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0日讯】
(十)邪灵狼烟污环球 浩劫邪火海外烧
共产邪灵附体的邪恶使命是最终毁灭全人类，所以，它是要全力向全世界推销它的那套邪教的邪理的。马克思主义的邪理在世界上有的地方有市场，就是这种推销的结果之一。中共稍成气候，在延安时期就不忘向世界推销它的那套邪教的邪理的，较出名的两个被骗当义务推销员的是美国人：安娜‧露易斯 ‧斯特朗和埃德加‧斯诺。中共非法建政后，更是把输出革命作为它的要务一件。文革浩劫是共产邪灵附体全中国时，强化它对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的绝对领导权，是在建立它要毁灭全人类的基地！它在中国推行的邪理和造下的罪恶必然会给全世界带来灾难，不过是不同的地方灾难的大小有所不同而已。
中共的邪教本质流氓本性在文革浩劫中有着赤裸裸的表现。不知道中共是一个共产邪灵附体的另类生灵的人，往往把中共反人性的恶行称之为疯狂行为，这种疯狂行为，在海内外，常有表现。以下是共产邪灵附体操控的中共非法政权在文革浩劫中的对外交往中，践踏国际交往中应遵循的基本规则和礼节留下的部分流氓行恶记录。
在文革浩劫中，许多被共产邪灵附体操控的中共非法政权的所谓外交人员，打着支持所谓的世界革命，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的旗号，肆无忌惮的在所驻国宣扬共产邪理，干涉所驻国的内政。
例如：
“驻×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在使馆附近墙上张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大字标语。东道国提出抗议；
驻×国使馆造反派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四个伟大’的标语，并向提出质询的当地官员自豪地宣称，要让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
去×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标语，当局不同意，他们集会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
驻非洲×国使馆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来往行人硬塞“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辱骂，引起群众愤怒；
驻×国使馆造反派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钻进穆斯林信徒的帐篷；宣传无神论、游击战，被人家连推带搡轰出帐门……（《荒诞岁月》）
在海外反对中共非法政权在对外交往中的流氓恶行的一片抗议声中，共产邪灵附体并没有收敛它的流氓恶行，1967年8月20日，因港英政府封闭了香港三家报馆，忘乎所以的中共非法政权的所谓的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限令在四十八小时内撤消对三家报纸的停刊令，并释放被扣留人员。这个所谓的“照会”，具有明显的最后通牒的性质，在共产邪灵附体的操控下，当时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数万人的声讨港英政府的大会，还有所谓的“反帝反修联系站”也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港英政府的大会。
8月22日晚，北京十几个单位的造反派跑到英国驻代办处门前，召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进行示威游行，随后又冲入英国驻华代办处，放火烧毁了代办处的办公楼和汽车。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工作人员躲进了保险库，红卫兵从迎风口灌进浓烟把他们熏了出来，全部人员不仅遭到拳打脚踢，还被迫向毛泽东画像鞠躬请罪。死里逃生的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后来在给他的妻子的信中述说了当时的情形：“我打开门先走出来，其它人随我之后。院子里大约有五千人，我立刻遭到一顿毒打，任何可以触及我的人都用他们手中的不同武器打我。”“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拖我，揪住我的领带勒我。”“我的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
这种公然践踏基本国际交往准则的反人性的流氓恶性，得到了共产邪灵附体的喉舌《人民日报》、广播电台等媒体的支持和鼓励，，八月二十三日的《人民日报》报导说：“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帝国主义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由共产邪灵附体的操控下发生的这种流氓恶行，必然会遭到有正义感的英国民众的反对，“火烧英国代办处”后，部分英国民众到中国驻伦敦代办处外抗议。中共的所谓的外交人员，把在国内行恶的那一套用到国外来了，与英国民众发生冲突，并迁怒于警察，认为警察偏袒示威人士，忘了自己在哪个国家，也挥舞大棒等物与英警打成一团，各有所伤。
文革浩劫的邪火波及到了英国，使英国民众也受到了伤害。
