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0日讯】他老人家是在万人公审大会后遭毙掉的，此前戴了大半年的重镣，被整得恍恍惚惚，就剩几根骨头了。
前 奏
2007年1月5日深夜，阴雨绵绵，我从北京赶回昆明。松弛一天，与冤案线人孙医生碰面。他刚为一个农村病人动完大手术，面露倦容，可依旧答应按原定计划南下西双版纳。
我内疚不已，本要请一顿饭，弥补少许，可席终之际，人家却瞅空子付了款。罢罢，这个谦卑到家的基督徒，有时弄得人浑身不自在。就是怕你不自在，他笑道，我的餐前祷告才免了。
接着敲定，双方于次日早晨8点半在某处汇合。可当我准时抵达，孙医生却不见踪影；半个钟头又过去了，还是不见踪影！我好生纳闷，因为孙医生的守信近乎刻板，难道……
坐过牢的人，遇事都习惯往最坏处琢磨，于是连拨几次电话，不通。正六神无主呢，孙医生却突然在对面街沿浮现！我大叫一声冲过去，却忽略了环绕他的五、六个泥腿子。稍后了解到，他7点钟就与相约登门看病的农民们打交道直至当下。
我好奇地询问诊费及药费几何？孙医生哑然失笑，指指办公桌下持续动弹的肥料口袋，定睛一认，竟装着两只土鸡。他们非要留下，最后都冲我发火了，孙医生解释道。可我没时间弄来吃，只有送人。
时光倒流啊，我感慨道，好像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民们就时兴给村里的赤脚医生送鸡送蛋，折抵医药费。
是啊，孙医生一本正经道，那就将这份源远流长的朴素情感，转赠威老师你吧。
我吓了一跳，旋即哈哈大笑：可惜时间不够，要不就煮熟当路上的干粮。
2007年1月7日上午9点40分，我们登上昆明至西双版纳首府景洪的大巴，估计途中要耗去10个小时以上，所以我一落座就作好打瞌睡的准备。而孙医生始终瞪着双眼。开头我还以为他在西双版纳当过知识青年，如今有故地重游的兴奋，却不知这是人家根深蒂固的毛病。
高速路缠绕在崇山峻岭之间，汽车飞驰，可感觉上的时间却枯燥而缓慢。我打了好几场瞌睡，惊醒时，孙医生总是及时应答：还早。不禁想起我的六四牢友李必丰和杨伟，还有吴嗣渝，都沿这条路线没命逃亡过。杨和吴成功了，却因是无名小卒，先后在泰国曼谷滞留好几年，躲躲闪闪，跟叫花子或蟊贼的处境差不多。杨曾投奔美国驻泰使馆，要求避难，被扫地出门；吴曾投奔联合国驻泰政治难民署，几度申请被挡回，差点叫警方递解回国。幸而两个家伙均得到民运权威刘青、徐文立等人的反复证明，方勉强落脚——而他们的先驱李必丰，越境4次均未遂，有一次，已深入缅甸边境数里之遥，却被缅共的游击队捉住送回，几乎叫边防军活活打死。
捷克前总统哈威尔多年前就高声疾呼“无权势者的权利”，可直至如今，事实证明“无权势者只有被宰割的权利”。正如我在《证词》里所写：死了的，白死；活着的，白活。我们与毛时代、邓时代，甚至蒋时代的政治犯没有质的差别；与特务、农民皇帝、《扫荡报》记者没有质的差别。我们是土壤，是为流芳百世的大树提供养分和背景的土壤，我们被践踏、玷污，泪往根上流，历史老人却听不见永恒黑暗下的哭泣。
颠簸了7个多小时，我们在一个叫普文的小镇下车。虽是冬季，高速路两边仍郁郁葱葱，微风暖洋洋的，霎时就洗尽旅途的疲惫。出了收费站，一望无际的香蕉林扑面而来，我们跟在几个傣族妇女的身后，似乎在异国风情里陶醉了几里路，方抵拢普文有些喧闹的镇口——原来有人办喜事，破破烂烂的饭馆里外，至少聚了上百群众。我是改不了凑热闹的顽童天性，可刚嘻开痞子嘴，就被孙医生拽上一辆机动三轮。时间不早了，他说。
同中国若干偏远小镇一样，这种屁股嘣嘣冒黑烟的三轮就相当于都市计程车了。我和孙医生在车棚内相对而坐，弓腰抵头如两个密谋者。街景单调乏味，清一色的两层筒子楼，旧不旧，新不新，洋不洋，土不土，而且垃圾成灾。给人的感觉如十几年没洗脸的老娼妇，还敢大模大样地当门接客。幸而街道转瞬即逝，我们又在大片浸透太阳之血的耕地之间狂奔约一刻钟，才在一岔道口嘎然而止。
