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沅森:“文革”遗珠

——“李幼蒸现象”漫谈

陈沅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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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22日讯】(1)皇城根下的“‘文革’遗珠”

1966年6月初爆发的“文革”如疾风暴雨“横扫一切”,从来没听说过有“漏网之鱼”。也就是说,没有任何“阶级敌人”、“牛鬼蛇神”以及与他们稍有牵连的人,侥幸逃脱红卫兵的暴行。受难者轻则“触及灵魂”,遭受大字报辱骂,批判、斗争;重则触及皮肉,被殴打致伤致残,甚至被活活打死……毛泽东如炎夏烈日般的毒焰无远勿届,烤焦了神州大地的每一角落,几乎无人能够幸免。

为什么无人能够幸免呢?因为“解放”后毛泽东设计的社会结构的基层组织——城市街道办事处、居民小组,农村生产队、村民小组,把辖区内居民、村民管得死死的,基层党支部和派出所对每家每户都了如指掌,对“阶级敌人”更是看管得严严的【参见拙作《一个原中共线人的忏悔》之(2)http://www.dajiyuan.com/gb/6/7/15/n1387024.htm】。因此,“文革”爆发后红卫兵到社会上抄家、批斗、打人,打死人以及“‘破四旧’最直接的教唆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人民警察和街道居民委员会。任何人都可以想像,那些从未进入过社会的孩子怎么可能知道谁家该抄,谁家不该抄?如果没有派出所和居委会的系统指导,这样大规模的行动是不可能的。”【引号内的话录自赵淮海《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 http://www.cnd.org/CR/ZK96/zk86.hz8.html】。

然而,毛泽东的“恢恢”“天网”却“密”而“有漏”。最近,在英特网上读到一组个人回忆文章《忆往叙实》,发现了当年皇城根下一个天大的奇迹,一颗璀璨的“‘文革’遗珠”——逃过“文革”前后一系列劫难、自学自研成才、脱颖而出的李幼蒸先生。

(2)“李幼蒸现象”简介

李幼蒸(1936—)是著名教育家李蒸先生(1896—1975)的次子。李蒸先生早年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曾任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校长。1949年被国民党罗致为“国共和谈”六人代表之一(首席代表张治中),和谈破裂后滞留北平,后来成为中共的“花瓶”——全国政协委员。1950年,14岁的少年李幼蒸随父母定居北京,进入著名的育英中学读初中。

此前,少年李幼蒸随父母颠沛流离,辗转重庆、南京、杭州、上海,常常错过入学时间。失学期间以及节假日,李幼蒸在(南)京、沪等地观看了大量美国电影。这些影片对他性格的形成影响很大,使一个懵懂少年的天真遐想长期翱翔于虚幻的电影情境,对现实世界反而漠不关心。进入中学后,少年李幼蒸学习成绩中等,大部分时间花在课外书籍阅读上。藏书丰富的育英中学图书馆以及北京图书馆,成全了李幼蒸中学六年的阅读生涯。他读了许许多多欧美古典小说,到高中时,整个身心沉浸在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大牌作家塑造的19世纪俄罗斯风土人情和精神世界之中。

1956年,李幼蒸高中毕业后考入天津大学土木系,“应付式”地对待学业之余,理性地、有计划地继续沉湎于个人阅读的精神世界。由于与“现实生活”产生了一定的距离,避免了冲突,因而逃过了1957年“反右”劫难。这时,他的阅读兴趣——也可以说是学习志向,已由西方文学转移到了西方哲学,对土木工程专业、军营式的学校集体生活和越来越紧的政治钳制,感到格格不入,认为这样“混”下去阻碍了自己的自由发展,浪费了青春。于是,1959年初,他以“专业不合”为由,擅自退学回到北京位于中南海旁的府右街家中,开始了漫长的自学。