文革浩劫的邪火波及到了英国，当时属港英政府管辖的香港更是深受其害，闹的最凶的时候是所谓的“六七暴动”时期。受大陆燃烧着的文革浩劫邪火的影响，从1967年5月6日，香港有一部分工人静坐罢工开始，到受共产邪灵操控的所谓的“左派”工会介入，号召各行各业工人起来声援。往日平稳发展的香港陷入了混乱之中，受共产邪灵附体的操控“左派”们打人、放炸弹、烧巴士、烧电车、炸邮局、烧建筑物，用鱼炮炸警察，用石头投掷行人和汽车……1967年8月24日，香港商业电台著名男播音员林彬，因为在节目中批评“左派”的暴行，被“左派”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他的死震惊了整个香港，新闻界人人自危。林彬被杀害后，反对“左派”的暴行的著名作家金庸被列入左派分子暗杀的六人黑名单，“其他五人包括立法局议员李福树、简悦强等。金庸家也曾收到一个邮包炸弹，王世瑜发现邮包可疑，于是报警，警方在他的家门口引爆了那个炸弹。暗杀的阴影笼罩在金庸头上……在这期间，承印《明报》的印刷厂曾被捣乱，几百位左派分子还气势汹汹赶到南康大厦，准备对《明报》进行大破坏，还扬言要火烧《明报》。因为《明报》员工事先已有所防备，将《明报》编辑部的标志都拆了下来，还在大门外安装了铁闸门，字房工人甚至把铸字用的铅熔成为铅液，以备暴徒来犯时防卫。汹涌而来的人流一下子没找到编辑部所在，等找到时，铁闸门关上了，混乱中大队警察赶到，《明报》才免于一劫。”在所谓的“六七暴动”中，一对七、八岁的姐弟，被“左派”们安置在香港北角的炸弹炸死了，香港变成了“乱港”。深受其害的香港民众纷纷起来反对这种无法无天的暴行，共产邪灵附体的那套暴力革命邪理在香港没有了市场，香港才得以恢复稳定。重新步入自己的发展轨道。
在人类历史上，共产邪灵附体的那套暴力革命邪理第一次造成大规模流血死亡的事件，就是所谓的巴黎公社武装暴动事件，那套邪理对法国人的影响一直未得到完全清除，当共产邪灵附体全中国，在华夏大地烧起文革浩劫这把邪火时，受到影响的法国人在法国也上演了一出“法国的文化大革命”的闹剧，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大字报和“毛主义”曾一度成为法国青年和极左派追随的对象。1968年5月，受到影响的法国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运，很快，学生运动演变为社会运动，蔓延全国，有一千万工人罢工。大学生们举着毛泽东和格瓦拉的巨幅画像，喊叫着毛泽东的话语，扛着红旗，唱着《国际歌》，游行示威，占校园、筑街垒，同警察展开街垒战。在这种非常不正常的情况下，戴高乐总统一度出走巴黎玩“失踪”，引发政治危机。此即所谓的“五月风暴”又被称之为“法国的文化大革命”。这场闹剧的直接后果就是，法兰西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严重变异，社会上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行，整体道德水准下降。
所谓的世界革命就是让共产邪灵附体的暴力革命的那套邪理操控全世界，这一直是共产邪灵附体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上世纪七十年代，毛泽东在一次同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谈话中提出了他的一个观点：“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这是共产邪灵附体为实现所谓的世界革命搞统战而划分的，它的统战手段是反对所谓的第一世界，拉拢和利用所谓的第二世界，依靠和鼓动所谓的第三世界去实现所谓的世界革命。对于那些已经被共产邪灵附体直接操控的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越南、朝鲜、古巴等，它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大量给于无偿援助。为维持这些国家的独裁统治输血。对于非共产邪灵附体直接操控的所谓的第三世界国，例如：非洲的一些国家，则以经济援助的方式拉拢，输出共产邪灵附体的那套邪理，伺机影响、控制这些国家。文革浩劫中，受共产邪灵附体操控的所谓的“造反派”在坦桑尼亚，上演了一出把他们在中国搞的那一套“引进”到坦桑尼亚的丑剧
坦桑尼亚是中共非法政权上世纪60年代在非洲的重点经援国家。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非洲是具有相当大影响力的人物，他数次访问北京，向中共要援助。中共也把对坦桑尼亚看成是自己在第三世界扩展影响、对抗西方和苏联的基地，所以，对坦桑尼亚几乎是有求必应。当时中共对坦桑尼亚有很多援助项目，其中坦桑友谊纺织厂在60年代是最大的一个。当时中共在那里有130多名专家
“纺织组的英语翻译是文革初期从国内派来的，此人原来是上海纺织系统造反派的头头，觉得在国内造反得还不够，要到海外来造反，所谓‘开辟第二战场’，为自己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他一到坦桑尼亚，就提出要在工地上挂中共的五星红旗，竖毛泽东的画像和毛泽东语录牌，放中共的文革音乐和毛的语录歌，把工地弄成中共文革在海外的样板。……
