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5日讯】7月19日看到吴弘达先生刊发于《观察》的二篇文章（《法轮功/苏家屯事件之我见》和《我对于法轮功媒体报导苏家屯集中营问题的认识及其经历》），因为心有疑惑，所以撰写了那篇《吴弘达他想干什么》。后来有人为吴先生辩护，也有人作了进一步质疑……我都没怎么留意，世事纷繁，诚如高律师所说的“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了。
但是到了8月4日，《观察》上又出现了一篇署名为“楚一杵”的评论文章《吴弘达先生的理性毋庸质疑》。此文是直接质疑本人和老久先生发在《大纪元》上的二篇文章的（老久文章的题目是《吴弘达为什么要欺骗美国议员？》），文中直接指名“力虹”之处多达6处，并逐条对本人的观点作了缺乏理性的指责。我不认识这位名叫“楚一杵”的作者，但隐约记得此人好像在博讯博客上设有个人专栏。
我本来真的不想去反驳他什么，也不准备对他这一篇为吴弘达先生的观点背书与辩护的文字作整体评论。但半天忙活后，还是以“点评”的方式，对上述楚文存在的明显的思维与逻辑混乱，作一些短评，首发在《大纪元》上，以正视听。
今天一大早起床，打开电子邮箱，有一封柏林文友给我的邮件。文友告诉我他从《博讯博客》上发现了“楚一杵”的文集，其中有一篇写于4月份的文章，题目叫做《从古拉格到苏家屯》，嘱我好好看一下。因为好奇，所以找来拜读了一下。
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这是一篇言正词严的声援、抗议“苏家屯事件的真相”的檄文，刊发于4月3日的《大纪元》。我第一个反应是“这位作者怎么啦？”时间刚过去4个月，并且就在这4个月中，接连不断地有“活摘事件”新的人证、物证和旁证发表出来，7月6日更有加拿大二位独立调查员的《报告》公之于世，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前所未有的震惊。
4个月过去了，作者楚一杵的“认识”不进反退，写下了这一篇对他自己的“反案文章”！此文借为吴弘达先生辩护和反驳本人及老久的机会，全力为吴弘达先生的这位“享誉海内的人权斗士之一、令中共当局恨之入骨的政论作家、社会活动家”、“重事实讲道理、敢于讲真话，同时也反对别人不讲真话的著名学者”辩护，并赞颂“他的思想观点与求实的学风，奠定了他高尚的人格与品德，”（摘自楚文）。在我看来，这些都没有问题。
问题是，吴弘达先生发表于7月19日的上述二文中，对关于苏家屯事件的报导，他是“仔细阅读大纪元的报导后”，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认为“这两个证人的披露是不可靠的，而且极有可能是刻意编造”，一再坚持对于苏家屯事件的报导“不足为信”，并“质疑消息编造者的意图”，甚至指称法轮功媒体关于苏家屯事件的报导“是一场政治性的宣传运动”（摘自吴文）。这就是楚一杵所为之辩护与颂扬的“吴弘达先生的理性”。
让我们看看这位作者在4个月前是怎么说的吧！那篇《从古拉格到苏家屯》的开头便说：“当苏家屯事件的真相一步一步凸显出来，当世界的目光聚焦苏家屯，我们没有理由不认为，苏家屯事件将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接着他引用了沈阳军区总后勤部的老军医的话：苏家屯地下集中营的确存在，这个地下集中营在2005年初的确曾经关押超过1万多人，但是目前日常的关押人数仅保持在600到750人，很多已经被转移至其它集中营。法新社报导说，这位老军医声称苏家屯仅是全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分。
然后作者联想到了专制暴政所曾制造过的历史苦难，1923年以来的斯大林时代，这种“古拉格”的模式在全苏各地越建越多，1935年发展到14所，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已达84所。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夜，古拉格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全国共有170所。在以古拉格为主的劳改营体制下，曾有2870万苏联人遭受过强制劳动的痛苦，1800万人在1929到1953年间被投人古拉格监狱，其中约300万人死亡。