这真是个闻所未闻、胆大包天的行动!青年李幼蒸懵懵懂懂,仿佛不知共产社会组织的严密性。退学回家自学,即使学到了齐天的本领,拿不出文凭,谁证明你具有大学毕业水平?在大学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体制下,谁能破格录用你?……李幼蒸根本没有考虑学成之后如何谋生,一心只想逃离集体,抛弃不想学的土木工程,然后全力以赴去学自己梦寐以求的西方哲学。所以,他退学回家的第二天就到附近(步行15分钟)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办好了借阅证。从此,寒来暑往,风雨无阻,每天从开门到晚上21时关门,一头扎进北京图书馆,自学7年多,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北图长期闭馆。

李幼蒸选择自学并非盲目,退学后,他的向学意愿空前高涨。学习西方哲学必须读原著,于是,他自订了严格的外语学习计划:在加强学校已学俄语的同时,自学英语、法语、德语和日语,五门外语齐头并进。在两、三年之内,均达到能阅读原著的水平。

1963年,无业的“社会闲杂人员”李幼蒸与杭州市的“人民教师”方谦女士结婚,翌年,女儿李益诞生。这段“竹马”不“青梅”,“美救英雄”的传奇爱情故事,非常有趣。如果没有独具慧眼的方谦姑娘用女性特有的温柔支持和鼓励,阴阳不能燮理,李幼蒸的自学可能难以为继。

“文革”开始北图闭馆后,李幼蒸继续在北京、杭州两地家中自学自研,直到1977年底,前后累计19年。

1977年,刚刚从牢狱里放出来的著名哲学家杜任之教授(1905—1988)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研究室主任。这位党内老资格哲学专家,趁改革开放之机,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以非凡的魄力恢复和重建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此举意义不亚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由于“文革”贻祸出现人才荒,懂外语同时懂哲学的人才奇缺,懂5门外语对现代西方哲学有精深研究的青年俊才,更是稀世珍宝。通过朋友推荐,杜教授发现了这颗“‘文革’遗珠”,立即延揽为主要助手。在杜教授的主持下,李幼蒸对“文革”后重建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8年,哲学所请五位外国语专家任主考官,通过对李幼蒸5门外语哲学原著现场翻译考试后,正式录用。于是,名不见经传的“社会闲散劳动力”李幼蒸一步登天,凭真才实学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从“体制外”跃入“体制内”,成为共和国最高学府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的研究人员。

“‘文革’遗珠”遂脱颖而出!

是金子总得闪光!

(3)反智时代的自学楷模

1959年初,李幼蒸拖着破旧铁箱从天津大学退学回家后,性情温和、不爱争辩的李蒸先生虽不满意,却没有说一句重话,只是将每月给儿子的生活费用,由25元减至20元。虽然生活费减少了,但李幼蒸心中窃喜,因为这表明父亲接受了他的选择,自“反右”以来朝思暮想避世自修的计划终于可以实现了。

当社会政治压力剧增之际,李幼蒸的向学意欲却空前高涨,不可遏止。“天下虽无边,人生亦久远”,但对李幼蒸来说,进入北京图书馆乃当务之急。从回家的第二天起,北京市北海旁这座古雅、静谧的红楼,就成为李幼蒸逃离社会后的“避风港”,成为他的精神寄托之所,也成为他从封闭中国眺望世界的窗口。

避开了大跃进以来运动的逼人气势,但社会强大的政治阴霾依然有形无形地笼罩。在一个压制知识且压力不断增加的时代,反而坚定了李幼蒸“面壁十年”的决心。在北图读书7年多,他主要阅读哲学、外语和社科其它书籍。现代西方哲学是主攻科目,外语是攻克主科的工具。在阅读外语原版哲学著作时,如果有中译本,李幼蒸就找来参照阅读。这样,不仅能更好地掌握原著的精神实质,同时对照中译本的优、缺点,可使外语水平迅速提高。

五种外语是通向五大主流思想世界的桥梁。外语学习一天天进步,证明自己已经“上路”了,对心理起到平衡、安抚、激励的作用。李幼蒸按照计划,每天分时段听、读、记忆,单词卡片不离身,强力增加词汇量,以期能够尽早阅读原著。60年代初,当每种外语原著能够初步读完时,李幼蒸兴奋莫名,从内心深处产生一股股甜丝丝的幸福感。