继续沿左边的土路深入，就是普文农场4中队的地盘。原来，普文镇的过去就是一个容纳几万犯人的超级劳改农场，分6个大队；直到上世纪90年代，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后，才逐渐在劳改就业人员及家属的基础上，发展或蜕化成一个普通乡镇。
耕地间的几道铁丝网早已銹蚀，与之勾连、配套的兵营、岗楼早已废弃，因此我们得以长驱直入。最里的平房老化得更快，墙面起泡起壳，瓦顶在阳光的反射下，如大片嚣张的牛皮癣。可占据整面墙的标语显然是新近刷上的——控制人口增长，促进社会进步。
羚羊般跳跃着，穿越排列整齐的平房群及臭水沟，我们直趋寻访物件——胡成章、肖秀云老两口的家，正巧在“治安保卫委员会”的招牌旁边。这是和“与时俱进”的大环境严重脱节的居所，隔着水泥晒坝，一边是历史遗留的老寝室，一边是自己搭建的比老寝室还破的厨房。孙医生随意招呼了一声，一家人的脑袋就全部从几道门内探出来。
在交代采访正文之前，有必要将孙医生于途中断断续续的相关叙述拼凑呈现，以便大伙搞清楚来龙去脉。
孙医生的讲述：
98年以前我就来过，当时胡成章大爹还很健康，很健谈，成天乐哈哈的，一点不像在劳改队呆了几十年。我们一见如故，劳动之余还一起打篮球。大爹的口琴也吹得不错，把我带回在版纳做知青的年代，大爹不是知青，不晓得他跟谁学的。
自土改始，大爹全家就倒楣透顶，至于如何倒楣透顶？他没有细谈，我也不便追问。我们的话题多半是普洱茶，周围的人都说，大爹懂得完整的制茶工艺，经过他的手调配出的普洱茶，味道就是与众不同。也许有人会说，普洱茶嘛，就是年头放得越久越好，没得什么工艺不工艺，其实不然。我喝过大爹家的普洱茶，那种绵绵长长的口感难以形容，与之比较，市面上卖的那些包装精致、价格昂贵的东西简直就不叫茶。
大爹祖籍镇越县易武老街，那儿从古至今，都是普洱茶的主要产地，不大的城镇，几乎家家都制茶，而大爹家更是招牌传了几就代的老字型大小。大爹从小耳濡目染，加之头脑灵活，眼看能将家学家传发扬光大，不料解放了。接着世事沉浮，家族蒙冤，这一家三代不得已从祖籍易武迁徙到流放地普文扎根，转瞬数十年不思茶味矣。
大约前年吧，我向美国来的吴医生推荐大爹的茶，人家很感兴趣，想投资扶持，改善一下他们的贫困处境。可大爹却不行了，我和吴医生千里迢迢赶来，与之脸对脸，他也没认出我是谁。据他53岁的大儿子胡俊忠讲，莫提普洱茶，更莫提口琴、篮球，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要想好半天呢。
正 文
老威：这是孙医生，你不认得了？
胡成章：哦，哦，好像面熟嘛。
孙医生：大爹啊，我已经来过好几次。
胡成章：是么？我想想。
老威：老人家怎么成这样的？
胡俊忠：1998年的一天， 我爹正在修理机器，突然之间高血压发作，倒地上了。我们急忙赶过去，抬着送医院。我爹口鼻耳都出血，很稠很稠的血，随手就能抓起来，稍后小便也失禁，红彤彤地淌，浑身还不由自主地抽搐。
医院全力抢救，我们两人一班昼夜监护，我爹深度昏迷8天，才好歹有了动静，逃脱鬼门关！12天头上，我爹就如幼儿一样，咿咿呀呀，似乎在吃力地学着说话；13天早晨，他能自己下床了，可目光闪烁，变得很生疏，居然问我——他的儿子是谁？母亲进门，也愣愣地叫不出名字。原来他的中枢神经受损，造成绝大部分记忆力丧失。
老威：能恢复吗？
胡俊忠：又过去8年多了，身体倒是逐步好转，能吃能睡。
老威：我看举手抬脚还是显得僵硬，走路也颤巍巍的。
胡俊忠：只有靠打针吃药控制。记忆力嘛，也恢复了一点点，比如孙医生来了，他还是觉得面熟；今天这一两个小时内，做了啥子事，见了啥子人，他暂时晓得。至于明天晓不晓得，就不敢担保了……
胡成章：你们是客人，我咋个不晓得？有时候，忘了，又没忘。
老威：啥意思？
