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8日讯】【编者按】本系列专题将固定为读者邀请专家选评台商投资纠纷的典型案例与影响台商经营的重大事件，欢迎读者与我们一同来关注台商在中国投资的种种问题。
案例介绍
海基会的《海峡两岸经贸月刊》2007年3月号登载了台商唐玉光在中国的遭遇，并以唐玉光的经历为该类案件的典型案例。
有判决不予强制执行
唐玉光的案例并不复杂，根本的问题是中国法院的“拖延不执行”。5年前家住高雄的唐玉光赴河北霸州投资茗汤温泉，被澳籍华人徐庆春设局诈骗、掏空资产，唐玉光提起诉讼，2006年河北霸州人民法院虽判唐玉光胜诉，而且徐庆春诈骗的资产也已鉴价，可以进行拍卖取偿，但该法院执行处却一直拖延不执行，使得胜诉判决书与废纸无异。
唐玉光一再向霸州市政府、工商局、国台办等单位求助，结果全部石沉大海。唐玉光说：“这些单位还跟我说：‘你要少拿一点，顶多只能退还一部分钱。’政法委也说‘你必须放弃一部分，拿一部分才执行。’”但唐玉光不愿接受毫无依据的“部分执行”，坚持要依照判决结果全额执行，于是案件就被无限期的延宕。
没判决却能强抢财物
“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理事长高为邦博士是被“河北冀州人民法院法官”领头带了40多名工人及16辆大卡车，趁着中国新年高博士投资的工厂放3星期长假的期间，以执法为名命令警卫开门，然后将其公司工厂所有财物包括：成品、原物料、机器设备、模具等，全部抢走。
由于知法犯法，明知没有任何执行文件与法律依据，这些法官事后都不敢承认到过高博士位于河北燕郊的工厂。从整个行动的过程研判，这几个法官的角色，只是负责敲开工厂的大门，压制工厂警卫，使抢劫顺利不受阻挠。全案主谋则是高博士的中国籍员工曾念庆，以及曾的友人岳红军。高博士等到工厂被搬空回头追查才知道，在下手搬空他公司财物的前一天，冀州法院的张姓院长还在岳红军的办公室与一干人等共同策划了一天。
法官成了强盗，高博士当然报警处理，可是派出所不肯立案。后来高博才知道全国人大副秘书长刘义，曾经打过电话给燕郊开发区副主任刘炜，告诉他这是经济纠纷案，要他们不要管。所以燕郊开发区主任饶贵民说：“这是经济纠纷，我们管不着！”由于公权力不介入，公安不去追究这批赃物，曾岳二人从容地将产品分装4个 40呎货柜销往美国。
“无名子清粥小菜”的负责人王文政在中国8年投资，遇到坑钱、恐吓、勒索、强占、查税等各种事端，坑害他的人包括店内雇用的员工、黑白两道、中共官员，最后他上亿的投资泡汤，自己则是落荒而逃回到台湾。他也曾经报警请求公安制止抢劫店内财物设备的暴徒，但公安的反应也是：“这是经济纠纷。”并坐视现行犯从容的搬走所有的生财器具。
案例分析
司法抢劫以特务为后盾
根据在澳洲获得政治庇护的前天津市公安局610办公室官员郝凤军表示，中共各省市法院在经济纠纷的案件中，昧着良心做出偏袒的判决，实际上只是为了图利少数个人。这种以司法为手段的抢劫，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至于所获得的利益，法院及法官理所当然的要分一份。
郝凤军表示，在中国，台商是受到情治单位严密监控的。每个台商都有负责监控的一组人员，从台商开始投资的第一天起，他的住宅电话、汽车牌照、公司电话全部监控。台湾人到哪儿去，都以情治背景对待，短期的旅游的不管，只要去投资或留学，都会被监控。
郝凤军说：“作为我们这个部门都有双重身份，我真正身份是员警负责情报工作，还有可能我在市委、公教委员会工作，也可能我在市政府工作。我跟台商接触只能说另外一个身份，我不可能告诉他我是员警，负责监控你的。”郝凤军还表示，公安部分每日搜集来的资料，就是日后用来掠夺台商财产的依据。台商在明、中共的特务在暗，面对这个公安、检方、法院的结合体，台商根本没有与之抗衡的可能。
中国缺乏独立司法而非更多法律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明通在2007年12月2日公开表示，两岸未能协商签署台商投资权益保障相关协定，以致台商在中国投资以及人身安全欠缺有效保障。陈明通主委认为日前发生的“北京新光天地”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其他类似事件还有很多。他说根据海基会统计，今年1月至8月该会处理“类似新光事件”的台商案件共计201件，若加上其他类型争议，总数高达645件。
