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1日讯】东方航空公司飞行员袁胜于8月9日在洛杉矶举行记者会，随后又发表了声明﹐宣布他打算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任何从共产党专制下的过来人可能都会感受到袁胜的处境。如果他回国﹐就像当时警察摔下的话一样﹐“交代清楚”﹑“关系到国家安全，太严重了！”。可能袁胜的一切﹐包括工作﹑前途﹑甚至生命﹐仅仅因为与一位老乡聊起九评共产党及退党被告密﹑因为自己信仰法轮功﹐而被全数剥夺。
袁胜介绍自己时说，他今年39岁，出生在山东章丘。有个12岁的女儿和一个圆满的家庭。他1989年毕业于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在上海东方航空公司担任驾驶员18年，安全飞行了12400小时。 由于技术好，先后担任过多种机型，如MD-11型，A340-600型的机长多年，95年起经常飞上海浦东到美国洛杉矶这条航线，现每月工资三万多人民币。 而决定离开中国﹑妻离子散﹐是一个“痛苦的抉择”。
袁胜事件﹐让人又想起国人所称的文革和政治高压时期人们的无奈。
袁胜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只是因为与一位老乡聊起九评共产党及退党被告密﹑因为自己信仰法轮功。或者用较文诌的语言﹐就是一个公民的基本的人权—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权利被剥夺所造成的。
当今人类普世价值要求﹐一个公民具有正常心理和社会的生活条件﹐有免于因言获罪﹑因思想获罪的恐惧的基本权利。一个健康的人﹐不能因为所思所想﹑所说所言而被他人镇压﹔不能在一种无形的思想监狱中苟延生活。言论自由﹐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基本标志﹔没做亏心事﹐还怕别人说﹖
但袁胜所说的九评共产党﹐正是揭示了中共一直以来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当今中国封锁言论的情形﹐与一个杀人犯不让人告发它的杀人罪行是一样的﹕因为中共在和平时期﹐让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相当于六千万党员每人弄死一个中国人﹔当然九评还揭示其他更多的事实和内容。这样的现实﹐作为一个杀人犯来说﹐是绝对要封锁的﹔但是﹐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告发杀人者却是一个公民当之无愧的职责。
说到这种职责﹐我们有权利为了自己的安全而闭口不说﹔但是﹐当有人不顾生命安危﹐替我们说出该说的话时﹐我们真的不应该向杀人犯去告密。因为这种告密无疑是与杀人犯同罪﹐或者有过之﹐是历史上的小人。
说到这种职责﹐笔者在此向袁胜致敬﹐向法轮功朋友和一切今天敢于站出来向中共说“不”的朋友们致敬。你们敢于以生命的代价﹐把中共历史和当今的罪恶告知天下﹐堪称中华民族的良心和脊梁。在一个没有言论和说话自由的地方﹐实践这种责任是可贵可敬的。
对于幸运的西方人﹐讲述民主党或共和党的错不是罪过﹐也不需付出如此的代价﹔相反﹐这会被社会认同和奖励的﹐比如告发美国总统尼克松水门事件﹔因为言论是对政府和团体健康的维护和修补。当然﹐在西方社会要告发一个犯有命案的黑社会团伙﹐也是一件危险的事﹔然而﹐西方社会往往把这种危险和社会责任的选择权充份自由地留给个体的公民。
裴多菲有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袁胜为了一席真话，被迫抛妻别子，固然是因为自由的可贵，而更重要的是他并非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是为了让大陆被中共迫害的人也获得自由，因此他所放弃的每年近40万人民币的年薪，以及付出的分离之苦，值得每一个心系大陆的人思索和感激。
通过袁胜事件﹐让人们更看到了自由的珍贵。一个原本可以有圆满生活的袁胜一家﹐在言论自由﹑人身自由﹑信仰自由﹑生命权的无情中挣扎和颠沛﹐反映的是这个时代中国人的悲哀﹐是外来邪灵对中国人犯下罪恶的一个典型例子﹐也让人们看到当今中华民族与世界文明水平的严重落差。(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