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3)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
　　
一、逍遥派
　　
　　　　一九六六年，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号召下，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兴安岭的森林深处距离政治中心毕竟太遥远了，因此这里的“革命形势”总是要比内地慢上一两拍，而且往往是强弩之末了。铁Z局的一般工人多是来自东北的自耕农，对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不怎么热心的。因此，这里虽然也成立了造反组织，但规模却远比内地小多了。当内地充斥了惨烈的“文攻武卫、全面内战”时，这里的武斗却是凤毛麟角，而且不温不火。

　　　　不过，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借助现代化的交通及通信工具，统治者的权力已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大兴安岭虽然地处偏僻，但远不是世外桃源。自从一九六二、六三年以来，即便是这个接近国境线的深山老林，政治空气也是一天比一天浓厚了。当时的政工人员总是隔三岔五地跑到工人们居住的帐篷里大讲国际国内形势，特讲 “以阶级斗争为纲”，还讲“要把帐篷里的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我的父亲在五七年遭到那次打击后，对“政治”二字早已厌烦得不得了，一听到“要把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一种厌恶情绪油然而生。

　　　　由于工人们的普遍抵制，铁Z局最早“造反派”们势力单薄、应者寥寥。为了壮大力量，造反派拚命拉人入伙，就连我父亲这样的人都成为他们拉拢的对象。我父亲出身不好、又有历史问题，自己一向都是夹着尾巴做人，哪敢去造别人的反呢？当然，他也不敢硬顶“造反派”，而是对造反派的拉拢采取了阳奉阴违的做法，最多只干点舞文弄墨的事情，而且只将空话大话大道理，就是不肯针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人。

　　　　有一次武斗，造反派给我父亲发了铁棒让他也去参加。我父亲不敢不答应，但虽然表面上痛快地答应了，心里却盘算着怎么脱身。等到听到卡车来了的声音，他就 “哎呦哎呦”地捂着肚子，装成痛苦万分的样子往厕所跑。造反派在外面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人出来，于是气急败坏地跑到厕所喊他。我父亲就装出一副又想去，又站不起来的样子，让催他的人再等等。但“革命形势”不容拖延，那几个催他的人喊了几遍，看他一时半会出不来，也就把他落下自顾走了。就这样，我父亲算是逃过了这场“革命行动”。等到武斗结束，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伤员被汽车拉回来时，我父亲直感到一阵暗暗庆幸。

　　　　后来时间长了，我父亲遇到这种情况不是肚子疼，就是崴了脚，一次“革命行动”都没参与。造反派也不傻，渐渐地发觉他是个软钉子，于是就不再理他了。好在造反派忙于夺权，也就没时间顾及这个“拒绝选择革命道路”的人，只是贴了几张大字报骂他几句“消极”、“两面派”，也没怎么着他。就这样，我父亲成为了一名“逍遥派”。

二、群魔乱舞
　　
　　　　由于局面日益混乱，大家都忙于闹“革命”，生产自然停顿下来，很快就没人管了。我父亲一个人在森林里待着也没啥意思，就利用铁路工人坐火车不花钱的便利条件，频频回郑州探亲。一路上，我父亲一直冷眼旁观，见了很多，听了很多，也想了很多。当时的中国天下大乱，那些“造反派”一个个正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在我父亲这个旁观者眼里，那些无比投入、自以为是的造反派却不过是些可怜的木偶丑角，被那个魔术大师操纵着；一旦角色完成、魔术大师的目的达到，这些木偶就被他永远抛进了垃圾堆——红卫兵、造反派、“王关戚”、陈伯达，甚至“亲密战友”林彪，哪一个又能逃脱这种宿命呢？

