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预言家的“安乐窝”

陈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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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是我国著名古都之一。从周成王营建洛邑开始,直到宋代,洛阳在历代王朝的刻意经营下,不是作为京都,就是作为陪都,到了隋唐时代,洛阳便成了当时亚洲的经济文化中心。东汉时居住在这里的太学生就有三万余人,我国最早的佛寺“白马寺”就位于洛阳。

到了宋代,虽然定都开封,但陪都洛阳源远流长的文化淀积,依然是达官权贵、文人学者向往汇聚的胜地。青年时代的邵雍,在游学路经这一古都时,就深深为其浓郁的文化氛围、清丽的山水风光所吸引,暗下决心迁居洛阳。他有诗赞美洛阳云:

洛阳自为都,二千有余年。
举同图籍中,开目今古间。
西北岌宫殿,东南倾山川。
照人伊洛清,迎门嵩少寒。
水竹最佳处,履道之南端……

游学归来,他在百源山参透了易理天机,成就了道德学问后,终于在友人的资助下,圆了此梦,定居于他仰慕已久的洛阳。

最初寓居洛阳时,生活非常清苦,蓬荜环堵,不蔽风雨。邵雍不得不亲自到效外打柴刈草,买米做饭,奉养父母。然而,他的高尚的品德和诚善的人格很快赢得了邻里街坊的敬重,特别是对那些陷于困境或偶遇不幸的平民百姓,他用自己百发百中的占卜,为他们排忧解难,扶危济困,而且无一不准。因此他很快名声远播,无人不知。

当时,官场失意的朝廷权贵大都乐意选择洛阳为退隐闲居、养尊处优之地,其中就有宋仁宗赵祯在位时被罢官的宰相富弼。这些曾经权倾朝野的高官大员,失势后表面上闭门蛰居,不问世事,实际上对政治的走向,宦海的沉浮无时不留心在意。能够对天下局势未卜先知的邵雍,自然成了他们不惜纡尊屈贵、折节礼遇的高人。不久,有钱有势的官僚们不但络绎上门求教,而且主动出面为邵雍买房置地,邵雍的生活条件也日渐好转。后来,富弼由于邵子几次为他指点迷津,特意在自家对面为这位易学奇人买了一座花园,为的是能与他随时往来,或诗酒唱和,或请教学问。康节有诗云:

居洛八九载,投心唯二三。
相逢各白首,共坐多清谈。
人事已默定,世情岂久谙。
酒行勿相逼,徐得奉醺酣。

从此,邵子才算在洛阳定居下来。他在园中锄草莳花,辟地耕耘,名其居为“安乐窝”,自号无名君,又称安乐先生。“安乐窝”的旧址据说就在今河南洛阳市天津桥南。他除读书研《易》,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在自家园中养花耕田,以供全家衣食日用。他对自己的这种生活十分满意。每天早上起床后焚香一炷,然后静坐冥思,用餐时小酌几杯,乘酒兴诵诗抒发自己的理想及情趣。春秋时节常出城踏青、郊游。每次皆乘一小车,驾一黄牛,漫无目的而行,拉到哪里算哪里。仰慕他的那些文人官贵之家听到他的车声传来,早在路边迎候,小孩及老人、仆人都竞相高兴地说:“我们家的先生来了”,不再称呼他的姓名。有的甚至为了请他小住几日,专门仿照邵宅款式单辟一室,以便等待他的光临,并把这种房子称为“行窝”。

康节先生终生奉行的人生哲学就是讲求高尚的道德情操,探求宇宙的无穷奥秘,研究天人的离合关系,写出传世的诗赋文章。他曾表示,一生要做到“心无妄思,足无妄去,人无妄交,物无妄受”,立身处世,都要作一个品行端正、与人为善的君子。平时与人聊天,他善于恰到好处地引导对方遵道从善,对于别人的是非长短,从来不谈。

宋神宗熙甯初(公元1O68年),王宣徽的儿子王茂直任洛阳粮料院长官,一日邀请邵雍、吴处厚和王安石的弟弟王平甫吃饭,邵康节以身体不适拒绝了。第二天,王茂直来家探病,康节解释说:“我昨天不去赴宴是有原因的。处厚这人,对时政好发议论,平甫虽然与介甫(王安石字)各行其事,但现在介甫开始执政变法,处厚动不动嘲讽他。有人如当面骂介甫,平甫肯定脸上架不住。宴席最后只能不欢而散。”王茂直说:“先生料事如神。昨晚处厚席间诋毁介甫,平甫果然翻脸,都到了要诉之于官府的地步。我苦苦相劝,好不容易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王安石入阁变法,保守派领袖司马光罢相居洛,与邵康节过从甚密。当时,司马光正专心致志写他的《资治通鉴》,邵雍也在潜心著述《皇极经世》,两人切磋钩沉,多有裨益。特别是关于历史年表部分和王朝兴衰根源的论证,邵雍对司马光启迪更多。时间久了,两人的人品风范竟自然而然成了洛阳域中的楷模,他们好学乐善、宽厚行义之名蜚声天下。街巷闾里的青年人逐渐形成了知礼仪、畏廉耻的风气,每做什么事,总要互相警诫道:“千万不要有不善之举,否则让司马温公和邵先生知道了,就糟啦!”其人格的力量于此可见一斑。