胡成章：比如我原籍易武，13岁就到过泰国；我们家解放前，制过茶，赶过马帮；我的爹很厉害，参加过地下党，打游击，镇反时却遭枪毙了，冤枉哦。我们家好象是商人？我是咋个判刑劳改的？记不得了，混乱了，脑子里如一锅稀饭在翻滚，那颗米是那颗米呢？这颗米是不是那颗米呢？我还会吹口琴，在劳改犯中算多才多艺，可现在忘了；我制的普洱茶可以吹牛啰，几辈子的家传啰，也记不得了。
老威：我采访过禄劝县马鹿塘山沟里一个老地主，80多岁了，跟你一样失忆，不，一回忆就头疼。
胡成章：我不头疼。那颗米是那颗米呢？这颗米是不是那颗米呢，搞不清。嘿，这个医生姓啥子？我又记不得了。
老威：孙医生。哦，老人家，你生于哪一年？
胡成章：有印象，可是想不起了。
肖秀云：他1933年生，我1931年生，我12岁就跟他订婚，16岁就嫁了。
胡俊忠：这位老师远道而来，不容易，就不要东一句西一句地浪费时间了。家里的血泪账明摆着，父亲失忆，还有我啰。
老威：可你临近解放才出生。
胡俊忠：十几岁开始，父母就不厌其烦地灌输“革命家史”，即使不愿意听，逐渐也烂熟于心了。如今看来，冥冥之中有一种预兆吧？
老威：弄不清。上苍的安排谁也弄不清。
胡俊忠：我们家还保留了一本家谱，从上面看，我们家源于安徽省徽州，不晓得是由于战乱还是戍边，迁移云南。先落脚建水，后转石屏县宝秀镇，直至曾祖父上一代，才扎根易武老城，靠茶叶和马帮生意发达起来，积累了相当的财富。
清朝中后期至民国，我们家在茶马古道都算有点名气，可到了祖父胡顺光手里，已家道中落。哦，不止中落，简直就衰败了。曾祖父死得较早，所以祖父小时候没钱念书，几岁就学制茶，并且替马帮赶马。当时的茶马古道，上至昆明，下至境外老挝的乌德、朗塔、打七岭，缅甸的鸣善、景洞、仰光，还有泰国的曼谷。由于祖父长年累月出入边境，加之头脑灵活，因此20来岁就会几个国家的十几种方言，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就更不在话下。有一年，仗着自己是“活地图”的祖父，拿出多年的积蓄，邀约石屏的表弟一道“自立门户”，不料拢橄榄坝时，马群染上血吸虫，全部害病死掉。有啥办法？茶叶不会自己长腿，只能眼睁睁地赔光老本，各自回家。
老威：你祖父算资格的劳动人民嘛。
胡俊忠：大约在抗战前夕，易武的几个小商人合资拼凑一个股份制马帮，他们拉上我一贫如洗的祖父，答应他用劳力换取一份干股。这样，驮茶叶出境，驮洋货入境，拼死拼活两三年，祖父他又起死回生，有了属于自己的七、八匹马。跟着大马帮走，不求多赚，只求稳赚。再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东南亚，茶马古道叫封死掉，马帮赶不成了，祖父就转行做其他生意，波折不大。
转眼到1948年，四处都闹共产党。 当时在易武最有影响的人物叫王少和，他们家跟我们家一样，也是自石屏宝秀迁到易武，后家道中落。王少和与我祖父年龄相当，经历也相似：打小没念书，去制茶、跑马帮、贩烟土，懂多种方言，做越境生意。不过人家更会走上层路线，还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被推举为“镇越县抗日民众自卫大队”大队长，稍后又当区长和土司代办，最后出任县参议会参议长兼国大代表。
老威：你祖父望尘莫及啊。
胡俊忠：易武多少年才出一个王少和哟！该人家心高气傲，连云南省主席委派的县长也不放在眼里。拿现在的话说，就叫“地方对抗中央”。所有政务及诉讼，都得经过姓王的，才行得通。县长气疯了，出动保安团，以“包庇种烟，武断乡里，任意浮摊滥派，擅理行政司法”等罪名抓捕王少和，镣铐加身，打入死牢。却不料王少和神通广大，居然在狱中与社会各界频繁往来，聚集武装，策划了一场推翻县政权的暴动，将县长和法官都砍了头。