由回溯历史来透视现实，作者写道：“二十世纪末，江泽民时代制造新的“古拉格”集中营——苏家屯集中营就不奇怪了。中国官权经济所形成的资本市场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在人体器官炒作越来越能获取暴利的今天，从关押“器官供体”的死亡集中营、组织配型、手术摘取、尸体处理，到使用器官的医院，形成程序化操作，将“犯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做为商品进行买卖是一本万利的交易，黑牢、官权医院与无恶不作的官商们岂能放过？何况，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做后盾，有“以人为本”做为新的训政，不做白不做，做了也白做。”
作者充满愤懑地说：“中共视法轮功为“邪教”，其罪名大多数为“利用邪教危害社会活动”。“从610办公室到监狱看守，从看守到黑医医生，半个多世纪以来，共产文化制造了他们的冷漠与麻木，对“邪教”徒进行组织配型、手术摘取、尸体处理，到使用器官的医院，自然不会有怜惜之情。”
此檄文下半部分还严厉批驳了中共新闻发言人秦刚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的谎言，楚一杵指出，矢口否认苏家屯事件，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红朝谎言千千万，再增加一个谎言又有什么关系呢？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出：“指责中国从执行死刑后的人身上摘取器官移植的说法，是蓄意捏造，恶意诋毁中国的司法制度，欺骗舆论。”等等说词就不足为奇了。
此文结束时，作者楚一杵还引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观点，最后断言：“纸是包不住火的，“古拉格群岛”的“续篇”终究会面对世人。”
应该说这是一篇充满人类正义与良知的不错的文章，并且发表时离“苏家屯事件”被首次披露（3月9日）不远，中外许多人士（包括本人）尚处于惊诧与存疑阶段，所以更显得难能可贵。但是为什么，过了4个月，作者楚一杵却抛出了《吴弘达先生的理性毋庸质疑》这样“自我矛盾”的文章呢？
那位柏林文友在给我邮件中，说了这样的话：“我觉得要么有真假楚一杵，要么楚一杵患有人格分裂，总之，我已把观察上的楚文发给博讯的楚一杵，请他回答是否是他之所作。”对此说法，我没办法也不便作出评判。
嘿！这次可真的是黑旋风遇到了“真李逵”！到底孰真熟假，一时如雾里看花。
我倒更愿意相信上述二位“楚一杵”不是一个人，并且《吴弘达先生的理性毋庸质疑》的作者是冒用了《从古拉格到苏家屯》作者的名字。否则，假作真时真亦假，岂不贻笑大方？
2006.8.5.宁波
（大纪元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附署名“楚一杵”的二篇文章：
《从古拉格到苏家屯》/大纪元4月3日/作者：楚一杵
当“苏家屯事件的真相”一步一步凸显出来，当世界的目光聚焦苏家屯，我们没有理由不认为，苏家屯事件将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法新社援引一名沈阳军区总后勤部的老军医的话说，苏家屯地下集中营的确存在，这个地下集中营在2005年初的确曾经关押超过1万多人，但是目前日常的关押人数仅保持在600到750人，很多已经被转移至其它集中营。法新社报导说，这位老军医声称苏家屯仅是全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分。
现在发生的苏家屯集中营，与“古拉格群岛”集中营有着极大的相同之处。实际上，并不存在“古拉格群岛”这个地理名称，它不过是索尔仁尼琴的一种比喻说法。他是把整个苏联比作一个群岛，在这个群岛上处处布满了监狱和集中营，被称为“古拉格”。
如果追溯古拉格的历史，则要将时间回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初期。1923年，在索洛维茨基群岛上建立了第一个特别劳改营，用来关押那些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政治犯、不同政见者，其中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及宗教界人士。自此之后，这种“古拉格”的模式在全苏各地越建越多，1935年发展到14所，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已达84所。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许多犯人带罪上了前线，到1745年二战结束时，古拉格的数量减少了30所，只剩下58所。但到1947年又升到了70所。