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1日讯】中共为江泽民祝寿，出版了三卷《江泽民文选》，继先前出版其传记之后，近来接连出书，弄出了一个小高潮，蛮好看的。
江泽民其实是一个挺平庸的人，比华国锋强不了多少，然而，他没有成为邓小平的对手，在曾庆红的辅佐下，顺着邓先生的意思及时转舵，又击败了杨白冰、陈希同等对手，应该算是得势也得人，他的风光也就远远超过“英明领袖”华国锋。而江泽民比勃列日涅夫高明的地方，是他向现实低头，不唱“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高调，以“三个代表”思想，暗示了中共向社会党转型的可能。这当然不是什么创新，只是以机会主义官僚的本能应付市场经济发展之大趋势而已，而在中共党内，这样的动作也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表明中共的无可救药。
但是，中共现在说，江先生的“文选”“集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及其重大成果”，倒也让人颇有兴趣，来看看中共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特色之一：权力位置的决定性
不用说，最鲜明的特色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位置和权力，成为思想发展的前提。
毛刘周朱陈林邓，这些人，都是以其思想和实践而在中共党内得到相应的地位。无论他们是否党的最高领导人，也无论是否为他们出了“文选”，他们的确对中共的思想理论，对中共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其独特的贡献，例如刘少奇的“尊毛”和“修养”，例如林彪的“尊毛”与“反毛”，例如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的务实，等等。
胡耀邦和赵紫阳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的突出代表，也同样是以其思想和实践而成为最高领导人，而这个位置，为他们展开思想提供了条件，当然也使他们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江泽民则不同，他是以成为中共总书记而展现其风貌。他费尽心机弄出个“重要思想”，对于他身居高位、对于他作为一代“核心”，似乎意味着某种交代，如此而已。他也是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但正是从他开始，中共的“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权集中于总书记，而且大体上两任十年的领导人，势必要弄出个什么“思想”，以示其在位没有虚度光阴。
无庸讳言，这分明是中共堕落、其党风衰败的一个鲜明的表现。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堕落为权力的附属品，是其最为可耻的特色。
还没有到第三代或第四代，中共因为惧怕“和平演变”，因为党内迷恋权力、故步自封已成风气，从第二代的中后期，演变为由崇拜权力的官僚把持的政党。这一演变，从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党内定为一尊就开始了，到计划体制下党政官僚阶层逐渐形成、扩大，历经“文革”将官僚作为“走资派”打击终遭失败，又历经改革开放，官僚阶层成功地抵制政治改革，它适应市场化，在维持国有体制下垄断与控制格局的同时发展权力－资本交易，官僚专制为自己创造了极具特色的政治－经济环境。
从中共的历史看，“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非毛泽东一人之功，当时党内诸多人士都有这方面的探索，毛泽东为其突出代表而已。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则凸现出毛泽东以其党主席之权威，辅之以少数“理论家”穿凿附会，将民众对中央计划体制下官僚的不满，巧妙地转换为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仇恨。然后，到邓小平那里，一手实事求是地发动改革，另一手给改革带上“四项基本原则”的紧箍咒，左右交相辉映，还矢言“两手都要硬”，最后以不惜与全社会为敌而动用武力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终于还是突出了共产党权力高于一切的主旨。
林彪事变沉重打击了毛泽东“文革”，“六四”则沉重打击了邓小平“改革”，后来虽然邓以“南巡”而为市场经济开辟道路，甚至放言“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然而维护共产党权力地位的“四项基本原则”已根深蒂固，深入中共之骨髓，难以动摇。
这时，中共的种种“左”的表现，或者成为官样文章，例如所谓“保持先进性”，或者成为专制手段，例如学习朝鲜古巴而厉行对民间的控制。所谓“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对中共而言，只是在借鉴西方民主政治的意义上才有其合理性，而实际上，中共的所谓“革命”早已蜕化为“保持权力垄断地位”。
“文革”中民众对共产党官僚的大规模造反，在中共心中留下深深的可怕记忆，使它愈益敌视民间社会。对于公民权利，中共维持其执政以来的一贯传统，变本加厉地压制自由的言论、出版和结社、集会及示威，而对于民营经济，则极力将其束缚在国有体制控制之下。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当新的改革争议出现，以指责市场化、指责民营企业家、主张“国家主义”主张政府控制而质疑“国退民进”成为强音之际，中共表现得很大度很宽容，直到“左”的思潮裹挟着民众的不满情绪成燎原之势，否定市场化改革呼声四起，国有企业改革及金融改革受到严重影响，中共高层才表态“坚持改革不动摇”，而这一姿态，在民间看来，实际上是维持近十几年来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改革”之“不动摇”，于是，质疑市场化改革的争议突破“不争论”的限制，仍在持续。