火玩大了，王少和的暴动武装不得不改换门庭，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接受整编。成立了党领导的反蒋的“人民自卫军”，与国民党打游击，代价惨重，连自己的家眷三代6口也遭杀害了。一直到1949年9月，王少和任总队长、李衣人任副队长的“江越支队”才被正式并入“边纵”9支队；10月易武解放，王少和终成正果，任镇越县首届人民政府副县长。
老威：这跟你祖父有何直接关系呢？
胡俊忠：我祖父就是王少和手下的经济委员啊。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王少和刚率团去昆明参加云南省首届民族代表大会不久，正风光呢，不料转眼就被抓了。严刑拷打跟着上，要逼他交代“历史反革命”和“组织土匪武装”问题。
老威：我曾听说整个边纵，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都被定性为“土匪武装”，直到1984年才平反。
胡俊忠：等不到了，王少和进普洱监狱才3个多月，就莫名其妙地“病死”，终年50岁。他的部下，还有地方上与他有牵连的，好几百，全被当作土匪镇压掉。人变鬼，当然不需要平反。你看，我祖父的《平反通知》在这儿，简单几句话，就值一条人命啰。
老威：请说说你祖父的具体遭遇。
胡俊忠：1948年的劫狱暴动成功后，王少和亲自找到我祖父，拉他入了伙。当时的“江越支队”有400多人，军需是个大问题，我祖父当经济委员，说白了，就是负责筹枪、筹粮、筹款。
老威：你祖父的能耐不小嘛。
胡俊忠：他有《华侨证》，还掌握了一个马帮，经常出入法国人控制的老挝和英国人控制的缅甸，贩卖烟土、枪支，轻而易举就能逃过检查。
老威：跟现在的跨国毒枭差不多。
胡俊忠：不一样啰，如今为了干经济，过去为了干革命，个人不会私吞一分钱。我祖父出生入死，也算立下汗马功劳。直到1949年9月，经过半年改造的江越支队并入“边纵镇江整训总队”，四、五百人缩编为120人，四分之三被遣散回家，我祖父也随大流从江城回到易武。
接着云南全境解放，上面派来由南下干部组成的工作队，组织学习，大家都还摸不着头脑。有略知共产党政策的亲戚，曾偷偷劝我祖父一起弃家逃命，可当时拉家带口，哪能说走就走。况且老人家有些底气，心想：撇开革命功劳不提，我在本地也算声望较高的开明士绅嘛，大不了再贡献点财产出来。
嘿，这一念之差，脑袋就飞了。1951年镇反运动，我祖父，以及“江越支队”所有在岗和遣散的人员，都琅铛入狱。
老威：为什么？
胡俊忠：刚成立的镇越县公安局经过“调查”，并报上级核准，认定以王少和、李衣人为首的江越支队是土匪恶霸武装，正积极筹备推翻共产党的反革命暴动。
老威：可有证据？
胡俊忠：镇压反革命是有任务和指标的，无处下手？哪先秘密逮捕两个江越支队的成员再说。跟着突击审讯，大刑伺候。两人熬不住，就狗咬狗，引起更多的狗被咬被抓，案子就越滚越大了。啥子“总司令、大队长、中队长”，啥子“接头时间、地点、暗号”，啥子“纲领和组织系统”，啥子“枪支弹药从哪儿取”，等等，编得活灵活现，其实屁事没有。
老威：几十年后又来平反昭雪啰。
胡俊忠：几百号人，枪毙的枪毙，劳改的劳改。我祖父是“暴动骨干”，解放前两年就埋在老挝境内的枪支被挖出来，拍了照。他老人家是在万人公审大会后遭毙掉的，此前戴了大半年的重镣，被整得恍恍惚惚，就剩几根骨头了。接下来，我们家的财产、房屋也被没收。
老威：“土匪武装”全军覆没？
胡俊忠：凡是有点家底、有点积蓄、有点声望的，都难逃法网，人财两空，亲属还要受几十年的株连；只有穷得就剩一杆枪的，才作为“受蒙蔽群众”教育释放。还是要讲究“阶级原则”啰。
老威：唉，王少和一干人以劫狱暴动起家，最终却死于反革命暴动罪，算一种因果轮回吧。真叫冤枉的是你祖父，47寿终，人还没活明白。
《人与人权》10 月 – 2007 年(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