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夜，古拉格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全国共有170所，遍布各个地区和角落，织成了一张大网，罩在苏联的版图了。在1948至1953年期间，苏联内务部还建立了12个残酷监狱制度的政治犯特别集中营，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通过对数百万人的折磨至死的历史做了一个系统的综述和回顾。在以古拉格为主的劳改营体制下，曾有2870万苏联人遭受过强制劳动的痛苦，1800万人在1929到1953年间被投人古拉格监狱，其中约300万人死亡。
苏联古拉格劳改营造成了数百万生灵涂炭，是对人类文明的极度扭曲和践踏。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斯大林的作风，他制造了更多、更“丰富”的“古拉格群岛”——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斯大林还只是制作了70所集中营，最高峰达到170所，而毛泽东将偌大一个中国变成了“古拉格”试验地，一是创造性地将“犯上作乱”、“文字狱”改成了“反革命”；二是继承和发扬老祖宗遗传下来的廷杖、夹棍、宫刑、剥皮、车裂、枭首、弃市、磔尸，改成自我反省交待、相互揭发、挂牌游街、戴高帽、打倒、批倒批臭，直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枪毙；三是将劳改营变成“五、七干校”、“劳教所”、“收容遣送站”、“毛泽东大学校”。在这些运动中，逮捕、运送、关押、苦役、死亡全部合法化。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红色恐怖，演绎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大地上无数的人间悲剧，前后高达近千万人被活活折磨至死，
有了毛泽东主义这些具有中国物色的“古拉格群岛”，二十世纪末，江泽民时代制造新的“古拉格”集中营——苏家屯集中营就不奇怪了。中国官权经济所形成的资本市场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在人体器官炒作越来越能获取暴利的今天，从关押“器官供体”的死亡集中营、组织配型、手术摘取、尸体处理，到使用器官的医院，形成程序化操作，将“犯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做为商品进行买卖是一本万利的交易，黑牢、官权医院与无恶不作的官商们岂能放过？何况，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做后盾，有“以人为本”做为新的训政，不做白不做，做了也白做。
从古拉格到苏家屯，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古拉格的犯人被视作“人民公敌”，对他们肉体的消耗可以忽略不计。多年的教育告诉出身底层的看守，眼皮底下这些犯人是社会的“毒草”，善待他们就是造孽。对于被贬为毒草的人，还有什么可以怜悯的呢？而中共视法轮功为“邪教”，其罪名大多数为“利用邪教危害社会活动”。从610办公室到监狱看守，从看守到黑医医生，半个多世纪以来，共产文化制造了他们的冷漠与麻木，对“邪教”徒进行组织配型、手术摘取、尸体处理，到使用器官的医院，自然不会有怜惜之情。
秦刚在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时，矢口否认苏家屯事件，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红朝谎言千千万，再增加一个谎言又有什么关系呢？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出：“指责中国从执行死刑后的人身上摘取器官移植的说法，是蓄意捏造，恶意诋毁中国的司法制度，欺骗舆论。”等等说词就不足为奇了。
苏家屯事件已引起美国官方的高度重视，4月2日，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埃雷利在星期五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公开否认这些指控，我们仍然表示进一步的调查是有助的。”“显然，我们非常严肃的对待任何这一类的报导。我们目前还没有证实这些事件，我们已经和中国政府就这一事件进行了接触。”
纸是包不住火的，“古拉格群岛”的“续篇”终究会面对世人。
