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8日讯】文革四十年往事历历，对权力者而言，它同样不堪回首，最好把记忆的细节剥离，只剩下一条“历史决议”的结论。于是，文革的血渊骨岳被抽像化，再挤压成当代史里单薄的一页……
笔者亲历文革，然而四十年前我只是初一学生。今日回眸，弱水三千，我只取一滴水珠，去说说一个弱冠少年在时代狂澜面前颤栗的旧事片断。
凶年苦夏听惊雷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对于思觉过敏的知识分子来说，或许已嗅出了弥散在空气里的雷暴气息。但我们这辈青少年学生却是浑然不知天之将倾、国将不国……五月下旬，学校里正准备期末考试。尽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仇恨密植一再挤占了学生的正常课程，但试还是要考的。
谁也想不到，中共中央的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一夜之间就成了八亿中国人灵与肉的主轴。关于《通知》所言之无处不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对于我这个初一学生而言，实在太过抽像。恐怕连我们的老师也同样茫然无所知。《通知》到底讲了些什么，就算最认真听取传达的人，亦不甚了然。
接下来，学校宣布停课三天，搞“文化大革命”，贴大字报。老师们作布置时，只极力掩饰着对未来考试成绩的忧虑。三天很快过去，并没有复课。试也不考了，孰料一拖就拖了十年……
我不记得自己写过几张大字报，也不记得大字报的内容了。反正每个同学都必须写，那阵子就好像是交作业，谁也不能预见到后来的暴风骤雨——“斗争会”来了。我们这间建校于清朝的老牌学堂，师道尊严从来没有遭受过如此侮辱性的践踏。第一个被揪出来推上斗争大会的，正是我们这个班的班主任梁老师。这令我们错愕而又颇为兴奋。
其实，梁老师是非党员，无非是在教学专业上略有点名气，若论“牛鬼蛇神”也还排不上号。然而当时谁也不知文革该怎么搞，斗争会应该怎么斗，而谁和谁应该是十恶不赦的牛鬼蛇神，这都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这第一场还不是向全校公开的斗争会，而是由高年级一些觉悟高、斗争性强的骨干分子担任革命先锋和运动的主力。其实按“中央文革”划定的杠杠，这些人实在是不配的——他们都是又红又专的好学生，多是共青团员或学生干部。他们所占据的革命制高点，很快将让位于造反更果决、斗争更勇悍的别一批红卫兵，先前那批学生骨干反倒沦为“保皇派”了——此是后话。
我们这一班初一学生“有幸”参加这首轮揪斗黑帮分子，全在于斗争对象是我们的班主任。我和同学一样，只有跟着喊口号的资格，并无控诉和揭发的原始冲动。看到昔日站在讲坛上令我们只能仰观的老师，竟然被革命所辗倒，萎顿成一滩烂泥，这确实使我感到莫名的快意，我也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呼喝中努力编织他的罪行，却苦于无迹可寻。
斗争会气氛很激昂，内容却很空洞，大约是曾经他调教的、现已升至高年级的学生揭发他鼓吹“白专道路”，宣扬“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何时何地又吹嘘过他所辅导的代数竞赛小组得过全市第几名……如此革命、这般斗争，连我这无知少年都觉得气氛渐地有些无聊。殊想不到，须臾奇峰突起，一个高一女生站出来，面红耳赤地指控梁老师在某一学期的晚间自修补习时猥亵过她。此言一出，登时擦燃了众人的道德火花，人人双眼充血，吼叫声格外宏大起来。我眼前一晃，只见一个青年教师抢上几步，一脚将有点年纪的梁老师踢倒。于是，更多的拳脚招呼上来了，伴随着撕裂空气的咆哮和横飞的唾沫，梁老师哀绝的脸上布满了仇恨的口水。我们这班的同学全都呼拉拉站起来了，既震骇又激动，跟着齐齐吼叫。这是一种最为形象的直观教育，革命原来可以如此，以后很多很多的行为都不在话下了。
