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犯人判刑以后，待凑满一个数，便被押送监狱或劳改队服刑。但我却例外地继续留在看守所，什么原因我不知道。直到1976年8月上旬，我这才离开阜新市看守所来到了锦州南山监狱入监队，在那里关押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期间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唐山大地震，监狱当局似乎有些紧张，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万一发生地震犯人趁机逃跑。
辽宁省各地犯人判刑以后，都要到南山监狱“入监队”集中，一边对他们进行“入监教育”，一边等待“分配”（即发送到各劳改单位）。后面将要提到，南山监狱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我内心希望留在这里服刑可以少吃些苦头。但我的刑期不够长（当时要求九年以上），因而被转押到盘锦劳改队。我在盘锦劳改队服刑到1979年1月。
“假如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在毛泽东逝世以后不久，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江青为首的超级封建法西斯小集团被党内进步力量一举击溃，从而为一九七八年冬天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铺平了道路，这次会议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捩点，结束了自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党内极左路线的统治，停止了对知识份子蓄意的大规模迫害，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大陆上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于一九七九年一月以胜利者的姿态，挺着胸脯走出了监狱，而在不到四年以前，我是怀着自豪和鄙夷的心情挺着胸膛跨进监狱的。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我出狱前后，大名鼎鼎的张铁生先生被押送到曾经关押过我的南山监狱服徒刑。张铁生原是在农村劳动的知识青年，在一次选拔工农兵大学生的考试中，他因为答不出题交了白卷。但他内心不服，在试卷中涂写了许多牢骚话，抨击当时刚开始试行的考试制度。这事被在辽宁坐镇的毛泽东侄子毛远新知悉后，便把张铁生树为反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英雄”，一时间，张铁生的名字红遍了整个中国大陆。他被钦定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铁生伶牙利嘴，能说会道，到处演讲作报告，并出访过日本。张铁生访日归来，杨丽兰老师聆听过他的讲话。杨老师是我挚友贾庆华的妻子，她后来告诉我，张铁生自鸣得意地对听众说：“我考日本教授：‘一头老母猪一窝下几个小猪崽？’他们一个个都傻了眼，谁也答不上来。我一下子就把这些资产阶级教授考倒了。”尽管张铁生被日本报刊耻笑为“白卷英雄”，也有的把他叫作“白卷状元”，但他却备受国内当权者的青睐，把他内定为未来的教育部长。可惜好景不长。不久毛泽东去世，“四人帮”随即垮台，毛远新也被逮捕了。张铁生把“四人帮”的垮台和毛远新的被捕看成是“反革命政变”、“修正主义路线复辟”。他到农村知识青年中间去串联，号召他们挺身而出，“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居的张铁生先生，这时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犯”，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自由！自由！我应当感谢人民，感谢历史，感谢真理，阿门！
我出狱不久，便去上海探望父母。往事如烟，历历在目。那天下午，我背着手被扣上手铐告别母亲的时候，我的心里没有一丁点儿伤感的成分，有的只是愤怒、鄙夷和自豪。然而，傍晚踏进提篮桥监狱第十二号牢房，当牢房的铁门哢嚓一声上了锁，我的第一个思想便是：我再也见不到母亲了。她已经七十四岁了，而且又有严重的心脏病，哪里能够承受得住这么大的打击呢？当我从十二号牢房被叫出来，扣上手铐，押解着就要离开上海的时候，我曾要求他们从人道主义考虑，让我和母亲见一次面。
“快走！谁叫你当反革命啊？”丁志良狞笑着，把我推进了吉普车。那位穿着漂亮警服的胖子，却在一旁笑咪咪地说：“只要你坦白交待，揭发别的牛鬼蛇神的罪恶，就可以把你放了，让你回家。你认识很多牛鬼蛇神，知道的事很多，你可以立功赎罪嘛！”
