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小飞机上在澳洲上空飞翔与乘大飞机在南太平洋上空飞行不太一样，小飞机速度慢，总像停在空中不动，由于飞得不是很高，对地面的能见度清晰。乘飞机在时间上真是很划算，比火车快多了。二零零五年新年，我应墨尔本《亚太经济导报》总编阿木等人的邀请出席拙作《生之舞》的首次发行仪式，我带着辽尼亚，莲娜坐的是火车，十几个小时腿直不直地坐着够累的，飞机一个多小时平稳地降落在墨尔本机场。
到机场接机的是著名的民运人士陈哲，阮籍，罗云庚等朋友，当陈哲热情地叫我：“陶大姐”时，我因为没能及时反应过来至今让我觉得有些对不起他。陈哲的名字我经常听说，立勇到澳洲排泄物看仓库的工作就是他介绍的，一些公开的集会上也能看到他，我只是人和名字未能对起来。我从书包中掏出那袋在悉尼家中炸的花生米：“这是我特地为你炸的。”
陈哲后来说那几天晚上在灯下看书就吃着炸花生米。陈哲四方形的脸，白白净净的书生模样。
到澳洲看仓库的工作就是他介绍的，一些公开的集会上也能看到他，我只是人和名字未能对起来。我从书包中掏出那袋在悉尼家中炸的花生米：“这是我特地为你炸的。”
陈哲后来说那几天晚上在灯下看书就吃着炸花生米。陈哲四方形的脸。白白净净的书生模样。
今天（2007年1月22日）“星岛日报”第九版注销《章诒和怒吼：用生命护文字》《作家沙叶新［狮子吼］批当局禁书与民为敌》《现代文字狱彭水书记遭撤》等三四篇报导，皆是说目前的大陆没有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状况，让我进一步体会到“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及时与必要。
章诒和的成名作“往事并不如烟”讲的是四九年毛泽东登基后一大批高级知识份子拥抱红色政权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悲惨故事。比起几百万小右派小右倾来，这些大右派在六六年“文革”前过得仍是人上人的日子，有中国《古拉格辟岛》之称写小右派悲惨遭遇的《夹边沟纪事》一书才真实地反映了绝大多数右派们的绝望之境状。
我的三叔陶怡也是个小右派。“解放前，”是安徽大学法学院法律系的学生，参加地下共产党，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学潮，安庆一解放就参军南下，“解放后”在四川担任大尉军官，在《新建设》杂志发表不少文章，因为对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持不同观点，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军籍，就地劳动教养，因为当地村干部污辱他的未成年女儿他告状，被人在他背石头时推下山崖，送到医院没死，坏人指使医生打毒针将他致死，临死前眼角流着眼泪看着妻子怀中抱着未满周岁的狮子说不出话。
一九六七年春天，“七君子”之一大右派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当时他在清华附中上初二）听说有我这么个人，就毛遂自荐到我家找我，当时他随母亲孙彩云姓，叫孙立凡。他给我看过一本他爸爸的“七十自述”，是周恩来派人南下到香港找他让他北上当官，因他爸是银行家，让他当财政部长，五七年“反右”时，他爸对周恩来说“你们想收回我们手中的权力，何必来这一套！”
一九七零年我在监狱（西城分局拘留所）与西藏，喀什米尔混血平妮关在一室，（平妮后来当过魏京生的女友）平妮的爸爸是共产党高官，平妮告诉我，她妈自杀前，说他爸就是北上想当共产党的官儿，她爸当时被关在秦城监狱。
看来共产党的官儿也不是好当的。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就是在一个没有正信，没有公理，没有正义，只有强权与暴力的中国社会背景下兴起的海内外以知识份子为主体的运动。发起人是英雄人格的宣导者袁红冰。在袁红冰执笔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纲要》里说自由地思想，自由地创作，自由地表达是我们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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