不但如此，这些造反派还仿效文革中红卫兵和造反派相互串连、共同造反的做法，把他们的影响扩展到坦桑尼亚工人中去。他们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利用翻译的语言优势，在坦桑尼亚工人中广泛活动，散布造反有理的观点。当时坦桑尼亚政府组织了“绿卫兵”，这个名称虽然和中共的“红卫兵”相应，也确实受到了中共的启发，但这个组织的宗旨却不是造反，而是贯彻政府的政策，是动员群众的手段。但中共在纺织专家组的造反派却表示要用中国红卫兵的名义和坦桑尼亚“绿卫兵”串连，向他们介绍红卫兵的造反经验。到 1968年初，中共造反派又开始在坦桑工人中大肆活动，直接要求他们不要听自己政府的话，起来造反。
中共造反派在坦桑尼亚的这些活动引起了中共外交官的紧张。当时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正在推行他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激进政策，对银行和大工业实行国有化，不但在国际上引起了他是否受中共影响的议论，而且在国内也面临很多人的反对，尼雷尔本人受到很大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共造反派在坦桑尼亚肆意妄为，必然会煽动一些政治野心膨胀的人制造动乱，从而给尼雷尔的反对派提供机会。在60年代，中共的国际影响已经造成了一些亲共政权被军事政变所推翻的后果。刚果的卢蒙巴政权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政权被右派军人推翻就是例证。在这两次政变中，军人的借口都是现政权亲华亲共，要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中共的附庸。政变的后果是中共在这些国家的苦心经营和援助一夜间化为乌有，对中共也是沉重打击。(<<寒山:今是昨非--坦桑尼亚的文革造反派>>)基于这种利害关系的考量，共产邪灵附体终止了这场在非洲上演的文革丑剧。然而，这场在非洲上演的文革丑剧，却提示人们注意到一个事实：共产邪灵附体给人任何所谓的好处，都是要付出高昂代价来获得的，这种高昂代价有时是显性的，有时是隐性的，特别是隐性的高昂代价，更具杀伤力，善良的人们更应高度警惕，远离共产邪灵附体，不给它任何行骗的机会，它的骗术就没有市场，它被神灭的时候就要到了。
中共自非法建政之后，到处输出革命，海外受伤害最重、最深的地区是东南亚国家。。尤以在东南亚支持红色高棉、寮共、缅共、泰共、马共、菲共、印尼共、沙捞越共产党等进行武装叛乱为甚。是这个地区发生灾难的主要根源之一。在文革浩劫中，受中共指导、支持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犯下的“灭绝种族”罪行令世界震惊。1975年4月，红色高棉夺取柬埔寨政权后，其头领波尔布特在二个月后，就到北京听取毛泽东的耳提面训，波尔布特回国以后，红色高棉就更加疯狂的干着“灭绝种族”的罪恶行径。
在不长的时间内，由波尔布特为头目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实施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灭绝种族的革命”，把柬埔寨的富人消灭了，富人有的变成穷人，有的被肉体消灭了：城市消灭了，市民也要拿起锄头种田。有“东方巴黎”之称的金边，成了无居民的“鬼城”。家俱、冰箱、电视、汽车等生活用品被当作“革命”的对象，烧掉，砸掉；机器也是奢侈品、丢掉不用，要用汗水去洗心革面。关闭学校、庙宇，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城市人驱赶到乡下种地；毛泽东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红色高棉就对知识份子进行强制改造，难以改造的，就要消灭，何止知识份子，举凡知识份子、中产阶级、僧侣、少数民族，统统在杀戮之列。柬埔寨遂成了共产邪灵任意杀戮人类的人间地狱。有的杀人者要为革命节省子弹，干脆用锄头铲断囚徒的脑袋。这种残暴行为正是杀人者被共产邪灵附体操控后失去人性的一种表现。从1975年春至1978年底，红色高棉执政仅三年八个月，在七百多万人口的柬埔寨，竟被他整死了约200万人，其中包括20多万华人，柬埔寨人四者死其一，这滔天大罪，岂能不了了之。
多年来，深受其害的柬埔寨民众，知道红色高棉“灭绝种族”罪行的国际社会的正义人士，一直在为建立一个审判红色高棉犯下的滔天大罪的法庭而努力。联合国早就计划建立一个群体灭绝罪法庭，审判红色高棉领导人，但在中共阻挠下，审判事宜久拖未果。但是，善恶必报是天理，只是来早与来迟罢了。 2006年7月3日，由联合国提名的17名柬埔寨法官及10名国际法官在金边宣誓就职，对柬共统治时期惨遭杀害的数百万平民事件展开调查。他们将决定是否以群体灭绝罪（又称“灭绝种族罪”）和反人类罪对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进行起诉和审判。现在法官终于就位了，正义的判决也就不远了。
矗立在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国家纪念碑是几个马来西亚军人脚踏一个马来亚共产党武装分子的塑像。这是一个象征，象征着觉醒了的马来西亚人民、乃至觉醒了的世界人民都反对共产邪灵附体那一套邪理，象征着被共产邪灵附体操控行恶的人最终的可耻下场。那个看起来似乎很强大的前苏联和所谓的东欧社会主义联盟不是已经很快的土崩瓦解了吗！中共，这个人世间共产邪灵附体组织，最终也必将被神所灭，《九评共产党》的问世，就是神灭共产邪灵附体的判决书，最终从地球上清除共产邪灵附体的时间就要来到了，那些参加过中共和中共的其它组织的人而不退出的人，最终的结局要比被人踩在脚下更惨，这些人，现在三退还来得及，快点三退自救吧！
（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