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30日讯】十七、侥幸与幸运
一九二七年八月，参加南昌暴动被遣散的罗瑞卿在武汉染上斑疹伤寒，经四川同乡解囊相助，送仁济医院急救，昏迷十几个昼夜才脱离险境；一九三一年五月他担任红十一师政委，在观音崖反击国军第二次围剿时脸部中弹，伤口化脓，脸肿得不能说话，吞咽也十分困难，又并发了肺炎，经山中一名老中医以中草药五副治愈。中共建政后，罗瑞卿执掌大陆政法、公安大权，他主持起草、经毛泽东签署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中，所列应判死刑的条款多达十条十七款，比明末流寇张献忠的“七杀碑”更为烦琐。在一九五一年镇反期间，他在人民日报撰文，要求各级公安部门“坚决处死”“限期完成”，毫无法治观念可言，以致残杀了两千六百万无辜同胞。设若罗在两次大病中亡故，镇反运动未必执行得如此凶残。
一九二九年中共党员钱壮飞以美人计收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徐恩曾，获委为该科机要秘书，直接打入了国民党的心脏。国军第一次围剿江西苏区时，钱壮飞及时窃取了围剿计划，致使国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中伏被捕惨死；第二次围剿也因军机被盗而失利。
一九三一年四月廿五日钱壮飞值夜班，夜十时许忽然按武汉发来之六封给陈立夫、徐恩曾的加急电报，注明须由徐主任亲译。钱壮飞心知有异，乃用偷摄的密码影本将电文迅速译出，电报由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拍发，第一封云“黎明(顾顺章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第二封云“明早派军舰将顾顺章解送南京”。钱估计这艘军舰廿七日上午抵达南京，调兵遣将最快廿八日才能在上海举行大搜捕，乃即透过特科二科科长陈赓急告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周紧急召集中央特委举行扩大会议，决定中央政治局、中央各部、江南省委、共产国际远东局等几十处中共中央驻沪机关与各方负责人、机要人员五百余人立刻疏散，顾顺章熟悉的干部尽快撤离上海。廿五日是星期六，徐恩曾带情妇赴沪度周末，钱壮飞恰巧截获密电挽救了中共，也改写了中国近代史。设若周恩来、康生等中共智囊在一九三一年春落入法网，廿世纪的中国又是一番光景，抗战、韩战、越战都未必会爆发。
一九三四年七月，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弃暗投明。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让他为国军轰炸机领航，飞赴红都瑞金沙洲坝轰炸中华苏维埃大会会场。毛泽东等匪酋因大会休会而幸免。
一九三五年，中共内部张国焘与毛泽东派斗争白热化，前者兵力多过后者十倍，张欲挥师南下，毛则计划北上。九月九日张国焘发密电给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指示陈劝毛泽东与其一并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当时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是毛泽东派入张国焘部队的一枚“钉子”，截获此密电后立即连夜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驻地密告。毛大惊失色，当夜即率红三军秘密北上，迅速逃离险境。设若叶剑英未截此电，张国焘早已处决老毛，凭张国焘的本事，绝无席卷天下之可能，八千万人惨死之悲剧怎会发生？
一九四五年六月，毛泽东派中共华东局情报部部长杨帆赴南京，与日寇华北占领军副统帅今井武夫会谈。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在中国战场又苦于战线过长补给困难；为阻止国军反攻，日方希望与新四军在南方达成局部和平协议，并愿意让出苏北八个地区给中共；若一切顺利，这一模式将推广到华北与东北，形成日本与中共在中国战场全面合作。日军只提出一点要求：一旦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共军须与日军配合狙击美军。两个月后，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方的要求便自告吹。设若裕仁下不了投降决心，共军与美军在连云港接战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共军怎能夺占大陆国土？