外语学习进步到能够读懂原著,证明自修是有成效的,反过来加强了信心,使自学能够持之以恒。

李幼蒸认为,学好现代西方哲学,是探索人生真理和社会真理的真正起点。列宁严厉批判的现代西方哲学,竟成为他长期发奋学习和终生研究的目标。李幼蒸冒险毅然退学,目的就是学习以罗素、柏格森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因此,他“脱离社会”并非感情用事,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之举,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理性决定。他内心深处的真实动机是珍惜自己的生存时间,把集体生活中毫无意义的“政治活动”和其它一切不必要的时间,全部用来读书求真知。

对李幼蒸来说,求知既不是为了就业,也不是为了将来出人头地。这种高度自觉,使他面对现实中的政治压力,面对艰苦的生活,诸如寂寞孤独,冷嘲热讽,甚至威胁……均变得无关紧要。他唯一的要务是,把有限的生命用于追求真切的知识。

为了学好逻辑实证主义(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分支),必须加强数理基础,1960年代初,李幼蒸两次参加高考,分别考入京畿地区两所师范学院数学系。经过短暂试读,都因不能适应集体生活退学回家继续沉潜在北图。——笔者估计,李幼蒸也许是全国唯一一位三次考取大学三次自动退学的学生。

1966年“文革”“破四旧”高峰时,北京东单广场竟然拉起了“焚书大会”横幅。李幼蒸骑单车经过,不想停留,避免目睹堆积如山的书籍烈焰腾空的惨景……他十分愤怒,热血沸腾,暗中激励自己:“读书人用功,岂非正在此时!”回到家中属于自己的那块小天地,赶忙摊开书本,把满腔愤怒化为新一轮发奋读书的动力。

当时,满北京笼罩着“打砸抢抄”、揪斗“牛鬼蛇神”的红色恐怖。李幼蒸的爷爷是地主,父亲历史问题严重,自己被街道视为“不满分子”,属于“首当其冲”对象。因此,父子俩作好了必然抄家、挨斗的思想准备,天天夜里提心吊胆,焦急地等待红卫兵来暴力捶门……不想抄家高潮过后,父子俩竟安然无恙。

自学、自研整整19年,李幼蒸终于升堂入室,成为“现代西方哲学”专家。

(4)李蒸先生的亮节高风

今生有缘,李幼蒸先生摊了一位好爸爸。

李蒸先生是具有世界顶尖大学博士学位的大教育家,错当了“和谈代表”,滞留北平。当年,全家居上海,战事紧急时,李幼蒸的母亲订购了全家去台湾的船票,由于李蒸先生迟迟未归,只好将船票退掉。

历经连绵战火,改朝换代,李蒸先生看透了政坛翻云覆雨,卑鄙无耻。归顺新朝后,李蒸先生教育报国的满腹经纶得不到共产党的重视,“解放”后竟成了闲人。他有一块心病,国民党时代任北师大校长时,曾开除过闹学潮的“进步学生”,生怕这块疮疤被人揭发出来。因此,性格内向的李蒸先生更加小心谨慎,在全国政协从不讲多话,什么事情都听党员领导的,成为一架“拥护共产党”的“举手机器”。李蒸先生是没有任何党派背景的民主人士,共产党当政初期,对这些表示“拥护”的“前朝遗老”、“社会贤达”,采取“收买政策”,用高薪养着;一贯老老实实,从不乱说乱动的,则不划你的“右派”。所以,李蒸先生有足够的薪金(当年青工月工资20—30元,一级教授月薪200—300元)长期支持儿子自学。在极权统治下,李蒸先生虽不愁衣食,但心情肯定不愉快,目睹共产党在教育领域的瞎折腾必然嗤之以鼻,内心非常痛苦,只是无可奈何,不敢怒也不敢言。

