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30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寇天力报导﹚联结收听
近年来，中国各地群体事件接连不断，并涌现出许多不畏强权的维权人士。为维护民众正当合法权益的民间抗争行为也渐渐发展成影响深远、动人心魄的维权运动，引起海内外的关注。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寇天力就此采访了多名站在中国维权活动第一线的人士，为您制作了四集特别报导《中国的维权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本报导是第一集。
第一集：现状与回顾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历史进程的主旋律之一就是争取和平、民主、自由。在中国，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理念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就在中国社会扎下了根基。
然而，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却极为艰难坎坷，以至于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仍需为基本权益和尊严而抗争，并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从2003年起，随着大学生孙志刚被广东警察随意拘禁并遭毒打身亡等事件的发生，更多的民众权益遭侵犯事例被披露，民众在各个领域的维权活动更为外界所关注，而作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003年，也被人们普遍称为维权年。
美国中文政论杂志《北京之春》主编、纽约的时事评论家胡平说—
胡平：“中国的维权活动 从2003年开始发展到了相当大的规模，所以有人把2003年称为公民维权年，其主要标志包括最初的蒋彦永披露萨斯的真相、还有后来孙志刚的事件、不銹钢老鼠事件、杜导彬的事件等等。
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就能看出中国有很多的人他们积极地参与，通过发表文章、写签名信或者向政府部门提出要求等这些方式表示对这些问题的关切。而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民的基本权益和利益问题，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在中国社会里一个很显着的现象。”
维权，简而言之，就是民众或团体的合法权益与尊严遭受侵犯挑战、无法得到保障时的起而抗争。虽然2003年被称为维权年，但实际上，中国民众行使公民权利的活动以及由此遭受打压的事例，在此之前就屡屡发生，从未中断。现在美国华盛顿的中国时事评论人士刘晓竹博士以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民众自发纪念前领导人周恩来而引发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为例说—
刘晓竹：“中国从过去一个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要经过阵痛，“五四运动”“四五运动”到“六四 ”都是一种阵痛的表现。
“四五运动”是从纪念周恩来开始，但它远远不是为了纪念周恩来，今天看起来它跟周恩来的死，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偶然的因素，后来的必然性因素就是人们要找到自己究竟是谁，就是找到一种共同的感觉，它也是一种个人往深处挖掘自己的过程,是一种觉醒。这种觉醒不光是对毛的一种反抗，也是对专制主义的反抗。”
自四五运动后，中国经历了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以及拨乱反正、进行经济改革等阶段。然而，经济的发展与政治体制的滞后所产生的矛盾引起巨大的社会问题。
期间，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去世直接引发了中国大学生们要求透明政治和民主自由的八九学运，而中共政权用坦克军队镇压则直接造成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
之后，面对政府的高压，以北大教授丁子霖为代表的死难者家属结成天安门母亲运动团体，十数年如一日，为伸张死难者的冤屈而奔走不息，成为典型的中国维权群体。这期间，中国的维权活动更多的集中于政治、结社、言论自由等方面。胡平说—
胡平：“维权这个词就其内涵来说就和在此之前包括丁子霖女士、包括以前的很多异议人士的一些活动、也包括“八九民运”实际上都属于这个范畴之内，早先包括“民运”，他们争取的是言论结社的一些基本的自由权利，这也说明中国不存在这么一些权利，所以还要人们起来争取。
有些人由于发表了言论，有了自由的结社和独立的不同于政府的信仰而遭到迫害，他们也起来抗争，这个是我们以前所见到的比较多的活动。”
八九“六四”之后，中国社会一度显现精神危机，经济高速发展与政治改革停滞不前的矛盾也更为突出，并引发种种社会问题。民众基本权利遭侵犯的事例层出不穷，包括普通民众上访在内的维权事件在政治、经济、宗教信仰及日常生活各个领域均有发生。
其中，广为外界关注的，就有中共政权从90年代末开始对法轮功精神运动的持续打压与人权律师挺身而出为法轮功学员抗争的维权行动。
虽然在政府的高压政策之下，法轮功成为社会的禁忌话题，法轮功学员屡遭判刑劳教或酷刑虐待。然而，由于受打压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多、分布广，受害深，为其自由信仰权益进行维权抗争也因此格外艰难和引人瞩目，并成为继天安门母亲运动以来最大的民间维权活动之一。
曾投身于维权活动、现居加拿大的中国律师郭国汀说—-