(2006-4-3)
吴弘达先生的理性毋庸质疑/观察8.4./作者：楚一杵
吴弘达先生在《观察》上发表《我对于法轮功媒体报导苏家屯集中营问题的认识及其经历》、《法轮功/苏家屯事件之我见》之后，一位叫力虹的作者发表了评论文章《吴弘达想干什么》（大纪元）。作者认为：“让我吃惊的倒不是其作者的观点，而是吴弘达利用他作为‘发行人’的身份在自己掌控的媒体上，选择在今天这个时间发表显然是‘事过境迁’的旧文！”力虹认为吴先生报导苏家屯事件的认识与经历，是“逆时代潮流”而动，质疑吴先生的“个人的‘面子’大，还是人类正义大？”这个作者一面称自己是“局外人”，一面又上纲上线地说：“吴文中的那些观点和判语，实在不应该由吴弘达这样身份与地位的人来说出，也不应该选择在7.20‘蒙难日’前夕这样的时机来发表。这种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从来屡见不鲜，今日读来更叫人无语言痛。”
紧接着，一位叫老久的新作者发表了洋洋万语的长文，标题就够吓人的：《吴弘达为什么要欺骗美国议员？》（大纪元），认为吴先生给国会议员写信是“同行是冤家，国人的在这方面的嫉妒心是如此之强，”。写信是为了“告密”，“下暗绊子”，是“嫉妒心”使然，老久的结论是：“不管是公认的扬名国内‘开明才俊’，还是久居海外的‘人权泰斗’，最终却还是不能‘免俗’，真让人慨叹不已。”
这两位作者的文章，大有将吴弘达先生批倒批臭的文革的遗风。首先不说吴弘达先生是一位享誉海内的人权斗士之一、令中共当局恨之入骨的政论作家、社会活动家。起码来说，吴先生是重事实讲道理的著名学者，按照佛教的说法：“出家人说话从来不打诳语。”就因为他是尊重事实与证据的学者，他才敢于讲真话，同时也反对别人不讲真话。这些年来，吴先生对中国劳教制度的论述及中国死囚器官的调研工作，揭开了中共半个世纪以来残暴本质的另一面，他的思想观点与求实的学风，奠定了他高尚的人格与品德，不是靠一个小有名气的力虹先生与不敢公开真实姓名的“老久”先生就可以抹黑的。
老久先生的一文《吴弘达为什么要欺骗美国议员？》其标题就具有煸动性。撇开这些年来吴弘达先生所做的有益的工作不说，仅吴先生给美国国会议员的那封信不难看出，他只是要求别人都讲真话，他的苦口婆心用心之良苦，何来的“欺骗”之言词？凡是细细读过吴先生这封信的人都不难看出，他希望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以及包括美国议员对“苏家屯”现象多一些理性认识，少一些感性认识，要讲真话。他对于报导苏家屯6000名法轮功学员器管摘除的怀疑是出于一个研究中国摘取死囚器官的学者科学严谨的态度。就像有人研究发明了另一个相对论理论，难道说不允许爱因斯坦怀疑这个与自己研究成果不一样的相对论理论的根据吗？如果有人推翻了史蒂芬.霍金研究的天体黑洞学说，难道说霍金发表质疑的权利都要被认为是欺骗吗？
至于吴先生怀疑的苏家屯人体器官所存在的规模是否真实，凡是有理性的人都心里十分清楚，那位叫力虹的作者与另一个不敢暴露真实姓名的老久心里更清楚，何必要自欺欺人呢？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吴先生的“怀疑”是有道理的。现在，从农村到城市，不明不白地失踪一个人，抑或死去一个人，都要引来无数人的探访与问责，如果死于政府行为，他们仇恨的烈火就会像山洪一样爆发，此起彼伏的抗议就会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因此，他们要建立一个“集中营”摘取六千名活人的器官，是有巨大风险的，他们不害怕海外任何力量，但他们害怕国内民众聚集起来沸腾的情绪，他们不害怕六千名法轮功学员，但他们害怕六千名法轮功学员所属的家庭及亲朋。
中国官商勾结摘取死囚活体器官现象是否存在？毋宁讳言，肯定存在！并且存在了至少二十年！是否摘取过法轮学员的活体器官？同时会存在，但关键是数量。关键是“集中营”是否存在，关键是监狱里的“焚尸炉”是否存在？更主要是六千名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摘取后“销售”渠道是否存在！
目前，在国内有根有据地报导摘取死囚器官的案例屡见不鲜，四川成都华西医院摘取死囚心脏事件及2005年4月轰动一时的“中原涉黑第一案”死刑犯器官摘取事件和报导都全面具体，河南许昌九名死刑犯中有四名被摘取肾脏、三名被摘取视网膜，另外一名四川籍死刑犯被活体摘取肾脏后再执行死刑，以及这些死囚器官被摘取后引发的死者家属申诉及矛盾冲突，中国信息中心都有跟踪报导，让人信服。
