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日讯】专制独权 打造了自杀双面刃
后毛泽东时代，由邓小平启动和坚持的中国单边经济改革运动，既带来了期待，也带来了激辩；当然，更带来了至今已逐步暴露的后患无穷。期待是正面的，也是占优势的；因而，原要给邓小平定为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死罪，一夕之间便成了“美誉”。这不仅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从毛泽东极端贫困的死坑中跳脱出来，更还有复归强势的知识分子群，只从马克斯主义原教条得出判断：只要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继续往市场经济自由化演变，就必然会带来新兴中产阶级的强势出现，也就非要带动上层建筑的政治民主化的改革不可；而这，却恰恰又是服膺马克思基本教义保皇派之极端害怕的和平演变之禁忌所在，因而引发了一场激辩和抵制。但近年来，他们销声匿迹了。为何？只因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此种单边经济改革不尽保住了共独皇权，而且更使他们在发财中尝足了甜头：迷茫的却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他们已渐感后患无穷，不少人更觉察，一场新的大灾散，正在酝酿、形成和逼近，只是不知何去何从。
其实，马克思学说中，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必须在演变中相对适应的基本原理并没错。它说明了：上层建筑的社会政治结构，如与经济基础的变革不相适应，那社会矛盾就大了。中国当前社会情况恶化便是如此。邓小平明知共产专制的计划经济，已将中国逼入了绝境，唯有“走资”方可挽救亡党之危。但他也自知，任由“走资”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的和平演变便在所难免。故釲，他坚决地提出了强硬的共独专权的“四项基本原则”，以谋求极权垄断的政治手段，不仅得以确保掌握一切“走资”自由化的经济命脉，用以提升穷兵黩武的国力；同时，也可确保党的皇权不失。纵观这二十多年来，单边垄断的经济改革成就不可谓不大：沿海城市极尽其“繁华盛世”的面貌，而“一部分”特权阶层的人，也确实“先富”起来了；尽管中国共独的全球形象仍然极坏，但确已“声威”吓人，连号称世上唯一超强的美国当政者，也得时而讨好奉迎；连同包括台湾在内的为其威逼利诱之徒，更极尽为其虚张声势; 涂脂抹粉之能事‥‥。故此，一股畏共; 媚共之声确已蔚然成风。
可正是这种以极权垄断手段，而排拒一切政治民主化外来干预得来的“繁荣盛世”，以及特权阶层的“先富”起来，恰恰又是为他们自已打造了一把用以集体自杀的锋利双面刃，这就是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和政治独权的整体贪污腐化。
双面刃致死的后果将会很惨
美国《纽约时报》，于2004年1 月18日发表：“中国是下一个泡沫吗？”的长文。其实作者的答复是肯定的，他预估“泡沫可能持续几年”但“谁也不清楚经济发展忽然猛烈倒退，对中国这样一个正经历巨大社会变动的国家意味着什么。”然而，身受其害并具有学术良心的中国学者，则早已洞若观火了，何清涟教授便是其中之一。她除了早年便在中国出版《现代化的陷阱》专著，由于独到而惊人地戳穿中国单边经改的黑洞而遭受迫害放逐外，2002年又在芝加哥纪念“六四”会上，以长篇演讲，对“六四”后的中国经济社会问题，做了异常精辟的剖视。她指出，“六四”的反官倒，其实第一个“官倒”对象，便是邓小平儿子邓朴方的康华公司，针对的还是个人腐败行为 但被邓小平盖住了、转移了。
在自由民主的诉求被血腥镇压的同时，政权的腐败，也由个人迅速蔓延为全国全党的组织性、制度性和集体掠夺性的腐败。他们在“保护私有财产”名义下，以最高统治集团为表率，将集体掠夺的国有、公有资产财富通通以特权垄断手段转化成“私有财产”而合法化地加以保护。
于是，工人被迫下岗，农民土地则以“国有”名义强征兼并！还公然提出“教育产业化”和允许资本家“入党”等等，目的全在于，一举完成了政治上的共独专政集团合而一，一个无孔不入的官僚特权阶层便统治了整个中国。最近，由军头太子党王军出任中信集团董事长，便是要将这种控制、垄断和掠夺，更进一步扩展至“一国两制”早已名存实亡的香港。
(中)
受尽残酷政治迫害的新生代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博士(惜已中年早逝)，说得更明白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16大就是把官商勾结制度化了，‥‥新进中央委员会的这些什么股份公司的老总啊，都是典型的官商勾结。”他们“利用权来赚钱，然后也用钱来操纵政治。这就是典型的坏资本主义，‥‥现在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它活命的根本就是垄断，‥‥一放弃垄断，它就没有办法操纵利率差，技术上的破产就会马上暴露出来，加速它的破产”。