随着文革狂澜既倒，其后更多的老师与学校领导被打倒和斗争，他们沦为黑帮分子是常态，反而能幸免的倒是异数了。革命所创造出来的罪名数不胜数，批斗牛鬼蛇神再也无需“性骚扰”之类的道德助燃剂了。可怖的是斗争的形式一波比一波更加火爆和残酷，简直是鼎镬在前！相比之下，煎熬梁老师的那口大锅里仅是“温吞水”而已。
在那个狂飙年代，我若成为红卫兵的一员，在“打倒”和“横扫”行动中冲锋在前的话，这堪称革命之子，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我怎也料想不到，连初一学生也可以成为被革命的对象！
不堪回首桃李劫
一九六六年夏天，磅礡的热风席卷全国，社会动荡不安。中共中央不断发社论与文件，告诫工农群众不要阻挠“革命小将”的造反行动。足见当时的普通老百姓们都瞠目结舌，不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伊汝胡底，甚至颇有抵触，直到时代的奔雷在他们头上炸响，这才晓得一个全然陌生的世道真的降临了。
斗争狂潮从比较容易被指认的革命对像那里泛滥开去，小将们开始彼此扭打和缠斗。要说红卫兵拉杆子立山头乃至兵刃相见，还是下一年的事。革命之所以为革命，就是总要有人的命被革，不断地筛选出一些类别打入另册，以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我和另一个同班同学很要好，他的父亲是画家，在第一波揪斗潮中就被放倒了，他家门框上钉着侮辱性的“牛鬼蛇神”牌子。这位同学的日子不好过，在所难免。却没料到才开始学生斗学生，就拣中了我们这一对。
八月间，初一学生的斗争会开锣。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十三岁左右，却要奋勇地经受革命洗礼了。他们要斗争的主角是画家之子，我是陪斗的。但我的倔强抗辩却令自己升级为批斗的首犯。其间细节情境，我没齿不忘——我与周围这一张张少年脸孔朝夕相处了一个学年，在课室里操场上都是同学和玩伴。此时此际，革命扭曲了一切。我被喝令站起来，照例要低头，报上父母成分，现在下场怎样，等等。其时我父母还没怎么样，胸腔里一股底气便硬朗起来。我拿着《十六条》小册子张口就琅琅而读，要和全班一起“学习”。大家便不忿，觉得此子太嚣张，更有人喊：打他！竟然没有打。我想，这是自己宣读《十六条》文献占了先机，“要文斗不要武斗”，言犹在耳，要打也等下次再打好了。
现在说来，斗争会上的回合都很无聊浅薄，一群稚嫩少年实在斗不出水平来。我只是冷眼窥破三五个呼喝得最凶的同学，特别是最先喊：“打他！”那一位，他们的家庭成分往往比我的家庭出身还要糟糕，大抵是跟“几类分子”那头可以扯上关系。既然开始学生斗学生了，就保不定也会斗到自己头上的，于是就抢先一步，以最激进的态势去占领政治制高点。世道人心——这是我涉世以来头一次惊心动魄的解读。
下一轮的批斗尚未确定日子，却见文革巨澜轰隆有声，其间充满戏剧性的跌荡，最有意思的是，最早组建红卫兵组织的那些骨干学生，忽又被革命的激流冲刷到河床的弯道去了，原先被打压的一派学生愤而造反，其姿态行状比前者愈加悍烈火爆——我本来可划入这一营垒，但是，当其时五湖四海的“革命大串联”，要比“横扫”“打倒”的红卫兵杀气更加吸引我。
夏天过去，革命狂潮仍在巅峰，学校并没有复课，于是我就跟着另外一间学校的学生一同“革命大串联”去了……一九六六年就这样在喧嚣与纷乱中走过，却不晓得还有多少故事在等着我。
一川逝波流日夜
文革在继续深入，天下大乱，而且“越乱越好”，因为“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比任何时候都好！”在诸如此类的“最高指示”及社论语言的煽动下，文革高潮迭起。“一月风暴”之全国夺权；大规模的血腥武斗；再到军事管制……毛泽东居然为“全面内战”击节叫好，而且要“七、八年再来一次”，在无产阶级专制下继续革命将要制度化。