一九四八年五月初，国军B25轰炸机根据情报轰炸毛泽东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的住所，掷下五颗炸弹，其中一颗落在毛泽东住所院子里，门窗玻璃均被炸碎，屋内暖水瓶被弹片炸烂。幸亏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及时把老毛用担架抬进防空洞，否则老毛已死于炸弹，此后的中国历史定是另一番模样。
一九四七年国军胡宗南部十五个旅十四万人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机关分三路撤退。六月七日第廿九军军长刘戡率清剿部队直扑毛泽东驻地——陕北安塞县王家湾，毛泽东西撤前安排中共中央直属支队司令部副参谋长汪东兴带领一个加强排断后。汪在杨岭崂湾制高点设伏狙击刘戡前卫部队一个团，又在王家湾后面山顶上设防狙击绕道进剿的国军。正巧下了暴雨，山洪暴发，狙击加上大雨，使国军清剿计划推迟了十二小时，为行周撤离王家湾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若无山洪暴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如釜底游鱼，必死无疑。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杜聿明集团南下被困于青龙集，因补给匮乏、粮弹俱绝，不幸连天雨雪直至廿八日，连续十日无晴天，机械化兵团寸步难行，空投亦被迫停顿，数十万大军在饥寒交迫、惨绝人寰情况下，瓦解冰消。设若天晴气爽，杜聿明未待共军合围，早已突出重围。则战事仍有可为，至少江南可保。
一九四一年杨帆在新四军军部担任军法处副处长兼盐埠行政公署保安处长时，曾向中共中央报告蓝蘋在上海的劣迹。电报落在蓝蘋的同乡康生手里，康为取悦毛泽东，便积压了这封密电。延安整风时，康生电示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收押杨帆，以图杀人灭口。当时饶同新四军军长陈毅闹磨擦，杨帆则亲近陈毅，饶即逮捕杨帆，而且上了镣铐。当时审查小组成员、华中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爱才，见事有蹊跷便将关押了十个月的杨帆开释，让他重回保卫部门。一九五○年杨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在常务副市长潘汉年指导下，主宰了镇反运动的全过程，上海的杀戮是全国各大城市中最残忍的：一九五一年四月廿七日至廿八日，他出动警备部队、公安部队等三万六千人组成四千四百个小组在全市三十多个行政区逮捕了国特八千四百九十九名，其中有些跟踪追捕五六十里。四月廿九日他在逸园召开公审大会，亲自作了〈必须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报告，翌日上海市军管会处决二百八十五名国特。自四月廿九日至十月底，仅全市工厂企业就逮捕国特五千七百四十七名，其中六百六十八人被枪决。杨帆主持的华东局审讯委员会，装置了各种机械化、现代化的刑具，千千万万无辜民众在此被打断骨头、(电刑)击伤脏腑，呕血成盆，有的被水刑浸得腿脚肿成海绵状，有的被吊得七孔流血昏厥百几次；对女性政治犯施行花针刺乳、火烧阴毛、烧红铁棍插进阴道等酷刑，还使用旷古未闻的轮奸刑——派十名壮汉轮流施暴不歇，比起日本鬼子还有过之无不及。设若饶漱石当年硬下心肠杀了杨帆，至少上海的镇反运动不会由杨帆这样的禽兽蛇蝎来主持。杨帆的下场并不妙，他的下半生是在红色监狱中度过的，出狱时六十六岁，已神志不清；潘汉年坐牢二十二年，死于湖南茶陵县劳改茶场。冥冥之中，似有天谴。
十八、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一九四五年八月，共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以“送一批干部去太行山麓”为名，巧妙地借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把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李天祐、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郑维山、邓克明等高级将领从延安送到晋东南黎城以及雁北灵丘，然后转赴各预定战区，使中共完成了本应多次艰难跋涉至少需时两个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战略性输送任务，赶在国军先遣人员之前进入各战略要地部署突袭，遂连续发动上党、邯郸战役，为席卷全国奠定了基础，国军马法五上将被俘就是在邯郸战役。美国军用飞机帮助中共叛乱的另一例是：一九四七年夏，叶剑英利用美方提供军调部执行处使用的专机，每隔两三天就从各地运送二、三十泺袋法币旧钞到北平，大量抢购民生物资，造成严重通货膨胀，且以此鼓动大城市的“反饥饿反内战”群众运动。