　　　　由于运输秩序的混乱，再加上挤满了串联的人群，火车上拥挤不堪。定员一百一十八人的车厢里，往往要挤进三、四百人甚至更多。不但是过道，就连卫生间、行李架上也都挤满了人；坐在行李架上那些人的脚就伸在坐在座位上的人们的头顶，空气中弥漫着汗臭、体臭、脚臭和劣质烟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令人窒息。即便是这样，革命情绪高涨的列车员还时不时地挤到车厢门口，手持一本《毛主席语录》高声指挥道：“乘客同志们！现在大家掏出红宝书，我们一起背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们来自五湖四海……’预备——齐！”于是如同沙丁鱼罐头一般挤满车厢里人们就一起背诵“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其中不乏表情虔诚、声嘶力竭者，大概也不乏父亲这样滥竽充数、言不由衷的人。背诵完以后，列车员又挥舞着那本“红宝书”，满怀激动地领喊：“让我们一起祝愿我们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于是，手握“红宝书”的人们，又跟着列车员有节奏地高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三十年后的一九九七年夏天，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里我曾被人邀请参加过一个传销组织的培训会。会场上人依旧是这么虔诚和狂热，只不过口号已经“与时俱进”地变成了：“王太王太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注】“王太”是这个传销网络中的一个成功者，在那次大会上做报告）和“我一定能发财！一定能成功！”当耳边响起这些整齐划一、震耳欲聋的口号和齐刷刷举起的手臂时，我茫然地坐在观众席上左顾右盼，仿佛身处一九六七年的天安门广场。不过这时，我体会到我与父辈处境的不同：今天，我可以对自己不愿参与的事情说“不”，对自己不愿意说的话保持沉默。不过，我还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这群人为什么能够如此歇斯底里，如此容易被人操纵？也许，我们这个家庭的人天生就是另类，始终与主流社会不合群？假如时光倒流到三十年前，今日这些狂热地要发财的人又将会扮演什么角色？我想不通，为什么在这个辽阔的国家里，总有那么多人会如此轻易地抛却头脑、尊严和良知，听凭一两个骗子的许诺，对骗子崇拜得五体投地，愿意为骗子充当打手，甚至于肝脑涂地？

　　　　一九六六年夏末，我父亲从郑州经北京回东北。当时，我父亲坐的是三人座中靠窗户的座位。火车走到石家庄时上来两个中年人，都是石家庄木材公司的干部。由于没有座位，两人就把自己拎着的灰色人造革旅行包放在地上当板凳坐着。不一会儿，我父亲就和这两个干部混熟了，三人海阔天空地攀谈起来。

　　　　谈着谈着，列车到了保定车站时上来了一些红卫兵，跟查火车票似的在车厢里挨个问旅客的出身。当时人们都很老实，那两个石家庄木材公司的干部被红卫兵问到时，一个报了“地主”，另一个则报了“富农”，结果被红卫兵抓走了。那两人还申辩：“干吗要抓我们？我们可都是党员啊”。红卫兵则手持军用皮带，指着他们骂道： “党员算个屁？都他妈的是剥削阶级狗崽子！你再不老老实实，老子就不客气了！”于是，那两个干部面色苍白地随他们走了。接着红卫兵又查到我父亲，看到我父亲穿着铁路制服，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问道：“你什么成分？”我父亲心想被红卫兵抓走可落不到什么好，灵机一动报道：“工人”。红卫兵又问：“在当工人以前家里是什么成分？”我父亲就说三代都是铁路工人。红卫兵听了以后显得很客气，连声说“坐！坐！”继续查别人去了。

　　　　望着红卫兵那骄横跋扈却未脱稚气的背影，我父亲又好气，又好笑，心中暗骂：“呸！老子凭什么跟你们说实话？什么玩意儿！”后来列车到了丰台车站，我父亲透过车窗往外看，发现那群红卫兵正在押送一帮人下车。那帮被押送的人都被麻绳拴着左胳膊窜成一串，右手拎着行李，每个人背上都别着一张白纸黑字的纸条。一个红卫兵在前面牵着绳子，其余红卫兵则手持皮带走在队伍两边押送。刚才在我父亲身边坐的那两个报地主、富农出身的共产党员，身上则别着写有“地主狗崽子”、“富农狗崽子”的纸条，个个垂头丧气。

　　　　一出北京车站，我父亲就看到站前广场到处围着一堆一堆的红卫兵，地上则跪着一排一排要被遣送回原籍的专政对象，很多都是老年人。那些胡子还没长出来的红卫兵对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抡着皮带，嘴里骂骂咧咧。正对着车站的地方则搭起了戏台子，一群身穿绿军装的人在台上扭来扭去。只见他们有的做忠心状，有的做决裂状，有的做满腔仇恨状，煞是过瘾。我父亲明白了，那是在跳“忠字舞”，向伟大领袖表忠心呢。不过，这些革命群众实在是缺乏最起码的舞蹈素养，楞是把个“忠字舞”弄成了群魔乱舞。此情此景，令我父亲情不自禁地联想起了伟大领袖的诗词：“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