然而，盘古开天的老红卫兵们再革命下去，真有点要“老”的意思了。就像胡锦涛，本是清华大学留校的政治辅导员，身份仍然是学生干部，这么一闹腾，就留校革命了三年。这几届学生总要有个去处，于是“最高指示”又来了，像胡锦涛去了刘家峡水坝工地，李肇星去了牛田洋军垦农场，而数以千万计的“老三届”学生则被遣散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
我被分配到西江流域的一个水乡，我们这群知青乘船沿西江溯流而上，到埠后登上基围，辽广的三角洲稻田就在眼底展开，一直延绵到远处的山边。据说这里原来并不穷，但我们才到两年，就眼见着它在“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迅速凋敝和穷困下去，我所在的生产小队竟至于沦落到每个工分只值两分钱——当时刚够买一盒火柴！
在生产队倒是没有开过批斗会了，凡有阶级斗争的活展览都会召集我们去公社参加，那除了斗争会就是什么公审大会，前者还罢了，凡是公审必以枪决而结束。我不记得那些被枪毙者的罪名，倒记得鲁迅所写的《药》，以及他在杂文里为中国人喜欢看杀人而痛心疾首。就我所见，中国人果真是喜欢看杀人，当枪声响过，来自四乡的青年和孩子欢呼雀跃，拔腿奔向杀人现场，倒不是要蘸“人血馒头”，而是要看死尸，或至少要看到泥土上那一滩激射的血箭；而孩子则要争捡子弹壳……这就是我们所接受的“再教育”之一种。
当地的贫下中农并不接受我们，如同我们不怎么接受他们。对于那个水乡的记忆，就是“学大寨”和“以粮为纲”，把鱼塘翻种禾稻；还有就是家畜的“公栏私养”，这是从省革委传达下来的新花样，即各户把自家的猪都集中到一个猪栏里，却还各户去给自家的猪喂养饲料，但猪栏“集体化”，猪粪就不会流失，如此这般，就对以粮为纲有了几分贡献了。关于水乡“学大寨”运动的印象，大概只有紫云英是美好的。这是一种绿肥，晚稻收割后，田野紫色繁花开得如火如荼，开春犁地紫云英便化为肥料——这唯一美好的事物现在反而失传了。
两年后，我转赴海南岛，此为知青生涯的另一站。我栖身于五指山脉深处的一个军垦连队，在那里垦荒种橡胶——那年我十七岁。
岁月河山入梦频
罗大佑有一首歌《爱人同志》唱道：“在那批判斗争的日子里，你要好好保护自己”，每每吟唱此段，我都感触良多。在海南军垦兵团的“峥嵘岁月”，此间的批判斗争之频密，令人惶惶不可终日。我终于没能好好保护自己，在某年某次政治运动中，我被归类为斗争对象，不过还只是从犯，首恶是一个已经戴罪在身而在连队改造的老会计师老林，据说他是一九四九年之前全海南岛仅有的两个注册高级会计师之一，越南的保大王朝曾聘请他过去为宫廷开支作审计。我在五指山几年的艰辛岁月里，老林是我的忘年交，他见闻广博，有一肚子故事，古典文学根基也很扎实。我们出工放工经常在一起。
在日据时期，越南保大王朝是亲日的，俨然是日寇的傀儡政权。即便保大王朝是抗日的，就凭它是君主制，也是“反动透顶”，老林居然曾受聘于这个腐朽王朝，便是想不当牛鬼蛇神也难了。老林自四九年后是“内控”人员，虽然在海南岛仍为这一行的泰山北斗，桃李满门，但日子早就不好过。文革一来就被打倒，发配到最偏远的山区深处来监督劳动。每逢新一波的政治运动，老林必是批斗对象，已属死老虎。但这一次的罪名多了新款式，是对知识青年进行“精神腐蚀”。我自然就是被“腐蚀”的那一个了。我和老林被连场批斗，身心交瘁。
有一个细节要交待，老林头发斑白的后脑勺天生有一个肉瘤，形状比鸡蛋略大。据知在我未到海南时，老林在斗争会上已被造反派怀疑这肉瘤里藏着发报机，要生生剖开来“彻查”。别以为这是虚言恫吓，在文革疯狂的年代，这是完全可能做得出来的。
在这一轮的连队批斗会里，再次有立场坚定和斗志激昂的积极分子旧话重提，威胁要用橡胶割刀活剖老林的肉瘤。我双腿颤栗，冷汗淋漓，实在抗不住了，在连队百多号人的怒吼威逼之下，终于嗫嚅“交代”：老林的确跟我说过，在越南时有一次保大王室在剧场看戏，包下好几个包厢，他是聘来的会计师，也有礼遇。他的座席旁边这个包厢坐的据说是最漂亮的王妃。老林整晚都无心于舞台，只想看一眼王妃的庐山真面，但因包厢的设计角度，他最终未能如愿，只看到王妃垂在护栏上的纤纤素手，如象牙雕刻一般细致……这是老林告诉我的轶事之一，还有天南地北的更多故事，我都不能往外掏出来，自忖挑这一个最轻描淡写的段子，好让自己过关，也让老林就坡下驴，反正他早就是死老虎一只，也不在乎多出这么一个小故事（关于批斗会始末，见《深山老林的故事——文革琐忆之二》）。