许多民主人士,为了“表现进步”,“靠拢组织”,经常与党员领导嘀嘀咕咕,“好事”来了,也少不了这些人一份。例如住房分配,全国政协盖了新楼,许多委员都兴高采烈搬了进去,齐声“颂党恩”。宅心仁厚、与世无争的李蒸先生“不来事”,正是表现在这些重大利益事情上。即使是全国政协,新楼也不可能人人分一套。不知政协领导是否征求过李蒸先生的意见?也许这位“有他不多,无他不少”的委员早被争名夺利忙得焦头烂额的领导忘记了。反正李蒸先生在府右街一座破旧四合院南角原为“下人”住的8平米陋室居住了20年,直到去世。每天,李蒸先生自己生煤炉做饭,上胡同公共厕所,毫无 “大知识分子”、“大官”架子,十来年如一日地与左邻右舍平民打成一片。不是知根知底的老邻居,一般人可能误认这衣着朴素、和蔼的老头,是位退休老工人……老天庇佑善人义士!“文革”期间,住进新楼的政协委员个个都被抄家挨了批斗,混杂在平民中的李蒸先生反而免遭一劫。

李蒸先生为什么没有被抄家?是“漏掉了”吗?不是,前面笔者强调“文革”绝无漏网之鱼。只因李蒸先生为人处世一贯忠厚老实,不多话,“不来事”,平民老百姓从来不认为他是“阶级敌人”。

胡同里有没有红卫兵?肯定有。也许那个红卫兵小时侯,就建立了“李爷爷是个好人”的印象;在那疯狂年代,也许有同学问这红卫兵“你家胡同里有没有‘牛鬼蛇神’?”红卫兵回家问父母“李爷爷算不算‘牛鬼蛇神’?”父母连忙摇着双手,郑重地告诫:“不是,不是!孩子,你千万不能丧德,不能带同学来抄李爷爷的家。”……

胡同里有没有居委会主任、治安主任这些“小脚侦缉队”?肯定有。她们本人或她们的亲人,都认为李蒸先生不够“牛鬼蛇神”资格;有没有管胡同的片警?肯定有。也是由于某种原因,片警从他的上级、或者是他崇拜、信任的某个人那里得到“不要抄李蒸先生的家”的指令或嘱托…… 总之,是那里善良的人民群众——至今李幼蒸并不知道的某位或某几位恩人——保护了他们。

北方称胡同,南方叫里弄,在那些栉比邻次、“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古老民宅里,常常有一些德高望重、出身好的老人,他们既没有显赫的官声背景,也没有财大气粗的亲戚,但他们有良心,有正义感,说话就是有人听,这是毛泽东、共产党“没奈何”的。我深信,在中南海围墙外府右街那几条胡同里,至少有一位或者有几位这样有威信的老人,不求报偿、不事声张、轻描淡写地旁敲侧击,保护了李蒸父子。那些性本善良的红卫兵、小脚侦缉队员、片警员警……便统统息事宁人了。

李幼蒸先生在《忆往叙实》中没有上述分析,但共产党的事,向来是“放下去四两,提起来千斤”的。在狂飙席卷的“文革”中,没有人“提起李蒸先生不能承受之重”,而是无声无息轻轻地“放下去”……于是,父子俩在终日惶惶不安中意外地渡过了劫波。

李蒸先生深深知道,“爱好”是学习之母,儿子不学不喜爱的“土木建筑”,选择自己喜爱的“现代西方哲学”是对的,但无奈处在共党体制下,退学风险太大,可能惹出种种麻烦,将来也不好找工作……当然不能表示赞成。但是,看到儿子已经退学回家,“生米煮成了熟饭”,也就只好默认了。李蒸先生当然也深谙教育青少年的诀窍是:“要他学”,不如“他要学”。见儿子天天起早贪黑,一心扑在学习上,学习卓有成效(估计李蒸先生用英语口试过儿子,平日观察、言谈也可看出儿子的进步),嘴上不说,心中必定暗暗欢喜。儿子结婚、孙女出世……肯定都给予了慷慨的资助。一直到1975年逝世,李蒸先生从来没有为“退学”这件事,对儿子有过疾言厉色。