“我对陈主委的看法持保留意见。因为徒法不足以自行，即使有了什么《台商投资权益保障协定》，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又有什么用？现在也有所谓的《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可是台商的投资还是被强征、侵占。”童文薰律师表示。
“其实司法制度所需要的法令，现在中国大陆一样也不少；这个制度里应有的每个角色，中国也通通都有，和世界各国一样，都叫检察官、法官。可是徒有同一个名衔，实质却通通走样。所谓‘三点连成一线’的警、检、法三家合作无间，证据与法条都可以自由认定与自由解释。台商唐玉光的要求完全站在理字上，执行法院没有权利要求打折，可是中共的法院就是这样蛮行。”
中共解体中国才可能有法治
“我在编辑整理高智晟律师的两本书《神与我们并肩作战》及《中国民企维权第一案》的过程中，曾一再设想如果自己承接其中任何一件维权案件，结果会如何？我必须承认可能有两种结果：要嘛我在中共的法庭因为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枉法裁判而气死；要嘛我绝不会再踏进这样的法庭里，因为律师根本毫无用武之地。”童文薰律师说。
“从高律师的书中，你可以印证郝凤军的话──以司法为手段的抢劫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台商是因为抱持着在正常的法治社会里的思维，才会不能理解中共的法院。”
依据“人权观察”国际组织2007年的人权报告，中共法院的诸多审判，过程漏洞百出。究其原因，中国的法院缺乏独立性，因为他们仍然受到政府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控制。
童文薰律师点头赞成：“我完全同意这项观察。只要中共这个以党领导一切的政权还存在，中国就没有进入法治社会的一天，台商的权利也就难以得到保障。中共的法院一直是这么干的：喜怒不定的任意执法、领着武警暴力强拆民房、强行占地，这类事件天天在中国各地上演。在google打入‘中国暴力强拆’几个字，你可以立即找到152,000笔资料！台商只有钱没有权，岂不是比弱势的中国人更容易成为被锁定下手的对象？”◇
上访──中国司法腐败的明证
(大纪元记者杨文哲／综合报导)要明了中国的司法制度是否公平公正，只要看看中国的特有机构“信访办”以及每年超过50万人次到北京“上访”的访民一族就可以知道。上访大军的形成，正是中国各地司法腐败的最佳明证。
在12月3日来自中国各地的200多位访民聚集北京，向外界宣布举办访民的“第一个申冤节”的活动，现场有来自英国、法国、香港、日本、德国及台湾等地的记者。但不到一小时的活动在北京国保人员以及便衣公安的包围下，访民与记者拔腿奔离聚会地点，各自散去。
这点儿钱你还要来取！
这些上访冤民的案情各不相同，但是案件的是非却经常是一目了然的。只不过这些极为简单的法律案件，在极端腐败的司法系统里，不但得不到救济，有时这个司法系统就是侵害其权益的元凶。向高智晟律师投诉的访民里，有一位来灵台县的农民曹福林，31岁时他妻子死于医疗事故，之后9年里他有2年多的时间被非法关押，其余时间一直以行乞维生，不停的申诉、控告、上访。
导致曹福林悲惨命运的人祸，就是他所控告的对象：王立功，男，灵台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最初曹福林是因为一笔1,100元人民币的现金被同村村民曹笑军偷走，案件闹入法庭，最后曹福林告赢了并且递交了强制执行申请，可是法院仍然推拖敷衍。等到终于执行时，曹福林去法院领款，正在依照执行厅要求填写申请书时，该院副院长王立功闻讯闯入，进屋就令执行庭庭长不要全部执行。然后打骂曹福林说：“坏种！傻瓜！笨种！这点儿钱你还要来取！”最后把曹福林打到昏死过去，下肢伤残。由于在地方状告王立功难以立案，走投无路的曹福林撑着拐杖，携带三个年幼的孩子，加入北京访民的行列。
单纯的农民曹福林不能理解为什么王立功副院长不许他拿回全部的被窃款，而王立功突如其来的怒火与暴力也完全不在曹福林的预料之中。坚持上访的结果，曹福林被以“妨碍公务罪”冷血的投入监狱长达2年，出狱后已经完全无法站立。2年中，曹的3个年幼的孩子沿街乞讨谋生，无人置理。
曹福林的控诉资料是由他人代写的，在寄给高智晟律师的控诉资料的背后，特别标注着两行钢笔字：“叶芬枝亲眼看到，曹福林坐在北京火车南站西边300米外的花园广场铁路过道的西侧，由孩子捡废品中的东西吃，一起睡在草地上”。另一句是：“曹是不完全了解这个社会的、过于老实的农民代表，他没有家，更没有电话”。