运送到其他大中城市的法币由火车、汽车装载，都起到了在大中城市发动经济战、开辟第二条战线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六月八日，周恩来坐马歇尔的专机从延安回南京。在机上，他因疲惫而睡着。回到梅园新村，他才发觉装在衬衣口袋里的一个小本子不见了，想必是睡着时因飞机颠簸而掉落在马歇尔专机的机舱了。那个小本子上记录了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在南京的住址，并在住址旁写有一个熊字。九日下午，马歇尔派他的侍从副官给周恩来送来了一个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的小盒子，里面装的正是他丢失的小本子。设若马歇尔将这个本子交给国府的调查单位，不出半个月，共谍熊向晖就会落网，中共潜伏在国军内部的谍报系统必定一网打尽，此后戡乱战争的四大战役绝不致于毁在间谍战。美国人马歇尔向中共示好，使国府失去了一条绝妙的情报线索。
一九四六年五月，潜伏在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共产国际间谍、美国人李敦白以记者身份从军调部美方负责人白鲁德手中窃取了极密情报——国军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将于七月一日调动三十万大军清剿共军李先念部。李先念遂于六月廿六日率中原军区五万余人离开湖北宣化店出其不意抢先突围，突破十万多人包围圈，先后创建了鄂豫陕、鄂西北共区。这支部队两年后攻占襄阳，生俘国军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
一九四八年六月，杜鲁门在国会压力下解冻对华援助，指定四亿美元中一亿两千五百万元系军援专款。然而经手拨款、购买、输运军火的若干美国人从中竭尽刁难之能事，迟至十一月卅日才有一批价值一千六百万美元、并指定直接运送给傅作义华北剿总的军火到达天津。经后勤部门拆开一看，箱子里的枪械等等都缺乏零件，不堪使用。此事使傅作义灰心丧气，遂决心投共。从傅作义之例，足证美国国务院白皮书所曰“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主要应该归咎于美国本身！
白皮书题为〈美国与中国之关系〉是八月五日发表的，共有一千零五十四页，分为八章，收录文件一百八十六份。它公然为美国政府已往的对华政策辩解，对蒋公的抨击相当露骨，附件中有李宗仁致杜鲁门函件的三段话，他竟然在洋人面前诋毁自己的领袖。时值共军大举进犯华南、国府正酝酿在西北、华南与共军展开决战之际，诚为危急存亡之关头，这份重点诽谤国民政府、多方偏袒中共的文件无异落井下石，予国府以致命之打击。其所产生之恶果，使面临生死存亡的中国，民心士气颓丧，更加速了大陆之沦陷，连美国外交家蓝钦大使也坦承：“白皮书在中华民国最危急的时候发表，是对国府致命的一击！”具体例证是同年十一月十六日的厦门之战：近十六万国军坐在四平方里的沙滩上，眼巴巴地等待共军接收，十多架战斗机安静地停在机场枯候共军光临。结果，两个营千多名共军大模大样由公路上长驱直入，对公路两旁睡在田间与沙滩上的十六万国军视若无睹。厦门就是这般失守的！整个过程未见任何一个将官或校官组织抵抗，正合了后蜀主孟昶宠妃花蕊夫人的诗句：“十四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个是男儿”，连人数都差不多！
白皮书说：“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来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这段话表明美国不愿卷入中国政府抵抗共产国际侵略的战事，但它不能否认它确实帮助共军完成了本应多次艰难跋涉至少需时两个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战略性输送任务，把几个司令部的高级指挥官空运到了叛乱的前线。与此同时，苏军、东欧共军、北韩共军都倾其全力参加了这场残酷屠杀中国人民的战争：在锦沈、平津、徐蚌三大战役中都有苏联、东欧、北韩官兵，尤其是技术兵种——炮兵、工兵、通讯兵。在天津陷落时，城墙下的苏联、东欧士兵尸体堆积如山，国军战俘是踩着那些尸体被押上城墙顶的。根据雅尔达协定，苏俄出动三个方面军一百五十八万官兵，循外蒙、黑龙江、乌苏里江涌入东北，驻守旅顺、大连二港，阻止国军循水路赶往东北受降，国军不得已将所有的卅个精锐美械师由陆路推进到东北，一九四六年八月起美国宣布对华军火禁运，这三十师国军凭借抗日賸余的陈旧武器同美械(麦克阿瑟承认：苏俄把美国运抵海参崴的耐寒武器装备全部交给了中共)、俄械、日械(据一九四八年九月廿七日日本政府外务省报告〈流落东北日军近况〉称：在东北共军中的原日本官兵总数约六万人。翌年共军徐向前部攻打太原时，动用了日俘炮兵六千余人)武装的林彪部共军拼博，两年后弹械消耗殆尽，难免全军覆没噩运。
