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日讯】从民运挫折到维权兴起
“乱”而“变”─却非“乱”而“治”，似已成了中国千年冰封不前而长久没能迈向现代民权法治之途的惯性规律；当前，尤以共独帝制的确立，更是八年、十年一变的习以为常。
1949正是中国大难大乱之年，共独帝制不但没能为中国带来长治久安，而是刚一平定内战之乱，即随之又似57年“反右”入手，进而扩至59年整治彭德怀为首的宫廷之“变”，从此便把毛泽东个人独霸捧上了“神坛”；更由此，而促成了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大乱；尽管这一大乱，又导致了十年后毛帝死亡及其四人帮从宫廷政变中的覆灭；但得来的，完全不是国人所共盼的民主法治之变，反而又促使邓小平以改头换面复出的专制弄权。众所周知，继承毛帝79年打出的进一步持共独全面专政的所谓“四项基本原则”，便是他的精心之作，更开启了将89民运定性为“暴乱”，而悍然对手无寸铁的示威学生和平民进行了血腥大屠杀的历史先河。想不到的只是，中国共独本身也就从此走入了自取灭亡的历史转折点。
也由此可知，在1949~1989年全国民运兴起之前，中国社会之“乱”与“变”，都是由共独专制自身内斗所需而主导引致的社会严重动荡和破坏，因而才会蓄势而成89年中国全民民主运动的大爆发，并同时促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不同实质和不同对立面的“乱”与“变”。
尽管六四大屠杀使得中国民运归于失败，但邓小平也不得不继续以他的单边经济改革开放，来力挽他的党国于危亡。正是这样，也就彻底暴露了：在整个中国社会都发生了深刻的质的变化中，而共独统治的本质，却并未与之适应而作出根本的改变，这就把共独与民为敌的对立性、暴虐性、欺诈性和腐朽性……，都通通显露无遗了。当然，民间意识的觉醒也就随之不断提升、兴起，促使民间自发组织也接踵浮现，成为了社会矛盾日益扩大、加深和尖锐化的维权抗争的集中点，因而越过了原来中国民运的形式和诉求。江泽民也就因此继承了89民运屠夫邓小平的衣钵，又在十年后的1999年，对民间强大的法轮功修炼群体，展开了至今未了的全球血腥大追杀之乱。
无疑，从此法轮功也面对中国共独的全球大迫害而开展了全球最顽强的、威力最猛的，也是史无前例的，以反迫害要人权为标志的民间维权的大抗争。巨大影响所致，当然成了中国各方维权斗争的榜样和亮力点。但在这方面，会以系列下篇另作不同层面的论述。
维权抗争演变的三阶段
中国的维权抗争与民运斗争，当然都是针对共独暴政而来自民间自发的必然产物，所以有其共通和共同性，却并非同一面层和内涵的。前者，一般都是突发性、阶段性和不以特定政治目标，而只以特定群体当前利益为前提的诉求；但后者，则必然具有特定组织性、纲领性和党派性，因而是以特定政治目标为前提的。故此前者，又一般都是各个不同阶层的弱势团体的临时松散的组合；因此无可否认，带头者并不一定具有很高的领导才能和水平；而民运组织者，一般都应具有一定的政治水准和远见，甚至以寻求某种政治理念作为终身奋斗职志的。所以，中国当前的维权抗争，俨然已经超越了民运得以如火如荼的兴起，是将共独暴政置于必死火山之上的重要力量；但也由于其本身具有的缺陷，也就使得在与共独抗争道路上，会有许多复杂反复、易为统治者利用各个击破的一面。
纵观中国维权抗争史，在古代，便是以农民起义为其主要标识的；但延续至今，在中国共独暴政下，则已形成城乡市民、工人和农民，虽仍属各自分隔、独立，而并未联成一气的反欺诈、反迫害、求生存为主导，但已扩及了包括中、低级离退休干部，甚至退伍军人在内的多阶层弱势群体。抗争的主要内涵，则已波及从针对共独中央到地方的官商勾结，以超低价的垄断掠夺手段，强征农田，强拆民房，和强将国有企业私收、私分攫为己有……因而引发了官逼民反的群体维权抗争。