所以，杨小凯说，“垄断从长期来说，(银行)坏帐也会越来越多。‥‥你不改是等死，你改了是找死，都是一个死。”他还直截了当地说，不要以为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了，共产党又没有丢掉政权”，就万事大吉了；“政治制度如果不改，现在积累的矛盾，将来爆发出来，那你丢政权得惨了。‥‥将来当老百姓的权利都会没有。”《注一》说的无非就是，这双面刃致死的厉害。
单边经改是肢解社会的毒药
由此可知，中国共独推行单边经改，其核心愿望，当然是为了“保党卫权”。因而，它的核心内涵，便必然是囊括整个国家社会的政治与经济资源，进行全面性的垄断与掠夺。其结果，也就是目前我们已经目睹的，整个中国社会都被肢解为贫富两极的分化了。尽管官方百般遮掩，还有海内外媚共、亲共吹鼓手们为之粉饰门面，但纸是包不住火的。即以最近香港《争鸣》月刊报导为例，今年4 月初，由国务院研究室、中共中央纪委办及中国社科院联合调查完成的，一份7个省市地厅级以上干部财产的报告中指出：这7 个省市地厅级以上的官僚特权阶层的年均收入，是当地城市居民年均收入的8至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至85倍。举例而言：广东省地厅级以上干部个人及配偶拥有财产，平均为800万至2500万元‥‥，而他们拥有的住宅数及平均面积：广东省平均为3.5幢，面积600至900平方米；上海市平均2.5幢，面积450至850平方米‥‥；而且，这些厅级以上干部子女，有高达87%至95%，都已获任金融、地产及经贸等部门的肥职。
调查还指出 地区之间，即算同级干部的收入，差距也高达2.5至81倍之多《注二》。可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党专政下，当然只有把一切政治权力和国家资源都垄断起来的这“一部分人”的党官，“先富”起来了。这便是中国共独统治核心的新兴官僚垄断产阶级的膨胀，压根儿就从未有过民间强势、独立的中产阶级的形成，这是现代信奉原始马克思学说的知识分子始料不及的。所以，在共独专政下，所谓“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共和国”；以及建立“以人为本”、“利为民所谋”的所谓“和谐社会”，都是鬼话连篇。
就算从台湾叛逃中国而成了御用经济学家的林毅夫，也不能不指出，“目前的中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城市也有了穷人，出现收入分配不公”《注三》，现在已是怨声载道，官方也捂不住了。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早已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国际公认危机警戒线的0.4，而达到0.45。在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者的收入消费中，所占比例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富有者比例，则高达50%，并占有全国储蓄存款的80%。因而，山西有官僚靠山的煤矿老板，一次便可买进二十辆悍马(Hammer)，而农民半年的收入，还买不到一条中华香烟(人民币600元)；现在农民大病一来便得倾家荡产，求生不得。因釲，2000年湖北省一位良心未泯的县委书记，冒死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震撼中外的信说，中国“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至今改变了吗？一点也不！2004年官方人民网报导：改革开放廿多年来，所谓解决温饱问题，不进反退，贫困人口进一步扩大，仅豫皖陕黑四省，返贫人数即超过200万《注四》。最近，胡温集团又叫嚷要再砸3000多亿人民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云云，也只是又给基层共干增加自肥机会而已。
如此情景，人民能不造反吗？有人把这歪曲为什么穷人“眼红”的“仇富”心理，其实正是反抗社会不公，及抗阶级压榨的一种必然爆发的名副其实的阶级斗争。
权力腐化唯有走上自杀之途
至此，便十分清楚了。中国整个国家政权—尤其作为共独的统治，真的都已走上腐烂绝路了。连胡锦涛也不能不屡次惊呼：“我党正面临着亡党危机”，“领导权已经由蜕化变质的官僚把持了”；因而“最终也反映到党面临危机加剧上，这是不以主观意志而改变的规律”。这正说明了，坚持一党独裁专政所使然的“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
(下)