李幼蒸自学十多年,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无业可就。在常人看来,也许是李蒸先生的另一块“心病”,亲友可能埋怨老头子在逝世前为什么不找关系,“安排”好儿子的工作。李蒸先生桃李满天下,照顾全国政协委员子女就业不乏先例……门路多着,但李蒸先生就是不折腰,“不来事”。美利坚那块自由土地上培育出来的教育学博士,哪能相信“文化是可以凭借暴力灭绝的”!越是这种反智时代积累的知识,一旦反智时代结束,将更加珍贵。将门虎子,哪里仅仅是解决“饭碗”问题!——李蒸先生内心深处坚定的信念,在他逝世两年后,变成了现实。因此,可以说,李幼蒸的成材是大教育家李蒸先生教育理念、言传身教、大胆放手让孩子自由发展的硕果。

当年,李幼蒸对父亲的支持视之为自然。多年之后,他才感悟到在那特殊的年代里,父亲对他的生存选择所给予的谅解、慷慨和护佑,含蕴着何等的深情厚意,真是父爱如山!

(5)渡尽劫波,终成大器

1958年,毛泽东提出“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一位共产党的“教育专家”反复强调“教育的目的是向社会输送合格的劳动力”。——这些猫屁不通的“教育方针”,完全脱离了“人本位”。共产党一贯把人不当人,只当作利用的工具。在共产极权的一统天下,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眼皮底下,李幼蒸自学自研成功,用扎扎实实的行动扇了“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一记重重的耳光,意义十分重大。

但是,李幼蒸先生的成功,只是许多偶然因素的集合,不具备普遍性和必然性,从理性的角度思考,当年这种选择是没有道理的。要知道,这种选择担的政治风险多大呀!笔者“文革”前读到无书可读时,用汉语拼音默写“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被小人搜去密告“他在学英语,准备里通外国。”——当年自学任何一种外语,都是“别有用心”;“五种外语齐头并进”,绝对“图谋不轨”。真是不可想像!

何况李幼蒸自学的是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臭了”的“现代西方哲学”。“文革”中哲学界的老教授、老专家怕惹祸,都不敢沾西方哲学的边,甚至故意让外语荒废。李幼蒸把“革命导师”反对的东西当作宝贝去追求,难道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不过,在这种高深理论问题上用外语“反党”,一般街道妇女、民警就“没奈何”了。

我猜想,当年街道办事处、派出所曾对李幼蒸进行过侦查。经常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有人跟踪他到北京图书馆,曾追踪他交往了什么朋友……这些暗中行动,李幼蒸先生当然不知道,他在《忆往叙实》中也没有说,但肯定是存在的。李幼蒸先生谨小慎微,几乎没有朋友,天天、月月、年年“两点一线”(家←→图书馆),才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的无妄之灾。

不能忘记,仍然是人民群众保护了他。

尽管李蒸先生沉默寡言,也许不喜欢串门,但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狭窄胡同里,上厕所时、外出购物时,左邻右舍见了面,总得点点头打招呼,寒暄几句……李幼蒸退学回家群众不理解,总有那么一、两位老人闲谈式地问过李蒸先生。李蒸先生怎样解释的,虽然原话无法追寻,但可以肯定,回答是得体的。于是,由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传出话来,人们对李幼蒸去图书馆自学的疑惑也就稀释、淡化,渐渐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李幼蒸先生在《我与北京图书馆》一文《安危之间》一节中有自知之明,他说:“像我这样‘脱离组织’的游离份子都有随时遭遣送‘劳动教养’的可能,十多年来我也一直是街道积极分子和民警暗中监视的对象。”叙述到这里,李幼蒸先生随后对自己“格外谨慎”、“注意安全”等,作了许多主观方面是如何努力的叙述,却没有作客观分析。要知道,那是一个“阶级斗争”横蛮、不讲理的时代,如果在斗争会上允许讲理,99%的“牛鬼蛇神” 都不存在(1%是口才不好,不会讲理的),更不用说被活活打死了。在暴政时代,光凭主观努力,灾祸是回避不了的。