此种由初期零星的个体诉求，到今天已成为声势浩大的公开示威、直面暴政的维权对抗，仅就官方以所谓“扰乱公共秩序罪案”作统计的数字透露：十年前共计仅有一万宗，到了2003年已达5.8万宗，2004年增至了7.4宗，即每隔7分钟便有一宗，参加“罪案”的高达375万人；而去年，则更上升至8.7万宗，较前年增加了6.6%；他们还划分为“扰乱社会秩序”的，增加13%，“扰乱政府职能”(即，直接冲击共独政府机关对抗─作者)的，更增加了18.9%〔注一〕最著名的，便是2004年，四川汉源因强征农田建坝而引爆的10万农民群起抗争事件；2005年，又有河北省定洲强征农田而以暴徒枪杀平民的流血惨案；还据称，这是有关后台老板李鹏的儿子雇用500名打手介入的；随之，则是去年广东番禺太召村、汕尾东洲镇和中山三角镇等地的要求惩治贪官，实施民选地方官员而造成的枪杀农民的激烈维权抗争，至今还在余波荡漾……；当然，如深策划等地市民、工人的此起彼伏的各种维权抗争，都还在持续不断。
即算常作共独辩护士的蓝色评论家孟玄，也不能不为此担惊受怕，而在他的专栏文章提出告诫：“中国城市和乡村贫富所得差距之大，……已经成为民怨之尤……累积的十分可怕。……何时中国会爆发‘颜色革命’的火苗，已是中国高层心头大患”。可他绝对不敢触及共独自身病入膏肓的问题，反而大肆献媚的说：“不是因为经济失败，而是经济太成功”之故；更认为，“这些(维权)事件绝大多数是地方性质的民怨，尚未扩散和提升至对共产党中央而发”；因而，他又对“胡锦涛严格限制民间非政府(NGO)活动，严禁自由网站言论，都是防范于未然的措施”〔注二〕大唱赞歌，好一副奴才相。
还是中国大陆积极援助民间维权正战抗争的郭国汀律师，在拜会台湾陆委会主任时，说得相当准确。他指出，“中国维权运动已经进入第三阶段，也就是质变的阶段，由个体的抗争，发展成群体的运动，进而形成了凝聚社会的力量，最终可能会导致中国政治、司法，甚至整个社会体制产生根本的变化”。〔注三〕这才是问题的真正本质。
近日，包括北美《大纪元时报》、《世界日报》和香港《苹果日报》在内的好些华文大报，都以大标题刊登一则消息：指称，四年前，四川宜宾农民徐正元、刘北星，由于要争回农民自己集资，花了十多年才建成的水电站产权，而率领数万农民进行“火烧政府”的维权抗争，因而被捕判刑四年与三年。刘于今年7月18日即刑满出狱。但农民并不就此罢休，反以集资大买烟花爆竹，准备聚集两万人示威热烈欢迎自己的维权领袖回家。这就把共干吓破了胆。出狱前，新上任的县长和公安局长等人，便先往监牢与刘“座谈”，恳请他出狱后不要直接回家，而由他们派两辆私家车送他到大儿子家先安顿。尽管刘表示接受，但农民仍拒绝当局不要搞任何欢迎仪式的要求。因此大为惶恐地派出多至700名军警、百多名大小官员，如临大敌地将刘家附近路口团团堵死。这就表明，共独对维权抗争是何等心虚惊慌；而维权群体，又是何等的气壮山河，直面各种威胁而无所畏惧，完全掌握了抗争的主动权。
再有，勇揭成千上万山东妇女被强迫晚期堕胎或强制绝育，反遭拘捕加罪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一当传出要开“庭审”，近200名包括著名律师高智晟在内的全国各地的正义之士，便纷纷赶到法院集会声援，甚至直接与军警冲突对抗，即使其中一些人被带走问讯，最后也不敢不放人，并迫使法院以准备不足延审。
这一切便足可实证，维权抗争真正有了质的变化。
“三结合”是形成运动关键
然而，抗争之成为“运动”，质的变化只是运动进程的开始而非形成。因为，运动的形成，有它稳定的持续性、长期性和组织性，更还有对维权社会整体权益目标的共识与认定。这就是说，形成运动所代表的社会整体权益的抗争，必然就是政治性的结合，而不单纯是属于某一特定群体利益的诉求了。因而我们看到了：一当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站在抗争(还不是运动)的高度；号召发动全球“捍卫人权、呼唤法治、绝食抗暴、广告天下”的万人行动时，就立即遭到了带领“天安门母亲”作独立维权抗争的丁子霖女士的反对。