权力腐化，是以金权勾结，以党护贪为首要特征的。可一名2001年到土耳其“公干”的共独高官，却公然厚颜无耻地，向一位问及中国大陆贪渎问题严动的当地华裔商人说：“老弟，甭担心，贪污搞不垮中国共产党”；“贪污？政府部门那个不贪污？”所以，中国银行金融系统，首先便是监守自盗的大黑窝。多年前早已传言，至少有两家广东分行的行长，在十年间便已涉嫌将7亿美元卷款潜逃，现在不是已由两名从美国引渡归案的开平分行行长证实了吗？其实何止他们！连中共总行的中国银行董事长兼行长，后又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的王雪冰，便是顶级贪污犯，随之，朱镕基的嫡系亲信，包括号称红筹大班的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经济体改办公室主任王歧山、以及梁小庭等等，大大一串地在派系争斗中利用“反贪”作工具，揪了出来。仅2003年，公开上报判刑的正省部级大贪官，便有：湖北省省长张国光、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河北省长丛福奎、云南省长李嘉廷、国土资源部长田凤山、辽宁高等法院院长田凤岐、广东高等法院院长麦崇偕等十多人；而县处级已被判处的还有2603人。使得誓死反贪要为自已留一口棺材的朱镕基，在离任总理职前，也禁不住在内部讲话中脱口大骂：“中国社会里里外外都是假，唯独中共高干的腐败才是货真价实”《注五》。
尤为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些大贪官竟能厚颜无耻地有恃无恐。被视为“全国第一贪”的河北省外经贸厅副厅长李友灿，短短一年便收取了5000万元贿款；由于他还酷爱现金“交易”，因此每回收贿都派出专用“运钞车”往返。有次，他一口气收贿1600万元，便出动了三辆运钞车，塞满16个大旅行袋取回。河南省接连三任的交通厅长，竟是一个比一个更贪，并且又都是一个接一个，以发誓“清廉”而下台的大贪官。湖南邵阳县，一个国企运输公司的党委书记，多年来一直贪污受贿，只是“回吐”少部分赃款给纪检部门，于是连续多年都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廉政模范和劳动模范”。宁夏回族自治区一位绝对贫困乡的乡长坦承，他每年也能从农民身上榨取30至40万元，但自己只能净赚8至10万元，其余都得分别孝敬县委书记、县长、检察长等等“保平安”。重庆市检察院最近公布，今年头三个月，该市已立案的贪官便有202人，其中厅级3 人，处级32人，其他省市也就可想而知。
公检法部门应最能知法守法了吧！非也。江西检察厅检察长丁鑫发，便是第一个被查处出的省级检察官；广西一个州的反贪局副局长，本身便是勒索、受贿、并且贪得无厌的贪官。2004年中国官方发布一项调查更显示，中国民众认为，公检法部门最腐败，也最不受信任。因为他们最能官官相护，甚至“以法护腐”。例如郑州市检察院检察长胡志忠这个大贪官便养了7个情妇，而湖南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贪污近3000 万，更包了8个二奶。去年，全国公安系统贪污犯就有6万多人。
事实便是如此鲜明，在腐朽的的独权专制下，腐败的社会蠹虫只能层出而无穷。“反贪”是假的，做做样子的；“瞒贪”与“护贪”，才是真的。所以“反贪”已是“越反越贪”之必然、已然。最近，一家博闻社便独家报导：三月间，“由8人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会议之日起，原则上，所有副省长以上的党和国家干部被查贪污腐败等违法行为，不再移送法院等司法机关。‥‥所有案情不得向社会大众公开，以免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因此，据确息，海南、江苏、湖北及上海市，都已各有一名副省级贪污犯，获得免予法办《注六》。
上文我们提到，邓小平便是第一个以血腥屠杀，既镇压了“六四”民主运动，同时也保护了他的儿子的官倒罪行；及后，北京民众也曾六度集体示威，指控人民公敌李鹏家族操纵国有公司诈骗，要他“还我钱来”，结果也不了了之，甚至报导此一消息的《证券市场》周刊，也被迫作出道歉。在远华大案爆发时，江泽民统治集团便首先为其亲信贾庆林公开洗罪释嫌，虽然2003年再有北京市民两万余人联名检举其罪行，不仅依然无恙，更钻进了胡温核心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上海市周正毅大案爆发时，早已有人指证，黄菊与陈良宇涉案甚深；但直至最近，才只因胡、江两个特权核心新的一轮权力斗争再起，黄菊才可能已被作为棋子而遭监管甚或牺牲，但谁也难知伊于胡底。
火药桶的导火线，明明已燃起，谁说贪污腐化搞不垮中国共产党！
《注一》引自2003年9 月12日北加州【大纪元时报】刊出的美国新唐人电视台对杨小凯博士的专访报导。
《注二》转引自今年5月10日北加州【大纪元时报】报导。
《注三》见2005年10月31日美国【世界日报】报导。
《注四》2004年7 月19日美国【世界日报】头版头条报导。
《注五》2005年12月10日美国【世界日报】报导。
《注六》今年5 月17日北加州【大纪元时报】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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