事态大致如我所料，老林循例被“深揭狠批”，继续监督改造。我虽被打入另册，却免予戴上什么帽子。然而多年以后我仍萦绕于心，为自己十八岁时的怯懦而忏悔不止……文革恍如一个超级大舞台，在里头没有独善其身的看客，大家都是演员。
四十年后，万勿再拿“四人帮”和毛泽东来做托词。诚然，我们曾经受过蒙蔽，但是文革长达十年之久，全民亢奋，举国癫狂，竟至于“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整个民族的生死歌哭迄今仍在耳畔回荡，这是全体中国人的责任，说到底，我们都应该反省和承担自己的那一份罪责！
……我终于离开海南岛了，文革却尚未结束。我实在不知道，如何能在苦难与痛悔中救赎自己的灵魂？
十年未解千岁忧
一九七五年，我回城进了一家制造锁工厂当工人。其时天下纷纷，什么“评《水浒》”，反“投降派”，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但以我所见，至少在工厂里以及在坊间的街谈巷议里，“革命”已不是个好东西，人们的心理疲态已到了临界点，差一寸半分就进入逆反状态了。
说来也算历史性的机缘，一九七六年，我在无法排遣时代的苦闷与愤懑之际，涂画了一些诗词，都是格律欠通的青涩之作，里头却充斥着对历史的反叛和对现实的质疑。那时候，有一女子从北京来广州玩，认识了我。她也是知青，刚从延安回京，我们不知怎的就谈到一起去了。她带走我这一组“反诗”——我们都始料不及，天下风云突变！她回京不九就爆发了四五天安门事件，她像众多热血青年一样，在广场奔走，张贴传单，其中就有我的多首“反动诗词”在内……
劫难临头了，天安门广场血溅十步，恐怖气氛笼罩了整个国家。北京市公安局发下了通告，层层传达，其中列出十篇至为反动的诗文的影印件，排在第一的就是广为传诵的“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我的其中一首“反诗”也赫然上榜——我们自知无幸，早晚也是一个死，便干脆在这一年的九月相约重聚于北京。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个晚上，我在北京女朋友的家翻阅她家收藏的禁书，这时来了个客人，看来很熟落，但来人看见有我这个陌生人在，便不好启齿，但闪烁其词拖拉了半晌，终于还是忍不住，把主人拉到厨房里关上门嘈嘈切切咬了半天耳朵……不旋踵，我就知道“四人帮”被捉起来了！
天下陡然一变，沉滞的国脉恢复了搏动，我那段日子就在北京，身历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大转折。尽管当时“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尚不肯宣布文革结束，还要“继续革命”下去。但举国上下人心所向，文革实际上已寿终正寝了。
从那以后，中国发生了连番巨变。令人扼腕浩叹的是，集权政治制度却依然如故，宛如长满铜绿的古鼎，沉重地压在中华民族的命运线上。猛回首，文革劫灰恍已凝固为记忆的岩层，但中国上下几辈人都未曾认真清理过这创巨痛深的历史，因为这是不被允许的。
去岁大张旗鼓地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今年隆重纪念中共建党八十五周年，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唯独不得纪念和反思四十年前的文革梦魇。在极权思维的羁绊束缚之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的国家，是不会有长进的。(待续)
（写于2006年5月16日）
(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