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2日讯】作为杨宪益先生自传的中文译者，六年来，我还是第一次拜访原作者。尽管杨先生年事已高，整天坐在椅子上，很少走动，但仍然思维敏捷，记忆清晰，足以让敬仰他、爱戴他的人们感到庆幸。听从医嘱，这位“斗酒诗百篇”的“酒中仙”如今已放下酒杯，但烟抽得很厉害，我陪他抽了一支，拿到手里，意外地发现，是极为廉价的飞马牌。他的卧室柜子顶上，放着他的爱妻戴乃迭的画像。当年那位才华卓绝、碧眼金发的英国美女，因为深深地爱他，随他回到烽火连天、满目疮痍的、抗日的中国。中共建政后，他俩忘我地工作，从不计报酬（改革开放年代到来之前，他俩的译作都是不拿一分钱稿费的！），高质量地翻译了数量惊人的文学作品，为中国的文化建设，作出卓越的贡献。在极左时期，尽管他俩受尽委屈，“文化大革命”中又双双身陷囹圄，但热爱中国之心，虽九死其犹未悔。他俩的精神怎不令人感佩！
一见面，我就迫不及待地就先生原作中两点误记未能经我的译笔纠正过来而表示歉疚：第一处在书的第二页上，说袁世凯在孙中山逝世后企图称帝，事实是袁死于1916年，孙中山先生逝世是在1925年。第二处在书的第二百十七页上，讲的是杨先生于文革中陷入冤狱，被捕时一名穿军装的男子问他的年龄，杨先生说：“四十八岁”。那一年是1968，杨先生诞生于1915年，应该是五十三岁才对。这两点，我在翻译时就发现了，很想征得杨先生同意，把它改正过来，但恰在此时，我最亲近的人病危，就把这件事担搁了。杨先生听了我的说明，一点没有怪罪我，反而对我的译文作了充分的肯定。我还有自知之明，觉得万万不敢当，只是感激他博大宽仁的心胸以及对晚辈的善意奖掖、鼓励。今后我做人、做学问更当抱着临深履薄的态度，不敢有丝毫懈怠。
这几年，曾有熟悉或不熟悉的朋友问我：原文书名明明是White Tiger，我为什么要改为《漏船载酒忆当年》？我要在此说明一下：我原来确是按杨先生的意思，也译为《白虎星照命》的，但当时北京出版社的领导认为须要改一改，就由责任编辑（现已升为老总）韩敬群先生与杨先生商定，改为上述书名。
杨先生说，他对我唯一的不满是，删去了最后三整章，太多了。我如实对他说，我译出了全文，一字未删，译稿还留着，希望有朝一日再版时能补上。告辞时，我衷心祝他健康长寿，能像我最敬佩的马寅初老校长那样活过百岁，及身见到“新人口论”被重新肯定并定为基本国策，正如杨先生的诗句所言“是非论定他年事，臣脑如何早似冰”。@
2006年春日于京寓(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