邵雍人缘极好,他经常去盘桓的人家,如果谁家的婆媳妯娌、婢妾童仆有了矛盾,历久争执不下,对他从不保密,他一来,就让他出面调解。邵雍耐心听完各自的陈述后,再给他们一一分析规劝,最后人人都能解开心中的疙瘩,高高兴兴离去。于是全家人复又融融乐乐,争着给他进酒上菜。邵雍天天有美酒佳肴,又受到众人的至诚敬爱,快快乐乐地住上几天后,再到另一家,每次出门,往往一走就是数月光景。从这一日常人际关系方面的赏心乐事,既可看出邵雍的德高望重,也可看到当时洛中的风俗民情之美。

然而,大部分时间邵雍是在自己的“安乐窝”里度过的。他对自己的这片宁静的天地情有独钟。他有《安乐窝中四长吟》一诗云:

安乐窝中快活人,闲来四物幸相亲:
一编诗逸收花月,一部书严惊鬼神。
一炷香清冲宇泰,一樽酒美湛无真。
太平自庆何多也,唯愿君王寿万春。

诗中所谓“相亲四物”即吟诗、焚香、饮酒和撰写《皇极经世》。他给此书的自我评价是“一部书严惊鬼神”。

在另一首歌咏“安乐窝”的诗中,他以自豪的口吻,尽情抒发了他与天地同乐的情怀:

太平身老复何忧,景爱家园自在游。
几树绿杨阴乍合,数声幽鸟语方休。
竹侵旧径高低进,水满春渠左右流。
借问主人何似乐?答云殊不异封侯。

正是由于拥有这种山明水秀、风清月朗的一方净土,才能使人每时每刻通过一花一草,刻骨铭心地体味到天地万物中所有生命的律动,聆听来自太空的天籁,息息相关、生生不已地体察天人一体的妙趣。邵雍在他的“安乐窝”里通过与大自然的亲切交流,深切认识到了《易经》:“彰往察来,微显阐幽”的“经纶天地之道”。他说:“无思无为者,神妙致一之故也。所谓一以贯之,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心一而不分,则能应万变,此君子所以虚心而不动也。人心当如止水则定,定则静,静则明。”以至虚至静之心观物,“则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况于人乎!况于物乎!”

邵子说,人之所以灵于万物,就在于他能目收万物之色,耳收万物之声,鼻收万物之气,口收万物之体。而声色气味四者,已经囊括了天地万物,人生而能有此四种功能,因此才会成为体行天道的媒介,统领万物的“至灵”。他说:“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有四肢,是以指节可以观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可不贵之哉!”

然而,人要获得这样的神通,必须具有至诚之心。“唯至诚与天地同久。天地无,则至诚可息;苟天地不能无,则至诚亦不息也”。“至诚可以通神明。不诚则不可以得道”。

邵子对自己学贯古今、参天彻地的非凡智慧傲然自得,他曾用这样一首七绝来表述自己宏廓豪迈的心态:

廓然心境大无伦,尽此规模有几人?
我性即天天即我,莫于微处起经纶!

南宋学者魏了翁(字鹤山)对邵康节的天人合一观推崇备至,他说:

“宇宙之间,飞潜动植,晦明流峙,夫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参前倚衡,造次颠沛,触处呈露。凡皆精义妙道之发焉者,脱斯须之不在,则芸芸并驱,日夜杂糅,相代乎前,顾于吾何有焉!若邵子者,使犹得从游于舞雩之下,浴沂咏归,毋宁使曾皙独见称于圣人也欤!洙泗已矣!秦、汉以来诸儒,无此气象。邵康节先生对宇宙有一太极,万物皆有一太极的根本原理心领神会。“安乐窝”也无异于一太极,他就是在这个“太极图”中,巧妙地把握着一阴一阳、动静有常的“大道”,因此才会走向一个又一个学术高峰,成为我国哲学史、易学史上的一代巨人。

本文摘自《东方大预言–邵雍易学研究》(陈伉 集解)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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