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7日讯】今年是文革开始的四十周年，是文革结束的三十周年。现在回头看看文化大革命那十年，看看那十年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的老师和老友廖沫沙说，让我来做点编辑工作，前后钩一钩，叫做“大革文化命”。他这个说法我曾经认为很好，但是后来我认为它还没有完全说明文革的性质。
多年来我想了又想，那十年就近是怎么回事。究竟应当怎样表述才能阐明它的性质。我想了又想的结果是，那是一场邪教大骚乱。开头那真有一段时间，包括我自己在内，全国许多人都像吃了什么迷魂药一样，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正常的感觉和思维，陷入了那场邪教的大骚乱，听任那些所谓的造反派摆布。
那场大动乱只能叫做邪教大骚乱。
我只讲两件事，我同那两件事的受害者都很熟。
一件是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校长卞仲云被她的一群学生活活打死了。凶手是一群女中学生，凶器是军人们扎在腰上的宽皮带。文革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检阅红卫兵。有一次，一个中学女生代表叫宋彬彬。毛泽东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于是乎，一些女中学生在腰上系上一条宽皮带。卞仲云就是被她自己的学生，一些身为中学生的女孩子们，用这种“要武”的宽皮带打死的。卞仲云和她的丈夫都是我的朋友。她的丈夫王晶尧曾经是新华社的一位编辑。文化大革命提倡野蛮，提倡凶残，越惨酷越好，越血淋淋越好。这才叫“革命”。毛泽东有一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
另一位我熟悉的人是中南侷书记之一的金明，调来中南侷之前是国家财政部的第一副部长。毛泽东命令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大大小小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成了走资派。中南侷的干部斗争金明，有人说金明爱玩古董，爱收藏古瓷器和古陶器，斗争金明的时候就把几个粗陶瓷痰盂挂在他的脖子上。
这样的事，可以叫“文化”大革命吗？我想不可以。叫武化大革命可以吗？似乎也不可以。想来想去，我认为恐怕只能叫邪教大骚乱。
这个邪教有个教主。文革时他发动和领导的。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这个邪教不是教主一个人。他有四个大弟子王张江姚和他们在全国各地的许多小喽啰。王张江姚不简单，其中的“讲”是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四人中数她权势最大、最嚣张、最肆无忌惮。她在后来受审的时候供认：“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咬谁。”
这是个大弟子，直到教主死后二十多天才被抓起来投入监狱。直到把这四个大弟子抓起来，折腾了十年的这场邪教大骚乱才能够结束。
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耐？最初是因为全党迷信他，使得全国人民多数也迷信他。这个国家是一个长期由皇帝个人专制的国家，没有民主和法制的传统，人们习惯于服从权威，习惯于听任帝王专制独裁，肆无忌惮。几千年来对帝王没有制约，没有限制，习惯于跪在他脚下，听任他为所欲为。
我们同美国不一样，美国人懂得总统不可靠。所以，必须立出一套法律来制约他，严格管住他。我们只看到美国富强，而不知道它富强之道，那就是民主和法治，限制当政者的权力，保护人民的权利。
由于不是民主和法治的社会，毛泽东这样的一代枭雄就能够玩弄权术，窃取全党、全国的领导权，玩弄全党全民于股掌之上。
这里有一个两难的问题是先实行民主和法治，还是先开发民智，使人民懂得维护和行使自己天赋的权利呢？
世界上所有先进国家的经验都是首先实行民主和法治，只当宪法，订立明确的法律，限制掌权者的权力，让人民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逐渐懂得民主和自由是自己天赋的权利，从而去争取和保卫自己天赋的权利。这是最快、最有效的办法。这样，文革这样的邪教大骚乱就根本不可能发生。
回顾四十年前开始的这场邪教大骚乱，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经验教训。
抵制邪教，就是再也不要发生个人迷信。对任何人、任何事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允许怀疑，提倡怀疑。我们再也不要迷信任何人，再也不要认为某个人每句话都正确，都是真理。对任何人说的什么话，都要认真想一想他说的对不对，永远不要盲从，要警惕个人迷信，坚持独立思考。@
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八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