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是我国著名古都之一。从周成王营建洛邑开始，直到宋代，洛阳在历代王朝的刻意经营下，不是作为京都，就是作为陪都，到了隋唐时代，洛阳便成了当时亚洲的经济文化中心。东汉时居住在这里的太学生就有三万余人，我国最早的佛寺“白马寺”就位于洛阳。
到了宋代，虽然定都开封，但陪都洛阳源远流长的文化淀积，依然是达官权贵、文人学者向往汇聚的胜地。青年时代的邵雍，在游学路经这一古都时，就深深为其浓郁的文化氛围、清丽的山水风光所吸引，暗下决心迁居洛阳。他有诗赞美洛阳云：
洛阳自为都，二千有余年。
举同图籍中，开目今古间。
西北岌宫殿，东南倾山川。
照人伊洛清，迎门嵩少寒。
水竹最佳处，履道之南端……
游学归来，他在百源山参透了易理天机，成就了道德学问后，终于在友人的资助下，圆了此梦，定居于他仰慕已久的洛阳。
最初寓居洛阳时，生活非常清苦，蓬荜环堵，不蔽风雨。邵雍不得不亲自到效外打柴刈草，买米做饭，奉养父母。然而，他的高尚的品德和诚善的人格很快赢得了邻里街坊的敬重，特别是对那些陷于困境或偶遇不幸的平民百姓，他用自己百发百中的占卜，为他们排忧解难，扶危济困，而且无一不准。因此他很快名声远播，无人不知。
当时，官场失意的朝廷权贵大都乐意选择洛阳为退隐闲居、养尊处优之地，其中就有宋仁宗赵祯在位时被罢官的宰相富弼。这些曾经权倾朝野的高官大员，失势后表面上闭门蛰居，不问世事，实际上对政治的走向，宦海的沉浮无时不留心在意。能够对天下局势未卜先知的邵雍，自然成了他们不惜纡尊屈贵、折节礼遇的高人。不久，有钱有势的官僚们不但络绎上门求教，而且主动出面为邵雍买房置地，邵雍的生活条件也日渐好转。后来，富弼由于邵子几次为他指点迷津，特意在自家对面为这位易学奇人买了一座花园，为的是能与他随时往来，或诗酒唱和，或请教学问。康节有诗云：
居洛八九载，投心唯二三。
相逢各白首，共坐多清谈。
人事已默定，世情岂久谙。
酒行勿相逼，徐得奉醺酣。
从此，邵子才算在洛阳定居下来。他在园中锄草莳花，辟地耕耘，名其居为“安乐窝”，自号无名君，又称安乐先生。“安乐窝”的旧址据说就在今河南洛阳市天津桥南。他除读书研《易》，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在自家园中养花耕田，以供全家衣食日用。他对自己的这种生活十分满意。每天早上起床后焚香一炷，然后静坐冥思，用餐时小酌几杯，乘酒兴诵诗抒发自己的理想及情趣。春秋时节常出城踏青、郊游。每次皆乘一小车，驾一黄牛，漫无目的而行，拉到哪里算哪里。仰慕他的那些文人官贵之家听到他的车声传来，早在路边迎候，小孩及老人、仆人都竞相高兴地说：“我们家的先生来了”，不再称呼他的姓名。有的甚至为了请他小住几日，专门仿照邵宅款式单辟一室，以便等待他的光临，并把这种房子称为“行窝”。
康节先生终生奉行的人生哲学就是讲求高尚的道德情操，探求宇宙的无穷奥秘，研究天人的离合关系，写出传世的诗赋文章。他曾表示，一生要做到“心无妄思，足无妄去，人无妄交，物无妄受”，立身处世，都要作一个品行端正、与人为善的君子。平时与人聊天，他善于恰到好处地引导对方遵道从善，对于别人的是非长短，从来不谈。
宋神宗熙甯初(公元1O68年)，王宣徽的儿子王茂直任洛阳粮料院长官，一日邀请邵雍、吴处厚和王安石的弟弟王平甫吃饭，邵康节以身体不适拒绝了。第二天，王茂直来家探病，康节解释说：“我昨天不去赴宴是有原因的。处厚这人，对时政好发议论，平甫虽然与介甫(王安石字)各行其事，但现在介甫开始执政变法，处厚动不动嘲讽他。有人如当面骂介甫，平甫肯定脸上架不住。宴席最后只能不欢而散。”王茂直说：“先生料事如神。昨晚处厚席间诋毁介甫，平甫果然翻脸，都到了要诉之于官府的地步。我苦苦相劝，好不容易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王安石入阁变法，保守派领袖司马光罢相居洛，与邵康节过从甚密。当时，司马光正专心致志写他的《资治通鉴》，邵雍也在潜心著述《皇极经世》，两人切磋钩沉，多有裨益。特别是关于历史年表部分和王朝兴衰根源的论证，邵雍对司马光启迪更多。时间久了，两人的人品风范竟自然而然成了洛阳域中的楷模，他们好学乐善、宽厚行义之名蜚声天下。街巷闾里的青年人逐渐形成了知礼仪、畏廉耻的风气，每做什么事，总要互相警诫道：“千万不要有不善之举，否则让司马温公和邵先生知道了，就糟啦！”其人格的力量于此可见一斑。