　　　　一路上也没怎么吃饭，到北京后我父亲感觉饿了，就找了一家饭馆吃麻酱面。等买了票交给厨师找座位坐下以后，却发现碗筷被人用过后都没洗，桌子上也一片狼籍。左右喊人也没人搭理，猛一抬头，看到墙上贴着一张饭店造反派的造反宣言，大意是这样的：“地主资产阶级狗崽子们！你们他妈的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腐朽生活，妄图把你们寄生虫似的寄生生活延续下去，可是你们的阴谋破产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做文章，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本饭店的无产阶级造反派郑重宣布：从现在起，本饭店不抹桌子，不洗碗筷，想吃饭就自己他妈的动手！……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祝我们革命人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我父亲皱皱眉头，心想：妈的，莫非来这里吃饭的都是地主资产阶级狗崽子？谁来你这里吃饭，都要先挨一顿骂，真他妈的倒霉。但无奈人家革命了，造反了，就是不刷碗，也只好自己动手把碗筷洗干净，脏桌子就将就着吧。

　　　　大姑他们家就住在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院子里。等我父亲来到报社门口时，恰好看到两个红卫兵骑着三轮车，押送一个满头大汗的小脚老太太从大街上走过。三轮车上放着行李，估计是要把老太太押回农村。一个红卫兵在前面蹬三轮，另一个红卫兵则坐在板车上，手里牵着根麻绳，绑着老太太的双手。每当老太太跟不上三轮车时，牵绳的红卫兵就猛拉几下绳子，于是老太太就是一个趔趄。后来从北京到东北，路上也遇到几个红卫兵押送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大约七八十岁，满头的银发被剪了个“阴阳头”，脸上还有黑色的墨汁，路上不断地发出呻吟。路过大虎山车站时，一个女红卫兵发现老太太死了，急得大哭起来。于是红卫兵们把她的尸体往车下搬。这时，我父亲发现那个老太太双手居然还被反剪着绑着。经历过这两件事以后，我父亲对红卫兵异常反感。直到几十年之后，每当他看到有些文艺作品里描述文革红卫兵后来上山下乡时所受的苦时都会说：这是罪有应得，那帮红卫兵干过的坏事实在是罄竹难书，毛泽东让他们上山下乡也是活该，这就叫做“兔死狗烹”啊！

　　　　文革初期，在郑州的祖母因为算是“地主婆”而被红卫兵抄家，并把她赶回豫东封丘县乡下。大姑见祖母一个人在农村生活不易，就接她到北京小住以避避风头。后来郑州的造反派忙于派性斗争，没人管这个地主婆了，于是我父亲就送祖母回郑州。买好了火车票，临行前一天我父亲就去联系出租车。当时的出租车可不像现在这样满大街溜跶、招手就停，而是必须预先到个什么“管理机构”去登记、预约后才可以使用。父亲去登记时，恰好碰到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年胖女人在值班。那个胖女人掐着个腰、双腿叉开站着，以显示自己阶级立场站得稳。当我父亲对她说想用出租车时，阶级立场站得特别稳的胖女人斜睨了父亲一眼，操着一口鼻音很重的京腔，仿佛感冒没好、鼻子不通似的问：“你什么成分？”父亲连声说：“工人，三代铁路工人。”——这才给登记上。如果回答说是“地主”成分，那么恐怕除了登记不上，没准还得挨一阵批判。

　　　　在北京那阵子，我父亲有一天到前门逛街。在一家商店门口，看到有两个人在低着头筛沙子。当我父亲从他们身边经过时，竟发现他俩每人胸前都缝有一个白底、黑框、黑字的胸牌。那个胸牌类似我父亲五十年代当兵时的那种，只是当兵时是红框罢了。胸牌上分别写着：“资本家”和“小业主”。此后在北京街头，在其他城市街头，我父亲也曾多次见到这种情景，不过有的是戴着胸牌，有的是背上别着个白布条。每当看到这些标志，我父亲的脑海里都会条件反射般浮现出三个字：犹太人（【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强迫犹太人在胸前缝上黄色大卫星标志，以便于同一般人区分并加以迫害）。