一九五八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台时发表联合公报称：“中华民国政府认为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乃其神圣使命……而达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径为实行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借武力”，即逼蒋公开宣布放弃反攻大陆。此后，一九六二年大陆饥荒蔓延，赤地千里，饿殍遍地；一九六八年文革浩劫使共军沦为“语录兵”毫无战力；一九八九年大陆暴发民主运动，北京二百万民众上街示威，中共动用正规军屠杀民众，亿万民众切盼变天，但因美方约束，中华民国政府失去了三次最佳的反攻机会，这便是武器装备燃油全部仰仗美国所结出的苦果。
以上十八种类型的偶发事件，前十四种属于主观因素，须归咎于国府人谋不臧、疏于防谍等失误*，否则每一宗事件都是可以预先防堵的；次三类是客观因素——敌人的残忍、奸诈、狠恶以及幸运(包括天时、地利)；最后一类是列强干涉中国内政，共产国际武装入侵中国以及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对中国民心士气的致命打击，倘若我们制度健全、应对得体，也不是不可避免的。正是由于那么多偶然事件的积累，量变导致质变，才颠覆了亚洲第一个民主政体。结论是：历史的偶然性导致了世界的改变。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无不梦想传承千秋万代，但焚书坑儒的秦朝只存在了十五年，暴戾恣睢的蒙元只持续了九十年；然而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中共为何能维持其暴政半个多世纪呢？
一则由于中共对反抗势力赶尽杀绝，其严密的社会组织与草菅人命的司法制度能把任何星星之火扼杀在摇篮之中；二则是中国大陆的广袤市场吸引了全球唯利是图的商贾，如今跨国公司、国际财团、港商、台商已同中共特权阶层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共同压榨、欺凌苦难的中国人民。在此情状下，中国人民的反共抗暴斗争不可能得到任何国家的实质援助；三则中国大陆民间维权斗争与民主运动，每年都数以万计，但都缺乏横向的串连，不能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四则当代中国的知识份是垮掉的一代，在他们身上见不到祖辈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与父辈邱清泉“常挥涕泪泣孤臣”的英雄气概，他们汲汲于谋求当官，统治者丢下一根肉骨头就俯首帖耳。士大夫的厚颜无耻与助纣为虐，无异延长了暴政的寿命，所以偶发事件只能是昙花一现，不能积累成整个中国的变天。
*一味渲染共产党得天下是历史的必然者，故意隐瞒下述事实：在戡乱战场上关键时刻拉队伍投共的高级将领中，有许多人本是中共派遣打入国军从事兵运的卧底或曰鼹鼠，例如张克侠哗变时已有十九年中共党龄，郭汝瑰二十年，廖运周廿一年，刘斐廿五年，何基沣十年。所以中共建政后周恩来对何基沣说过一句话：“基沣同志，过去的事，就让它作为党的一个秘密吧！”何基沣直至去世也不敢暴露身份，张克侠在文革中被打成瘫痪，直到临死才打破禁令，表明他本是一九二九年入党的老党员，是奉命打入国军伺机拉队伍哗变的，绝非什么“起义”。至于程潜、董其武、陶峙岳、邓宝珊、裴昌会、张轸等人，根本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都是典型的投机分子，脚踏两条船，见风使舵，谁势力大就投靠谁，祗求个人升官发财。戡乱初期国军捷报频传、势如破竹时，中共南方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曾一度想向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新衡投诚；然而戡乱后期国军损兵折将一败涂地时，贪生怕死、眷恋官位的文武百官便纷纷寻找门路意图攀附，张轸、程潜、董其武、陶峙岳、邓宝珊、裴昌会就是典型。促使他们变节投共的转折点是卫立煌在东北葬送国军精锐三十万人，这是民心士气瓦解的开始，此后形势急转直下，倒戈成了骨牌效应。到卢汉发动昆明事变，将国府在西南的布建连根拔起，而且失去大陆上最后一块反攻基地，偶然便成了必然。
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全文完】
－－原载：《自由圣火》，2006-12-13
http://www.fireofliberty.org/article/1866.asp(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