吴先生给美国议员的信，对摘取6000名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实性只是轻描谈写地质疑，美国议员不是白痴，不是可以用一封信就能够达到“欺骗”目地的。何况，他“欺骗”美国议员有老久先生的一文《吴弘达为什么要欺骗美国议员？》其标题就具有煸动性。撇开这些年来吴弘达先生所做的有益的工作不说，仅吴先生给美国国会议员的那封信不难看出，他只是要求别人都讲真话，他的苦口婆心用心之良苦，何来的“欺骗”之言词？凡是细细读过吴先生这封信的人都不难看出，他希望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以及包括美国议员对“苏家屯”现象多一些理性认识，少一些感性认识，要讲真话。他对于报导苏家屯6000名法轮功学员器管摘除的怀疑是出于一个研究中国摘取死囚器官的学者科学严谨的态度。就像有人研究发明了另一个相对论理论，难道说不允许爱因斯坦怀疑这个与自己研究成果不一样的相对论理论的根据吗？如果有人推翻了史蒂芬.霍金研究的天体黑洞学说，难道说霍金发表质疑的权利都要被认为是欺骗吗？
至于吴先生怀疑的苏家屯人体器官所存在的规模是否真实，凡是有理性的人都心里十分清楚，那位叫力虹的作者与另一个不敢暴露真实姓名的老久心里更清楚，何必要自欺欺人呢？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吴先生的“怀疑”是有道理的。现在，从农村到城市，不明不白地失踪一个人，抑或死去一个人，都要引来无数人的探访与问责，如果死于政府行为，他们仇恨的烈火就会像山洪一样爆发，此起彼复的抗议就会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因此，他们要建立一个“集中营”摘取六千名活人的器官，是有巨大风险的，他们不害怕海外任何力量，但他们害怕国内民众聚集起来沸腾的情绪，他们不害怕六千名法轮功学员，但他们害怕六千名法轮功学员所属的家庭及亲朋。
中国官商勾结摘取死囚活体器官现象是否存在？毋宁讳言，肯定存在！并且存在了至少二十年！是否摘取过法轮学员的活体器官？同时会存在，但关键是数量。关键是“集中营”是否存在，关键是监狱里的“焚尸炉”是否存在？更主要是六千名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摘取后“销售”渠道是否存在！
目前，在国内有根有据地报导摘取死囚器官的案例屡见不鲜，四川成都华西医院摘取死囚心脏事件及2005年4月轰动一时的“中原涉黑第一案”死刑犯器官摘取事件和报导都全面具体，河南许昌九名死刑犯中有四名被摘取肾脏、三名被摘取视网膜，另外一名四川籍死刑犯被活体摘取肾脏后再执行死刑，以及这些死囚器官被摘取后引发的死者家属申诉及矛盾冲突，中国信息中心都有跟踪报导，让人信服。
吴先生给美国议员的信，对摘取6000名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实性只是轻描谈写地质疑，美国议员不是白痴，不是可以用一封信就能够达到“欺骗”目地的。何况，他“欺骗”美国议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因此可以说，这位“老久”先生用“欺骗”二字不仅是伤害一位为中国人民的人权与民主事业呕心沥血的人，是对吴先生人格的亵渎，更主要是伤害了吴先生所代表的具有崇高责任感与义务感的中国民主力量与知识精英。
那位叫力虹的作者在文章最后写道：“历史上，对于独裁暴政反人类罪行的取证之难，世人应该有足够的经验教训。纳粹帝国的灭绝犹太人政策及其暴行，起初也曾被西方国家以及正人君子们斥为‘荒诞不经’，一直要等到盟军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时才真相大白。但是600多万无辜生命已无法挽回！遍布巴格达郊外的诸多‘万人坑’，也是美英联军铲除萨达姆暴政后才被陆续发现的。”不错，纳粹灭绝犹太人也好，巴格达郊外的万人坑也好，都是独裁者专制与暴虐的象征，但是，仅凭三个“证人”的口供就断定“营中集”、“焚尸炉”处理了6000名法轮功学员的尸体，那不是犯了中共“口供定罪”一样的毛病吗？
力虹先生认为吴先生的质疑会“亲者痛仇者快”更是无稽之谈，吴先生除了表述质疑之外，是坦诚地提出调查证据，希望弄清事实真相才有说服力，才能帮助美国议员实施工作步骤和调整对华政策，但遗憾的是，老久先生认为吴先生是对美国议员的“欺骗”，说出这样的话来，才真正叫“亲者痛仇者快”。
我们被专制制度封锁得太久太久，我们被谎言欺骗得太多太多，我们在尔虞我诈的窝里斗里耗费的时间与精力太长太长。请真心实意地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平等与民主做些有益的事吧！同时，请尊重讲真话的人吧！
2006-7-28
──《观察》首发(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