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一群匈牙利知识分子组织了“裴多菲”俱乐部，取得全国军民的支持。是年十月二十三日，匈牙利人民发动起义，占领首都布达佩斯，推翻苏联扶植的共产党傀儡政府，成立了“纳吉为首的民主政府”。苏联随后出兵镇压，诬“纳吉为首的民主政府”是“反革命政权”。苏联扶植的共产党傀儡政府在十一月复辟。史称“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受到“匈牙利事件”的刺激，更加认为知识分子是反共的。他准备把知识分子中的“反共骨干”诱骗出来加以整肃。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共喉舌《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鼓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呼唤全国知识分子大鸣大放。说“共产党开门整风，请党内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大家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又信誓旦旦地保证：“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决不秋后算账。共产党保证做到‘言者无罪’。”在毛共的“诚恳言辞”感召下，知识分子踊跃发言了：“抨击中共的封建社会主义。”林希翎在北京大学作专题演说。
“共产党已经把中国变成‘党天下’！”《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说。
“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共产党干得好，可以；干得不好，人民可以打倒你们，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琦发言。
“既然允许民主党派存在，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各政党轮流执政呢?一党执政有害处，像共产党已经整过三次风了，但如今仍然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执政，由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就好得多。”天津市中学教师黄心平说。
“共产党的统治是专横无情的。他们剥夺人民的权利，仿效法西斯手段，实行专制独裁统治。”
“共产党人的言行举止犹如一个单独的种族。他们成了朝中新贵，视其余的人为‘奴隶’。今天的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
“共产党只关心自己的地位，不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前途。”
掷地有声的言论刺痛了毛共。以耍流氓出名的毛泽东著文斥责知识分子：“你们说我们专制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他抛弃了“言者无罪”的许诺，宣称已经成功地“引蛇出洞”，“挤出脓包了”。他开始收紧大网。全国有五十五万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分子”，流放农村劳动改造，住牛棚，接受斗争，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反右”斗争波及一些地位较高的民主人士。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等人都落马了。其中最有骨气的应算章伯钧。他发表了很多振聋发聩的言论，被划为“右派”。章伯钧始终拒绝在强加给自己的“右派结论”上签字。他拍案大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明明写着‘人民有示威游行、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知识分子讲几句真话怎能入罪！”他把毛共的伪宪法顶在头上前去申辩。另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临终前叮嘱家人：“你们要牢牢记住，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历史已有铁证。”
“反右”斗争使全国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不过也有例外。那就是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毛泽东迫害马寅初，当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说起。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七日，刘少奇召集会议，专门讨论人口问题。马寅初在会上提出要节制生育，限制人口增长。可是未得到与会者的重视。一九五四年，马寅初以人大代表的身份第三次到家乡浙江作细密的调查。他惊呼：“这次调查给我最深刻的印像是，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中国人多地少，人口增长速度远超生产增长的速度，长此以往，国家怎能富强？”马寅初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论文，在一九五五年七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为提案，与邵力子、李德全(冯玉祥遗孀)联名提出。
毛泽东认为马寅初的提案是“杞人忧天”。毛想：“老子在几年前坚持要打的朝鲜战争，就是靠‘人海战术’，死伤一百多万人才换取美国答应停战。”毛觉得这样直说不好，就绕弯子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泽东开口这样说，康生、陈伯达等几个阿谀奉承之徒就立即开足马力攻击马寅初：“人不但有一张口，还有一双手，可以创造世界。没有人还搞什么革命？还搞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人口问题。马寅初居然在人大会议上提出这样的问题，简直是挑衅！他到底是谁家的马？显然是帝国主义的马！”面对围攻，马寅初只好说：“既然大家反对，我可以收回提案。不过我认为我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不会因为大家反对就改变观点。”
一九五七年春，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马寅初便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当着毛泽东的面说：“要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一九五七年六月，马寅初在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又提出“节制人口”的提案。七月五日，毛共的《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刊登马氏的《新人口论》。可是这次不同了。毛泽东拍案叫道：“马寅初不服输，不投降，继续写文章向我们挑战啦！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马氏遭到无理指责，全国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公道话，而是群起追随毛泽东，一片声责骂马寅初。那种情形，真可以用“一犬吠形，众犬吠声”来形容。
一九五九年夏，马寅初随人大视察团赴外地视察。他目睹中国大陆饿殍遍野，不禁痛心疾首，愤愤地说：“什么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简直是胡闹，拿人民的生命财产当作儿戏！”话传到毛泽东耳里。毛氏大怒，派周恩来出面，叫马寅初写检讨认错。否则撤职，扫地出门。周氏知道毛泽东动真格了，不敢怠慢，匆匆前往马家找到马寅初：“马先生，您比我大十六岁。我是十分尊敬您的。可是这一次，为了您和您的家庭，您就委屈一时，公开作个检讨吧！”马寅初沉思良久，冷静地说：“周先生当年在重庆救过我。一九四九年也是周先生电召我从香港上京参政。这些我都感激在心，永志不忘。可是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我的观点并没有错，却硬要我认错，恕难从命。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我决不向专以权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我年近八十，还有什么可怕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至多不过一死罢了！”
周恩来回去如实告诉毛泽东。毛冷笔道：“马寅初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既然他不知天高地厚，那就只好采取措施拉他下马！”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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