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由新唐人主办的“首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将于10月15日至17日在美国纽约举行。随着大赛的临近，各界人士就什么是正统的声乐艺术以及中共如何破坏中国民族歌曲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作曲家汪成用先生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民歌是民间传统的艺术形式，是老百姓用于歌咏生活、抒发情感的自然流露，但是几十年来被中共改头换面成“党文化”的一部分。代代相传的民歌比重新创作的歌曲更容易推广和普及，因此中共以“文艺为政治服务”为纲领，甚至以发动政治运动对民歌进行任意编纂，把唱歌变为“洗脑”的一个途径。
他说，经过中共“党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的人伦道德几十年的破坏与扭曲，中国人至今仍被禁锢在一堵无形的“党文化”大墙之后。只有这一精神上的柏林墙早日土崩瓦解，中华民族的文明回归与中国的文化新生才有希望。
汪成用先生1990年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音乐博士学位，曾多次在美国及国际作曲比赛中获奖。近年来他为美国芝加哥东西方音乐艺术团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颇受听众喜爱。
第一次“新民歌运动”
汪成用表示，中共在历史上曾搞过两次所谓的“新民歌运动”，一次是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延安时期，另一次则是1958年的“文艺大跃进”。三、四十年代初末之交，几乎在“鲁艺”成立的同时，中共在延安大张旗鼓地发动了“新民歌运动”。当时全国各地不少青年作曲家，受到共产主义所描绘的美好蓝图的诱惑而投奔延安。他们将大量的陕北传统民歌重新改编填词。怀春、相思、哥哥妹妹之类的民歌转眼间被改成了歌唱领袖歌唱党、歌唱红军的所谓“新民歌”。
他说，“新民歌”大部分集中在西北华北地区，而江浙一带却寥寥无几。因为在“国统区”掠夺民歌不那么容易，而“解放区”的民歌就任人宰割了，受灾最重的就是陕北。
他回忆说，“当初在音乐学院学民歌时，老师实际上知道民歌的由来，但不愿多讲。只是隐约提到‘东方红’原来是个情歌，接下去就不多说了。中共就是要让人们把以前的原始民歌都忘掉，只知道‘新民歌’。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其实就是让我们民族的文化断根”。
第二次“新民歌运动”
据汪成用介绍，中共58年搞的“新民歌运动”是“文艺大跃进”的核心事件，范围则由陕北扩大到全国。
他说，“毛泽东在58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提出‘中国诗的出路’在于‘新诗’。中共喉舌人民日报随后发表了‘大规模地搜集民歌’的社论。郭沫若于同年9月提出‘文艺也有试验田，卫星何时飞上天’。一时间，全国各地都定计划，下指标，像大炼钢铁样地写民歌。主题千篇一律，全是歌颂共产党、毛泽东、人民公社、大跃进等。”
汪成用表示，这次运动与第一次不同，主要着重于诗歌创作。因为参与音乐创作的人毕竟有限，而写“新诗”则和说话差不多。共产党要求人人都来写诗念诗，“作品”成千上万地生产，有的县几天就能写出几十万首诗。很多诗歌被谱上曲传唱。
他说，“从那时起，‘歌颂’作为一种‘时代语言’，牢固地占据了人们的生活。‘党文化’的歌颂原则，可以说是从那个时候正式确定的。”
“重新填词”的“新民歌”
汪成用表示，“重新填词”是中共“党文化”歌曲的一大特点。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与歌颂华国锋的“交城山”最为典型。
他说，此外，1971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五首陕北革命民歌”，包括“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翻身道情”、“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工农齐武装”等，就是40年代延安时期重新填词的“新民歌”。
比如，“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的原型是一首朴实的陕北民歌“光棍哭妻”，歌词是“正月里来锣鼓响，锣鼓敲得我好不心焦。有老婆的人儿真热闹，没老婆的人啊心臊臊。哎呀，我的那个孩子他娘啊”。改编之后变为“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曲调没大变，内容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新民歌”对中国文化的破坏
汪成用表示，中共用“党的喉舌”发表歌曲，并强行让全国人民作为“政治任务”来唱，这是一件在正常社会中的人们无法想像的事情。被改头换面的这些歌曲成了在马列主义颠覆之下中共“党文化” 的“家珍”。
他说，“中共的‘新民歌运动’和传统民歌的自然演进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民歌的演进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个自然缓慢的过程，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和人民生活的改变而逐步改变的。而中共的所谓‘新民歌运动’不符合音乐发展规律，不是一种正常的艺术行为，而是一种人为的‘行政’行为。用运动的方法搞艺术，实际上是一个政权对文化资源的掠夺。民歌本是民族共有的财富。但被中共改成‘新民歌’后，本来属于老百姓的歌曲变成了一党的‘党产’。”
另外，汪成用指出，“民歌的词与曲是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民歌最初不过是一种按劳动或行进的律动而节奏化、旋律化了的语言。民歌的歌词是镶嵌在曲调与节奏里的。但是‘新民歌运动’硬是把传统民歌中珠联璧合的词曲拆开，就像逼人改嫁一样”。
走出“红海”仍路途遥远
汪成用表示，最近在香港回归的“庆祝”上，钢琴协奏曲“黄河”的结尾处还是照搬“东方红”的曲调。听后仿佛回到了文革，既是一种伤害，又感到被愚弄者的无知。“东方红”的原型“芝麻油”已被毛强占掠夺，要走回“芝麻油”决非轻而易举。在毛仍被称为“伟人”的“后文革”时代的中国，这个曲调仍是典型的“党产”。
他强调，“民歌本是个性化的情感表达，听者有同感就产生了共鸣。有共鸣的人越多，歌曲流传就越广泛。民歌从来不表达‘全体人民’的共同感情。就像一个农民唱了一首情歌，只代表他个人思念情人。而中共的‘新民歌运动’则压抑了民歌的个性化，强调‘集体主义’，硬让一首歌代表‘全国人民的感情’。大陆的中国人即使到了西方民主社会，有些语言和思维习惯还是改不了。平时讲话中不知不觉就会带出一些‘党文化’的痕迹。比如，动不动就说‘我们全体华人’如何如何。就像中共的发言人总说什么‘伤害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感情’。言外之意是，你如果感情不被伤害就不是中国人。我们要想从原来的思维方式中跳出来要经过长期的努力。走出‘红海’决非一朝一夕。”
他说，“经过中共‘党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的人伦道德几十年的破坏与扭曲，中国人至今仍被禁锢在一堵无形的‘党文化’大墙之后。只有这一精神上的柏林墙早日土崩瓦解，中华民族的文明回归与中国的文化新生才有希望。”
汪成用表示，“民歌姓‘民’，应还予人民。但必须看到，要让‘芝麻油’重新回到人民中去也许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