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31日讯】(大纪元编译报导)《比利时标准报》报导﹐加拿大前检查官﹑外交部前司长和国会议员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上周在布鲁塞尔介绍了他与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一起进行的关于中国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调查。
这两位加拿大人搜集了大量的证据显示中国医生在中国劳教所里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这些器官被转到医院用作器官移植﹐许多外国人可以通过预定在短时间内得到肾脏﹑肝脏或其他器官。
有一份证词是一名中国外科医生的前妻提供的。她转述她的丈夫的说法﹐他在两年期间里﹐从两千名活着的被关押者身上取下眼角膜﹐但自2003年起﹐他拒绝再继续参与。这名外科大夫还告诉他的妻子﹐这些“捐赠者”无一幸存﹐因为其他的外科医生（从他们身上）取走了其他的器官﹐剩下的尸体被焚化。
乔高表示﹕“这样的手术等同于谋杀。”
调查人员是通过对不同的消息来源及相对应的数据进行核实后得出他们的结论﹐从而建立起来整体情况的架构。
证据中包括以潜在客户身份打给中国器官移植医院的电话。在那些对话里﹐医院承认他们能够在几天内找到匹配的捐赠者﹐而且看来知道来源是法轮功学员。
之前﹐中共已经被指控没有获得参与人士的同意而摘取器官牟利﹐以及依照器官的需求时间处决犯人。在四月份﹐英国器官移植协会为此谴责了中共严重违反人权。
欧洲议会副主席﹐来自英国的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Edward McMillan-Scott)在布鲁塞尔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种大规模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按照国际定义﹐是一种群体灭绝。
他表示中国的古拉格劳改营“理当接受联合国的调查。”
他还说﹕“如果找到摘取活体器官牟利的新的证据﹐国际社会不能允许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召开。”
比利时律师乔治-亨利．布杰 (Goerges-Henri Beauthier)表示﹐中共以蔑视的姿态回应了质疑和控诉。这位著名的人权人士曾根据国际司法管辖权﹐在比利时和法国起诉了中共极权政府。他说﹐在我们的国家里﹐法轮功学员也同样受到了来自中共的威胁。
外电报导：因坚持信仰﹐被劳教所折磨得身心崩溃
“被酷刑折磨直到我已经不再是我自己”
现居法国的法轮功学员陈颖现年三十岁个子瘦小，幸运地自中共的劳改营里逃出来，但她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劳教所里，她被酷刑和洗脑直到她签署了诋毁法轮功的声明。对这种“背叛”她仍然感到有愧。下面是她的故事：
从2000年2月到2001年11月，我被无故抓捕三次，仅仅因为我炼法轮功。在第三次我被关押在北京的团河劳教所一个月，之后被送到一个劳教所关押一年。
每次我都被警察酷刑折磨。比如，我被迫在众目睽睽之下脱光衣服，然后他们向我身上浇凉水，我被迫坐在冰冷的地上48小时。警察命令犯人打我。有一次他们把我打得很厉害以至于在场的一些人都哭了。
我被迫一天工作十六小时，制作玩具或者包筷子，都是用于出口。如果我们完不成任务指标，就会受到惩罚。
我不仅身体上，而且精神上都受到酷刑折磨。每天我必须读、看诽谤和妖魔化法轮功的书和电视节目。我必须写汇报，背诵承认自己是罪犯的文字。
被关押的人不许相互交谈。我的良知，我做人的尊严被摧毁了。太多的身体和精神上的酷刑超过了我的承受能力，摧毁了我的意志。那种洗脑的痛苦、被强行“转化”的痛苦无法用语言描述。
在2001年五月和六月之间的某个时间，所有被洗脑后的人，包括我在内，在学跳舞。我们为给我们摄影的人们表演。后来我们听说，那是为了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用以表示是（中共）如何“友好的”对待法轮功学员。
那一年的夏天，我们被带到一个漂亮的地方，我们得与外国来访者见面，让他们拍照片。我们听说这些(外国）人属于某人权组织。在中共的劳教所里，他们习惯于用这种方法误导外国来访者和媒体。
在我被关押期间，我的丈夫（一位外交官）在高压下与我离婚。这样，我的幸福的家庭也被毁了。
在2001年底，我被铐在窗户上，被强迫注射（药物）。当药液进入我的身体时，我的心脏开始非常剧烈的跳动，都要跳出我的胸腔。我的血管承受着巨大的疼痛，几乎要撕裂一样，我都要窒息了。从那时起，我不再能正常的思考，我失去了我的记忆，而且左半身体部分瘫痪。
一直到我来到法国，开始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我逐渐的又变成一个健康的人。随着我的记忆的恢复，我又能回想起我所经历的酷刑。见证这些帮助我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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