就没有忏悔。中共之所以罪恶连着罪恶，就是因为罪恶从不受惩罚。回首文革，鞭尸毛泽东；毛泽东不仅不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确是中国人民的“大灾星”，毛泽东是中国各族人民的人民公敌。
──《观察》May19,2006
中国的皇权专制社会两千多年，奴化教育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在皇权专制社会的所谓“盛世”，即各族老百姓“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少数没有被奴化仍然想要保持个人自由的“高士”，还可以隐居山林，甚至“大隐隐于市”，只要不坚持推己及人地想要“解放人类”、“利天下”，触动压迫者的统治秩序，在专制统治的夹缝中，还是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井水不犯河水”地过上相对自由舒适的日子。蒙古人民和共产党政权的矛盾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激化为生死斗争，就在于“文化大革命”执行的是一条“在上层建筑及各个文化领域”对人民实行“全面专政”的极权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停顿地向安分守己的各族人民发动进攻，使得民无宁日，多数人“想做奴隶而不得”，一切自由的缝隙都被封死。蒙古人民的反抗是极端的压迫“逼上梁山”的结果。知道了这个背景，对于《自由在落日中》的人物命运、性格和情节的发生和发展，就掌握了理解的钥匙。
关于《自由在落日中》，如果了解1950年后居住在内蒙的蒙古人的文化、精神、生存状况的悲惨处境，就更能理解这部小说的价值和意义。然而，她却不仅仅是一本关于蒙古人的书。人们通过蒙古人的视野所看到的书中人物的故事，不但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且会加深对人的本性的了解，进而思索中国和人类的未来。
（待续）
（首发于《自由圣火》）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