李幼蒸先生对“半夜敲门,一位民警和几位街道妇女来‘查户口’”,有生动的描述,认为这是“制造威胁气氛”的“主要 ‘关注’方式”。——天哪,这哪里是威胁你?这是他们“例行公事”啊!请设想,要是他们不来“查户口”,还能当民警和街道积极分子吗?通过邻里间德高望重的老人,他们早知李蒸父子不是坏人,才那么轻描淡写地问几句。【关于查户口参见拙作《笑泯恩仇》第七章《妻子初来》http://www.dajiyuan.com/gb/5/8/15/n1019556.htm 】

当然,我们不能责怪李幼蒸先生,毕竟他脱离社会时间太长,书生意气太重,对社会的复杂性了解不够。

李幼蒸先生自学自研19年中,出现过多次危机,最危险的一次是1961年秋在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认识了风华正茂的同学张鹤慈(祖张东荪、父张宗炳均为北京大学名教授)。由于声气相求,两人成了好朋友,于是“相约游颐和园,畅谈社会和思想大势”。——不必问这次“长谈” 的具体内容,当年如果当局知道了,两人都会判刑,而李幼蒸会判得重些,因为他比张鹤慈年长四、五岁,将定性为“教唆犯”。——幸亏经历“反右”洗礼的李幼蒸采取了补救措施,叮嘱张在校“不可来往过密,必须严防同学中的告密者”。随后李幼蒸发现张鹤慈交友太多,很危险,可能出事,退学后便写信告诉张“以后不必再来找我了”,断绝了联系。

后来,张鹤慈成为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为首的“X社”案件中的一员。此案惊动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处理却因人而异,极不公平。郭世英等高干子弟,都放过一马,惟独“出身不好”的张鹤慈被重判,在牢狱里耽误了十年青春。当年公安审案,用尽威逼利诱手段,设置“语言陷阱”,将案犯的“油水”榨得干干净净,多数案件会“拔出萝卜带出泥”。但张鹤慈品德高尚,头脑清晰,在公安强大的审讯攻势下,没有吐露李幼蒸的信息。假设,李幼蒸当年结识的是原中共线人曹XX,“‘文革’遗珠”将不复存在,炼狱中又多出一个“反革命份子”。——鹤慈先生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现居澳洲,近年来在网络上发表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心怀敬意,篇篇必读!

历经艰险,李幼蒸先生渡尽劫波,终成大器。愿闻其详的读者,可以上网搜索人名“李幼蒸”或文名《忆往叙实》。李幼蒸先生的个人网页是:【 http://wwww.youzhengli.com/li/ywxsindex.asp 】

临了,尊一声幼蒸师:千万不要再写《我与XX谈XX》那类居高临下的文字了。对您非常敬重的笔者,读了那些文字后,头脑里冒出两个字:“败笔”。您是研究孔子仁学的,怎么忘了夫子“隐恶扬善”的教诲呢?在深重的中华民族灾难中脱颖而出的您,不应仅仅小觑为“个人成功”,而是用高度的智慧和坚毅的实际行动反抗了亘古未有的暴政,在灭绝文化的时代腾升起一颗耀眼的文化新星,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希望之光!您已是年届古稀的高级别大师,应该诞生相应的“胸怀宽广,目光远大”的大师级文章。人们不仅盼望您用哲理去“解释(学)”种种灾难“现象(学)”,更希望您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创造性地树立炎黄子孙的丰碑!当过分斤斤计较、拘泥于小过节的时候,请再读一读李慎之先生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和杨小凯先生的《中国政治随想录》,无论读多少遍,都感到大气磅礡,大义懔然,感受到他们对中华民族命运削肉剔骨的深度关怀!

2006-8-12 21时30分 于蒙特利尔

──原载《自由圣火》(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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