　　　　在逛到天坛时，我父亲又看到公园的空地上堆满了红卫兵的累累战果：抄家抄来的各种家俱，有沙发、铜床、衣柜、梳妆台等，堆得像小山一样；另一堆则是抄来的高跟鞋。展示了一段时间后又让原主去认领，可是这些物品的主人早都被整破了胆子，谁还敢去认领呀。于是，红卫兵就拍卖这些抄来的东西，檀木大衣柜五块钱一个，高跟鞋一块钱一双。看热闹的人不少，但也没几个人敢去买这些代表“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东西。拍卖那天我父亲也去凑热闹，看到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怯生生地坐在一把檀木太师椅上，另外一张椅子上则写着：十五元一对。估计是哪家成分不好的，瞅着机会赶紧把自己家的好家俱便宜出手。那一对檀木太师椅精雕细刻，非常漂亮，我父亲观赏了半天，很想把它买下。但一想马上要到东北去，带着这椅子怎么走啊，也就没有买。现场还有一对金发碧眼的西方人夫妇，大概是外交官，在高跟鞋那一堆里翻来翻去，也没挑中什么。当时解放军报社有一个刚毕业分来的大学生，见这个机会赶紧买了一个书柜、一对沙发，找了个三轮车拉回单身宿舍，被领导知道后狠狠批了一通，又给退了。

　　　　一九六六年底，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报》社当了记者，化名“肖力”。这位“红色公主”来了还不到一个月，就贴出了一张名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先后打倒了《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赵易亚，让社长华楠靠边站，成为当时的《解放军报》的最高主宰。大姑父这人人品不错，特别单纯，但就是太热衷于参与政治了。当时他心想跟着毛泽东的女儿绝对没错，于是步步紧跟“肖力同志”。即便是回到家里，也还一口一个“肖力同志说了”、“肖力同志对我的这个建议很满意”之类的话。都四十岁的人了，表现得却跟小孩子一般，我父亲很是不爱听。大姑父的这种“革命热情”还影响到他的孩子们，当时他儿子有一个跟盘子一样大的毛泽东像章，做得非常精致，拿出来向我父亲炫耀。我父亲伸手要拿来看看，小家伙跟护宝贝一样赶紧把手一缩，神气活现地说：“别碰坏了，这可是肖力同志送给我的！”

　　　　 “肖力同志”在《解放军报》期间还颁布了一条圣旨：假如刊登的文章中有“毛主席”三个字出现时，必须透过专门的设备看清楚，以保证背面上的同一个位置，没有“打”、“死”、“灭”、“杀”之类任何带有贬意的文字；如果某一版刊有毛泽东照片，那么就必须得审查清楚，以保证该版别的照片不能有人把枪口指着毛泽东的方向。《解放军报》是军队的报纸，照片上扛枪的多，“打”、“死”、“灭”、“杀”之类的字也多，于是解放军报社的秀才们每天都为此忙忙碌碌的，眼睛都瞪绿了。此外，“肖力同志”在《解放军报》社前后，其党羽们还捏造了一个“阴谋绑架肖力同志案”，为此株连、陷害了不少人。

　　　　由于熟知“肖力同志”的上述老底，因此当我把魏××写的那篇《壮哉！李讷》拿给我父亲看时，我父亲微微一笑，说：“壮什么壮？不过是过了气罢了，当年她风光的时候，也厉害得狠呢！”凑巧的是，这位魏老先生的一位堂侄以前也在铁Z局工作，而且和我父亲是莫逆之交。

　　　　《解放军报》作为“两报一刊”之一，政治地位不亚于一个大军区。因此，来报社的大人物也多。有一次，我父亲和大姑父一起从外面回来，看到院子里停着一辆小汽车。大姑父一看，露出无限景仰的神色，小声对我父亲说：“看，那是林副统帅的车，他到报社来了……”不过，从院子里经过的那段时间，林副统帅始终没从大楼里出来，我父亲也就没见到他本人。

　　　　当时大姑的一个上中学的女儿参加了红卫兵，烧书、破四旧、抄家都参加了。大姑父总是教育他：抄家时千万别走在前头啊，有人万一拼起命来可不得了；要打人你就意思一下得了，千万别下死手。当时被打倒的华楠他们“威风扫地”，每天在院子里扫马路、扫厕所。大姑的小儿子当时才十来岁，却也早就被教育得充满了阶级情感，一见到他们就走上前去，恶狠狠地说：“好好扫！扫干净！好好接受改造！”一天大姑恰好看到了，把他硬拽回家，打了两巴掌，教训道：“你小孩子家懂个屁！少搀和这些事！”那小子还挺委屈，申辩道：“阶级敌人么……”(待续）(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