郎咸平描述所谓“保姆”现象，声称他作为公司治理专家没听说过“所有者缺位”理论，断言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拍脑袋”决策、是“在所有人缺位的理论架构下走到今天的地步”。如此为“主人”（政府）开脱责任，专打企业家、“主流经济学家”的板子，赢得一片喝彩之声，得到广泛支持。新的改革争议中的这一现象，折射出党政权力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的支配地位。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江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堂皇登场，又哪里是一介布衣的马克思可以比得了的。
特色之二：少分析无创造的“创造性”
“农村包围城市”，新民主主义，是针对中国实际展开分析与实践而来。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也是针对中国社会实际，援引马克思学说原理，承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引伸而来。
邓小平理论，虽然其理论性及其系统大可怀疑，但它实际上是基于对现实社会的重新认识，却是肯定的。
“三个代表”思想则不同。江泽民在中共总书记任上十几年，若思想理论上无所建树似乎说不过去，人们等着看着，终于，御用文人端出一盘货色，一看，“三个代表”，充其量，涉及中共党的理论而已。它与马克思学说已经没有多少关系，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邓小平理论的务实，也相形见绌。
顺着这个脉络看下来，理论性在渐渐衰减，创造性在渐渐消失，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牛皮，却正式地吹得胀起来。
据说，“三个代表”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但是，“反映要求”其实是思想理论最起码的基点，能够针对要求有所建树，方见思想之水平。“三个代表”思想在“谁是先进生产力之代表”、“共产党是哪个阶级代表”两大问题上标新立异，却回避它与马克思学说之间实际“发展”的具体说明与论述，清晰地显示出其虚弱本质，而对“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论述，更是一团模糊。
思想的力量，在于对社会现实的分析，提出对其发展变化的判断。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分析，的确有其特点，特别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基于当时曾展开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诸多学者对社会现实做了大量的调查分析，提出了理论见解，毛泽东更上层楼，为中共建立了一套理论体系。不过，在取得政权以后，毛泽东轻率地放弃了这一理论，转而跟随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则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毛泽东开始，就只是“马克思主义东方化”的一部分，后者则以背离马克思学说、向东方专制主义低头为特点。
马克思等人对于东方社会的思想认识，归结为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这一思想，指出东方社会作为专制社会有其特点，它与西方社会大不相同，因而，马克思等人认为东方社会可能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一思想以资本主义在东方社会的发展不充分为基点，而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做了深入的分析，写出了专著，加之考茨基提出“社会主义在世界经济中已经成熟”的判断，得到托洛茨基支持，并提出其“不断革命论”，都成为十月革命的思想基础。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反对十月革命，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思想也在变化。列宁重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指出俄国革命是“通常历史顺序的变化”，清醒地认识到建立工商业文明有其长期性，警告布尔什维克不可以玩花样，不可以耍聪明，而新经济政策作为“一种进步，因为它恰恰适合于最普通的农民的水平，它并没有向他们提出丝毫更高的要求”。
于是，人们可以看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化”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基点是东方社会也无法回避市场经济，而其要点则是，依据东方社会特点，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学说出自西方社会，西方社会内部孕育的新变化、新关系，大体上正在印证着马克思学说的判断。而在东方社会，这里本是马克思还比较生疏的地方，共产党人在这里从事社会主义事业，考验的就是创造性。