犯人判刑以前关押的地方叫看守所，在看守所是不允许和外界有任何接触的，只有在判了刑、到了监狱或劳改队服刑以后，才准许和家属通信甚至见面。我到了盘锦劳改队，给家里发出了第一封信。我母亲还在人世吗？她现在怎么样了？我父亲虽然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但每天锻炼，身体很结实，饭量比我大得多，而且一向比较豁达，很少为儿女的事愁心，我相信他一定还活着。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家里的复信。我的心情是矛盾的，既满含疑惧，也怀抱希望——但，说到底，我还是相信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希望快快地收到家里的复信，又希望这封信永远也不要到达我的手里，好让我心中永远怀有一线希望。寄给劳改队犯人的信，不是一寄到就交给犯人的，必须汇集到一定数量，由管教人员统一审查过后，才发到各个犯人手里。因此，这段等待的时间，要比正常情况下长好几倍。过了大约一个多月，我终于见到了家里的信。是母亲写来的，我一看信封就知道了。她还活着——我高兴得心脏几乎要蹦出胸膛。
母亲在信中对我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只是限于当时的形势和我所处的具体环境，带上一笔希望我“努力劳动，好好改造”的话。她表示很想来看望我，实在因为年龄太大，腿脚不灵，加上交通又不便，没法来了，希望我原谅。最后，她又问我需要一些什么东西。
一个陷在危险境地的人，在发出求生呼唤的时候，大概是考虑不到“羞耻”二字的。尽管我母亲经济很困难，我还是去信向她要东西。由于长期关押，备受虐待，我当时体重不到八十斤，走路摇晃，小便失禁，生命依然岌岌可危。我迫切需要营养品。但劳改队有规定，不许犯人向家属诉苦要吃的东西，这类信件一概不给发。怎么办呢？我想了一下，在信中说，因小便失禁，并且牙疼，需要一些药物治疗。什么药物呢？我用英文写上“牛奶”和“蜂蜜”，冒充药物的名称。劳改队的管教人员当然不懂英语，但大概也听说过有些药物是用外国字写的，因而我的信便顺利地蒙混过去了。母亲给我寄来了一个大包裹，内有四袋奶粉，两个用大塑胶瓶改装的蜂蜜，还有蜂乳片、白糖、药物牙膏，以及内衣裤、手套、毛巾、牙刷等不少衣物和生活用品。此外，包裹里还有一支崭新的、带有精致盒子的高级钢笔和两双漂亮的尼龙袜子。
一九七四年秋天，也就是我被捕前的半年，经好心人介绍，我认识了F，一位元外科女医生。那时我三十多岁，脸上皱纹当然没有现在这么多，除了个子略微矮一些，长得也不比别的男人难看。也许，更可能是我的坦率和谈吐使她感到吃惊和新鲜，总之，这位长得虽然并不漂亮、但性格有些孤芳自赏、不入俗套、说话喜欢带点幽默的女医生，常常打电话邀我去看戏，看电影，逛公园，每次戏票、电影票都是她提供的，而且都是上好位置。她还主动把自己的自行车借给我，希望我在她值夜班的时候骑自行车去和她多聊聊天。她的父亲知道了，焦急得夜夜睡不好觉，血压上升了。她的妹妹已先她结婚，而且有了孩子；妹夫是政工小干部，惟恐攀上右派亲戚影响他的前程，天天到岳母面前挑拨。她的弟弟快要中学毕业了，希望毕业后去参军，因此也用诚惶诚恐的眼睛注视着他的大姐。唯独她的母亲力排众议，坚持邀请我去吃饭，居然摆上丰盛的酒菜，看来是想承认这位大家都反对的未来的准女婿，因为在她作母亲的眼睛里，她的大女儿早就该结婚了。
一位堂堂的外科女医生，竟然和卖臭力气抬钢材的工人搞对象，特别还因为这个工人是被打入另册、永远抬不起头的右派，这件事，难免引起部分知情人的轰动和议论，流言蜚语自然少不了。F终于经受不住内外的压力，不到三个月就和我分手了。分手之后，她又悄悄托人送给我钢笔和袜子留作纪念，还表示她想一个人过一辈子，永远不结婚了。我1975年回家，向母亲谈起这件事的始末，现在母亲把我从未动用过的钢笔和袜子寄到劳改队，显然是想唤起我对生活的美好回忆，从中汲取安慰和力量。啊，母亲的心！
一个月以后，母亲又给我寄来了第二个邮包。此后，平均每隔两到三个月，我总能收到母亲的邮包，里面都是昂贵的高级营养品和衣物、生活用品。母亲知道我在劳改队要挑担，怕我肩膀受不了，还特地寄来了垫肩。我怕英语荒疏了，请她寄《毛泽东选集》的英文译本。母亲心领神会，又给我寄来了。但事实上，我在劳改队并没有时间看书。我们是种水稻的，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傍晚才归监号，星期天也很少休息。至于晚上，时间也不是由自己支配的。同样是服徒刑的犯人，农业劳改队（尤其是种水稻的）和监狱工厂有天壤之别。例如，我在锦州南山监狱待过，那是一座监狱工厂，有模范监狱之称，赫鲁雪夫曾去那里参观过。赫鲁雪夫建议政治犯和刑事犯有所区别，应该分开关押。根据他的建议，南山监狱一度成为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监狱。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把政治犯和刑事犯混在一起了，这和北京秦城监狱始终关押清一色的政治犯不同。南山监狱可以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犯人的物质生活水准（包括文化娱乐和卫生条件），据我客观比较，实际上优于当时阜新市大多数居民。这是外人很难相信的。如果我不是身历其境的囚犯，也许会被人误认为是替共产党作宣传。犯人们的痛苦主要是精神上的压抑，也包括性的苦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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