邵雍人缘极好，他经常去盘桓的人家，如果谁家的婆媳妯娌、婢妾童仆有了矛盾，历久争执不下，对他从不保密，他一来，就让他出面调解。邵雍耐心听完各自的陈述后，再给他们一一分析规劝，最后人人都能解开心中的疙瘩，高高兴兴离去。于是全家人复又融融乐乐，争着给他进酒上菜。邵雍天天有美酒佳肴，又受到众人的至诚敬爱，快快乐乐地住上几天后，再到另一家，每次出门，往往一走就是数月光景。从这一日常人际关系方面的赏心乐事，既可看出邵雍的德高望重，也可看到当时洛中的风俗民情之美。
然而，大部分时间邵雍是在自己的“安乐窝”里度过的。他对自己的这片宁静的天地情有独钟。他有《安乐窝中四长吟》一诗云：
安乐窝中快活人，闲来四物幸相亲：
一编诗逸收花月，一部书严惊鬼神。
一炷香清冲宇泰，一樽酒美湛无真。
太平自庆何多也，唯愿君王寿万春。
诗中所谓“相亲四物”即吟诗、焚香、饮酒和撰写《皇极经世》。他给此书的自我评价是“一部书严惊鬼神”。
在另一首歌咏“安乐窝”的诗中，他以自豪的口吻，尽情抒发了他与天地同乐的情怀：
太平身老复何忧，景爱家园自在游。
几树绿杨阴乍合，数声幽鸟语方休。
竹侵旧径高低进，水满春渠左右流。
借问主人何似乐？答云殊不异封侯。
正是由于拥有这种山明水秀、风清月朗的一方净土，才能使人每时每刻通过一花一草，刻骨铭心地体味到天地万物中所有生命的律动，聆听来自太空的天籁，息息相关、生生不已地体察天人一体的妙趣。邵雍在他的“安乐窝”里通过与大自然的亲切交流，深切认识到了《易经》：“彰往察来，微显阐幽”的“经纶天地之道”。他说：“无思无为者，神妙致一之故也。所谓一以贯之，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心一而不分，则能应万变，此君子所以虚心而不动也。人心当如止水则定，定则静，静则明。”以至虚至静之心观物，“则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况于人乎！况于物乎！”
邵子说，人之所以灵于万物，就在于他能目收万物之色，耳收万物之声，鼻收万物之气，口收万物之体。而声色气味四者，已经囊括了天地万物，人生而能有此四种功能，因此才会成为体行天道的媒介，统领万物的“至灵”。他说：“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有四肢，是以指节可以观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可不贵之哉！”
然而，人要获得这样的神通，必须具有至诚之心。“唯至诚与天地同久。天地无，则至诚可息；苟天地不能无，则至诚亦不息也”。“至诚可以通神明。不诚则不可以得道”。
邵子对自己学贯古今、参天彻地的非凡智慧傲然自得，他曾用这样一首七绝来表述自己宏廓豪迈的心态：
廓然心境大无伦，尽此规模有几人？
我性即天天即我，莫于微处起经纶！
南宋学者魏了翁(字鹤山)对邵康节的天人合一观推崇备至，他说：
“宇宙之间，飞潜动植，晦明流峙，夫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参前倚衡，造次颠沛，触处呈露。凡皆精义妙道之发焉者，脱斯须之不在，则芸芸并驱，日夜杂糅，相代乎前，顾于吾何有焉！若邵子者，使犹得从游于舞雩之下，浴沂咏归，毋宁使曾皙独见称于圣人也欤！洙泗已矣！秦、汉以来诸儒，无此气象。邵康节先生对宇宙有一太极，万物皆有一太极的根本原理心领神会。“安乐窝”也无异于一太极，他就是在这个“太极图”中，巧妙地把握着一阴一阳、动静有常的“大道”，因此才会走向一个又一个学术高峰，成为我国哲学史、易学史上的一代巨人。
本文摘自《东方大预言–邵雍易学研究》（陈伉 集解）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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