郭国汀：“法轮功精神运动的兴起使得打破共产党封锁性的宣传起到了作用。像“九评共产党”的传播；像维权运动的参与都是有法轮功在起着很大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的行为采取了非常严厉的疯狂打击措施，因为它知道法轮功学员这种前仆后继讲真相的这种运动的厉害效果。大陆最近高智晟还有杨在新还有张鉴康这几名律师都非常勇敢地公开为发轮功学员辩护。这都是非常好的现象。”
除六四难属和法轮功学员外，其他的权益遭侵犯者，无形中自发形成的受害群体还包括农村的失地农民、城市被强制拆迁的居民、重大人为灾难受害者群体、因言获罪者群体等等。这些受害群体的大规模抗争在2003年前后开始走向显着。虽然他们的具体诉求不尽相同，但其共同点则都是经济利益或政治权利的被剥夺。胡平说—
胡平：“之所以发生维权活动就首先是因为权利受到侵犯，最初这些事情实际上都是经济利益受到了侵犯，而经济利益受到侵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们最基本的公民权益被剥夺的结果。
比如说拆迁户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得到应得的补偿，但事实上首先是拆迁户的居民没有或者被剥夺了这种权利，他们不能够参与这个拆迁过程中和有关部门、企业或者是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如果可以参与谈判，后来就不会发生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的事情。
正因为他们一开始就被剥夺了这种权利，所以权势部门侵害了人民的经济利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为了经济利益受到了损害而起来抗争的这种维权活动，首先也是缺乏权利的一个结果。”
除此之外，从2003年开始，随着维权事件数量和人数的激增，以及众多正义人士的理论支持和声援等，这些相互独立的单个维权活动从整体上看，开始具有运动的特征。现居美国纽约、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人权活动家刘青说—
刘青：“运动，它是有几个方面的：一个就是它有相当大的数量，如果说人数很少就说不上是运动；第二点、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它往往还牵涉到很多其他人参与其中，那麽像中国的这种运动目前就是这样。
有很多社会上的人士关心、有媒体方面的关注和报导，另外还有一些人是奋不顾身地直接挺身而出支持帮助这些受迫害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受到了迫害和侵犯。它有这些特征，因此才可以说是维权运动。”
进入2005年，中国前领导人赵紫阳在被软禁中病逝。由于他生前提倡民主化和政治改革，体察民情，因此，他逝世的消息虽然被中国官方低调处理，但海外关注中国发展的人士大都以各种方式遥遥致哀；而国内的许多含冤上访者和维权人士则试图突破官方的封锁，当面前往吊唁。由此，维权运动向外界展示了一个新高潮。走在维权运动第一线的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说—-
郭飞雄：“维权运动是整个自由民主运动中的一个阶段。2003年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都通过各种方式写文章、集会来参与各种案件，那个时候是维权运动刚刚开始萌生。然后在2005年初当时参加赵紫阳追悼仪式的就有3000多人，那一次是对维权运动的一个比较大的检阅。当时大连的李建要求大家用身份证把自己的名字都公布出来，他带到赵家去，在他那里签名的都有200多人。”
目前，中国的司法不公与腐败等诸多问题仍普遍存在，民间的不满情绪继续高涨，而这场运动之所以能够形成，正与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沦入体制不健全的受害人群体有关。刘青说—
刘青：“现在受到这种侵犯和迫害的人数量是非常多的，已经成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比如说像城市的房屋拆迁、农村的征地，这种受到侵害的人数之多，侵犯性的公开、公然违法，凡是有正义感的人对此都是非常气愤的。
另外一方面，社会舆论和政府对民众这种控制和压迫已经没有从前那麽大的力量了。从前民众受到迫害之后很难有人敢于公然的同情、支持、帮助，那麽现在就公然有这样的人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有这些因素才可能形成这种运动。”
而从深层上来说，这场维权运动的兴起也与中国当前的大环境有关，也就是说，中国提倡了半个多世纪的理论信仰体系在民间已失去了市场。郭国汀说—
郭国汀：“之所以有那麽多人站出来参加维权活动，实际上是由于大部分的人认识到了中共政治体制的腐败，知道现在社会的现实已经越来越让人不能容忍了。
再一个就是大家也看到了这种力量，就是民间的力量。那麽深层的根源就在于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或者是实践都已经是彻底破产了，所以认清这种真相越多，人们就会站出来反对这种做法。”
除此之外，当前新一波公民维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既显示了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也反映出民众在权益遭受更严重侵犯时的忍无可忍与抗争。胡平说—
胡平：“我想维权运动的发生，普遍上意味着民众的公民意识和权益意识的一种觉醒，因为做为一个公民，他的一个很显着的一个标志，就是对自己的权利有着很自觉的体认、坚持和捍卫自己的权利。
另一方面就是侵犯人民权利和利益的情况大规模地发生，产生了大规模的弱势群体，所以从反面就激起了更多更普遍的反抗，这其实就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谈到这几年的维权活动，不能只从正面的情况去看，其实它表现出来的就是当局对一般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侵犯，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