反对的焦点，实际上就在于：和平的维权抗争，是否与政治诉求结合起来的问题。丁女士显然认为应当远离，甚至可能附和“政治就绝对代表了反动、不负责任、不光彩”；她不理解高律师指出，“政治本身应该是公共的和美好的”，并且“离开对政治的关心而去谈政治，得到的只能是任人宰割的悲惨结果”；他指出，这应是“天安门母亲”经过了17年的惨痛教训。所以高律师认定，当世人都已明察中国共独的集权统治，实际上早已逆天叛道，日益走上了法西斯邪恶之途，所谓”依法维权的途径已到处被堵死。〔注四〕而绝食抗争，实在是被迫以生命换作理性、宽容、坚韧的强硬诉求。也是唤醒大众，维权抗争与政治诉求结合，才是形成强大斗争洪流之必然。
母庸讳言，历经千年封建帝制文化的熏陶，更继而又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独人为阻断隔绝西方自由民主思潮传播下，无孔不入的现代奴化洗脑教育，不仅使得弱势底层的工农大众沉沦于民智未开，愚昧盲从；即算如丁子霖教授这样的高级文化人又是维权的现行者，也都难免为其愚弄；因而对共独暴政既痛恨对抗，却又充满幻想和畏惧，往往以“和平、理性”掩盖自己的妥协求“和”。所以，尽管近年来维权抗争如此风起云涌，但几乎都被共独以软硬兼施的两手分化瓦解摆平了。
最有典型代表性的，恐怕便是对四川汉源如此浩大震惊共独核心事件的处置了。我们清楚看到：面对十多万民众维权抗争，共独首先出手的，便是派出最凶恶的特务首脑罗干坐镇成都，亲自指挥正规大军和武警，对准手无寸铁的农民，进行天安门式的血腥大镇压，死伤至少60人，逮捕数百人之后，这才由胡锦涛下达什么“维护安定团结”的4点指示：一方面表示不追究“一般群众”，却要所谓的“打、砸、抢、烧”分子争取“自首”，否则予以严惩；而另一方面，则以提高一点补偿得以平息事端。对此，海内外公正人士和民运人士，都无实质性的强烈反应，却获得了由于六四事件逃亡洛杉矶而静待招安的许家屯大加喝彩，以求犒赏。〔注五〕
自此，到了去年广东太石村、汕尾东洲镇等地维权屠杀事件的发生，共独处理的模式仍大致如此。但已开始有了国内正义维权律师如郭飞雄，以及曾任湖北省枝江市人大代表的正义人士吕邦烈等人的直接主动的介入；直至香港民主派和国外民运人士也都挺身而出，强烈声援和谴责。这就有了以高智晟为代表的开启进入运动的新阶段。
当前确实到了“民间高层知名正义人士、海内外民运组织，与中国各方自发维权抗争，进行主动积极的有效”三结合“的最有必要也是最佳的时机了。不应以为，中国维权抗争的最高形式，便是陈胜、吴广历史的重现；据说，竟还有人希望当前的高智晟就是历史的陈胜、吴广的化身。这是危险的误导，绝不能也不应再走历史的回头路；应当记取，中国人已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中国人民应有力量，也应有信心和耐心，断然阻绝把中国人民今天已有的共同生命和财富，贸然成为共独灭亡的陪葬品。
〔注一〕上述引证数字，拟2004年11月6日美国《世界日报》综合报导，2005年8月24日北美《大纪元时报》及今年1月20日美国《世界日报》刊登的法新社要讯报导。
〔注二〕见发表于今年元旦《世界周刊》的孟玄专栏文章：《2006年中国麻烦层出不穷？》
〔注三〕见今年7月4日北美《大纪元时报》报导。
〔注四〕见今年2月27日北美《大纪元时报》高智晟回应丁子霖公开信的文章。
〔注五〕见美国《世界日报》2004年11月15日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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