市场经济确实无法回避。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无法完全取消市场经济，而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改革浪潮，则无一例外地是为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开辟道路。斯大林式的解决方案，是无视列宁的警告，出现经济困难时就加速“社会主义改造”，而他毕竟是在十月革命后十几年才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中国人比斯大林更能干些，革命胜利后不到十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还搞出了一场升级式的“大跃进”，只是以失败告终。
实践迫使人们改革，糟糕的是，这时的共产党已经官僚气十足，因久居权位而暮气沉沉，满足于给一切变化带上个“社会主义”帽子的小花样，根本缺乏争取非资本主义发展的远见卓识，这样，它对于防范权力与资本之交易完全缺乏思想准备，对于绝对权力地位在市场化改革的变化中必然出现腐败及其蔓延之势，也只能被动地应付，一切只是以不能动摇共产党之权力地位为转移，什么马克思学说，什么工农群众利益，它统统不再关心了。
如此这般，还要标榜什么“创造性”，不是一大笑话吗？
特色之三：乱戴“社会主义”帽子
据说，有“江选”可以证明，江泽民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明者了。
在邓胡赵的时代，已经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在赵紫阳主导的中共十三大时最为明显。不过，在那时，其意义更多地在于实践，也就是在计划体制下一步步地为市场经济争取发展的空间，而且在当时，已经出现比较合理的解释，即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
江泽民在“六四”后掌权，计划经济一度回潮，重新推崇“计划为主，市场为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退回到“有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邓小平力挽狂澜，先是“上海谈话”，然后“南巡讲话”，迫使中共在十四大决议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个“社会主义”的帽子，最初有其合理意义，市场经济从计划体制中突破出来，要减少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阻力，就不能不如此。然而经过十多年发展，它逐渐蜕变为政府垄断与控制的保护伞、护身符。以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黄靖的看法，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越是经济外围的东西，像销售、轻工业，服务业，越是市场化，经济的核心部分像交通、运输、通讯、金融等等，还是社会主义化，尤其是金融体系，中国改革这么多年，金融体系的改革是最糟糕的”。这个看法，可以说，一针见血。
“社会主义”帽子异化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教条，甚至棍子，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具讽刺意味的特色。
“左派”们鼓噪着“社会主义”来质疑改革，搬弄“社会主义”教条以阻挡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制进程。江泽民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始人自居，他倒是比较现实，不会像“左派”们那样囿于“社会主义”，但是他终究还是难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学说根本针锋相对──如果从《资本论》中真的读懂点儿什么，就应该知道，市场经济会孕育出社会主义，但它本身却无论如何戴不上“社会主义”的帽子。东方社会里市场经济的非资本主义发展，有可能到达社会主义的彼岸，但市场经济本身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倾向，因而，非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共产党人艰苦努力以引导现实进程，特别是要千方百计地引导人民自觉维护其公民权利，侈谈“社会主义”则没有任何好处。
尽管如此，戴顶“社会主义”帽子，却已经是今日中共的习惯。
什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虽然社会中对抗性在明显增长，大帽子还是要扣在头上。
什么“社会主义道德观”之“八荣八耻”──尽管社会道德从上面烂下来，中共被迫不知羞耻地发布种种基于社会道德底线的禁令，大帽子还是要扣在头上。
不由得想起来，当中共带领人们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时候，“文革”已近尾声。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不断地抛出“社会主义”新式帽子的地步，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马克思25岁时在他的信中这样写道：“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
现在，中共为江老先生祝寿，端出了一盘盘的刚刚加热过的“烤松鸡”，洋洋大观，很是风光。然而，80多岁的中共，80高龄的老江，看来已全无马克思那种锐气那种见识，煞有介事地说什么“中国化”，不过是骗骗他们自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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