和中国访民曹福林相比，河北霸州市法院要求台商唐玉光在执行其胜诉判决时必须：“你要少拿一点，顶多只能退还一部分钱。”该市政法委说：“你必须放弃一部分，拿一部分才执行。”还不曾施以暴力或将唐玉光投入监狱，已显得极其和善以及礼遇了。
访民被投入精神病院
被无辜投入监狱或者胜诉判决被拒绝执行，并不是访民中最悲惨的际遇。高智晟律师曾以数篇专文描述过访民刘新娟的遭遇。刘新娟的房产被上海的官商勾结者强拆之后，因为不能获得应有的补偿和安置，无家可归的刘新娟开始了漫长的上访抗争。当刘新娟在上海市的上访无望之后，她改往北京上访。到了北京后她却发现：“整个中国都是他们的，不得了啊！”
在锲而不舍的上访过程中，刘新娟先后被上海帮的截访官吏六次绑架到精神病院。高智晟律师转述她在精神病院里的劫难：“好端端的一个人，强给你灌药，几个人把你压倒在地，给你打精神病人的针……什么手法能让你生不如死，能让你感到痛苦的受不了，能让你感到被侮辱的最厉害，他们就会用什么手法。说心里话，高律师，我不怕死，但在精神病院每次的折磨，真的太难受了，太可怕了！”
上海市警察曾企图再次绑架刘新娟，但因数十名访民的阻挡而未成功。其中一名警号为“41954”的警察公然叫嚣道：“刘新娟，我们不会放过你，我们就是一定要把你整成精神病……我们有办法让你真的变成精神病。把你变成精神病后，我们才能向世界证明，一直为你这种人说话的高智晟也是精神病。我们就是要整死你，就是要做给高智晟看，让他看看，到底是谁说了算！最后，让他也变成精神病。”
在高智晟律师致美国国会议员的公开信里提到，向他投诉被非法关押到精神病院的访民有：“……刘新娟（6次）、虞春香（2次）、洪玲玲（被关至今）其丈夫携女儿四处飘泊……”
打砸抢的“计生办”
受害的访民不一定都是财产被侵夺。因为中共的一胎化政策而遭受“计划生育办公室”各地人员抢劫甚至杀害的无辜民众，是另一类的上访冤民，例如来自湖南的农民何芳武。2006年6月当他骨瘦如柴的出现在高律师的家门口时说：“我刚从精神病院被释放出来，我已身无分文，在北京上访时一直‘住’在立交桥下。”
何芳武一家14年来的悲惨境遇，就是肇因于中共的一胎化政策。“1992年9月22至23日，因我三叔的儿子躲避计划生育，这事本来与我家无任何关系，但以湖南永州市江永县永山镇政府镇长、镇党委书记朱志群为首的黑社会同伙几十人冲进我家，连续两次对我家进行了非法砸、搜。”
在计生办人员的打、砸、抢过程当中，何芳武的父亲和奶奶被活活打死，房屋和全家所有的物品被砸毁，生猪、耕牛、粮食等所有财产尽被抢走。他的母亲因此无家可归而被迫改嫁，他年仅8岁的弟弟住无居所，被迫流浪乞讨要饭，至今生死不明。何芳武则走上艰难而漫长的上访之路。2003年12月18日，何芳武被送进永州市零陵区精神病院，每天被迫服用精神病药和注射精神病针剂。
何芳武不是唯一的“计生办”受害者。在计生问题上对付超生者，中共的手段一惯是“抓光、罚光、抄光”。执行计生工作队的共产党员身穿迷彩服、手握铁锤、腰挂手铐，对超生者乱罚款，缴不起高额罚款的，统统被虐打抄家，夺取值钱的家当牲畜，劫掠后还把不值钱的生活用品和房屋通通砸烂。强迫堕胎与结扎更是见人就抓毫无忌惮，甚至连未婚少女、半百老妇也以暴力强迫结扎。在2007年6月17日至20日忍无可忍的广西博白农民连锁爆发7个镇逾5万人反计生抗暴事件，当局动用3千名武警公安武力镇压，并对网路实行新闻大封锁。
山东乡下的盲人陈光诚，为何能登上2006年时代杂志的年度百大影响世界的重要人物榜？正因为这位勇者敢于指导被“计生办”野蛮侵权的中国人，依据中国的法律争取自己的权利。陈光诚先后获得了英国人权组织“查禁目录”颁发的“言论自由奖”、“维权斗士奖”、“特别人权英雄奖”以及素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律宾“麦格塞塞奖”，陈光诚的妻子也获得了美国的“受难家人奖”。
尽管如此有名，尽管国际舆论同声谴责中共，但今年陈光诚还是被中共法院捏词判处4年3个月徒刑。
CIPFG“人权圣火”亚洲分团执行长王凤兰律师表示：“你若问我这些中共官员为何要这么残暴？我没有答案。但是在这样的司法制度下，中国人受到的是这样的待遇，台商又能够如何呢？在中共的法院之前，只有‘有权有势’和‘没权没势’这两种人，没有中国人、台湾人、香港人、美国人或者韩国人之分。每个没有权势的人都是一样的，基本人权都不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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