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7日讯】
深入研究中共命运趋势
二○○七年，是一个逼人深入研究邓小平与中共命运趋势的重要年份–五十年前，邓小平遵旨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身份直接指挥“反右扩大化”运动，让中国思想自由度跌入最低谷；四十年前，“作法自毙”的邓小平被文革打倒；三十年前，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复出，开始“反对‘两个凡是’”，“彻底否定文革”，为“右派”有限平反，谋划“改革开放”，创办经济特区；十五年前，身陷“六四风波”的邓小平以“南巡讲话”发动“第二轮改革”，为自己和中共重探一条生路；十年前，邓小平逝世，香港“回归”，大陆政治体制改革冻结，言论自由度每况愈下持续滑坡接近历史最低谷。–值此这般特殊纪念的二○○七，大陆主流媒体却多沉默无声，唯有《南方都市报》绕过“红灯”，大胆打破沉寂，借《纪念邓小平南方讲话十五周年》，《重温南方谈话，体会中国之路》，从一月十八日至一月二十九日，以《中国之路》为总题目，连发十二篇系列专论，“对邓小平南方讲话十五年的改革之路”进行深入总结，重新评价，向海内外展示了中国人渴望“再来一次南巡”的政治体制改革之疾呼。
《南都》重评“南巡”之阵容，可谓“明星如云”，除开篇《本报社论》《重温南方谈话，体会中国之路》为资深编辑执笔，其余十一人皆为学界名家，其出场顺序是秦晖、徐友渔、孙立平、任剑涛、朱健刚、萧瀚、蔡定剑、党国英、马军、茅于轼、袁伟时。
徐友渔和茅于轼两文遭删禁
综观十二篇“重评南巡”，话题虽涉及到思想、文化、经济、司法、农民、民间组织等多方面，但其基调基本一致：寓批判于赞扬之中，“南巡”功大过亦大–功在促使中国经济十五年以年平均增长率接近9%的高速高歌猛进，过在留下了“经济改革一条腿走路”，“政治体制改革停滞的遗憾”，以致今日“整体腐败”，“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社会不公严重，基尼系数达零点四五，临近社会崩溃边缘。其中影响最大的可能当推徐友渔的《思想争鸣有助于重建改革共识》（2007-01-20）和茅于轼的《从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看中国经济》（2007-01-28），这两篇文章发表后都被有关方面立即从“重评南巡”的原载网《南方报业网》上删除。
徐友渔文章的着力点和敏感点在于：“老左新左”一起批，借邓批左，质疑“新政”。事实证明，“防‘左’反‘左’是长期任务”，（邓小平）这话一点不假。土生土长的老左和舶来品新左都要败下阵来。此文呼唤思想自由争鸣，显然有碍百姓与“新政”的幕僚智囊“老左新左”和谐。
茅于轼文章的忌讳则是：虽然大赞中国十五年来在“财富的创造”方面成就举世瞩目，却猛轰“财富分配不公”，深哀农村、农民与城市、市民的生活有天壤之别，让人猛醒：五十年前右派梁漱溟所说的“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之“工农两重天”，虽经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其实质却依然未变！而这种城乡两极分化的财富分配不公，又在于“收入分配不完全是经济问题”–“当今社会，收入分配不公之所以成为紧迫问题，恐怕与政府部门缺乏廉洁和可信度有关。”–也在直逼“新政”，疾呼政治体制改革非搞不可！
借邓逼胡，仍有二忧
可以说，此次《南都》重评“南巡”代表了大陆文化思想界公开发表言论的最高水准，其将十五年的政绩皆归功于“先帝”邓小平“南巡讲话”，只知有“南巡”，不知有“三个代表”，更不提“和谐社会”，厚古薄今，借邓逼胡，呼唤“二次南巡”，令不少人为之击掌叫好。然而，细品之下，却让人有二忧。
其一，当年邓小平实质上乃一可以随意废立天子的“中共摄政王”，其“南巡”的胜利，皆因其军权在握，所以能威慑“江主席”停止“反和平演变”，重返经济改革之道。如此开明专制，可以借用一时，岂可永远依靠？何况“世间已无邓小平”，今日有谁可“南巡”？徐友渔、茅于轼等一邦自由思想者的“文章南下”，至多只能算得“风起于青萍之末”。
其二，若是对比一下五十年前一九五七年“知识分子的早春”，更让人唏嘘不已，忧心忡忡–《南都》重评“南巡”的思想高度与力度，皆比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言论”相差甚远！当年的右派储安平，可以在《光明日报》上大呼废止“党天下”，终结“一党专制”；当年的右派章伯钧，可以在《人民日报》发表“建立政治设计院”的建议；当年的右派梁漱溟，可以当面向毛泽东坦陈“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当年的右派马寅初，可以拒绝周恩来上门劝降，坚持反对中共轻视“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当年的民主党派报纸《文汇报》，可以拒在头版发表毛泽东的“重要讲话”……今日大陆，有谁能达到此“一九五七的境界”？虽然一九五七年“知识分子的早春”不久即遭“阳谋”，但其对中国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将永载史册。
今日《南都》重评“南巡”，无论其文略如何高超，毕竟只是“戴着镣铐的舞蹈”，多是在规定的范围说规定的话–仍然是一种“双规言论”。所以，《南都》重评南巡”此次产生的直接影响，只是让许多人生出“再来一次南巡”的幻想–“一次南巡”成就了“经济改革”，“二次南巡”可能带来“政治体制改革”。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在接受《南都》采访时就说：“在实行统一政策的同时，如果没有留下一些能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措施的空间，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便会受到影响。”有网民分析其意是：现在又到了“南巡”的时刻，需要给政治体制改革一个试验“采取灵活措施的空间”的新特区。
秦晖给人的误导
而且，此次《南都》重评“南巡”的有些文章还给人“六四镇压不算坏事”的误导。秦晖在《雄关漫道–第二轮改革的十五年》2007-01-19）一文中反复说：“十五年进步不输‘剧变’国家”–“如果说一九八九年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还在忧患中国的‘球籍’，那么二○○六年又一部热门政论片则在预言《大国崛起》了。两部片子，真可谓给人沧桑之感！与这些象征相表里的，是十五年来的实际变化。在‘不争论’、‘少说多做，做而不说’的‘小平智慧’下，这些变化之大可以说不亚于所谓发生了‘剧变’的一些转轨国家。”
可见，今日中国远非可以妄自尊大为“大国崛起”，牢记今日中国人的民主自由度其实还远不如五十年前的一九五七年的“早春”，才更能客观评价今日中国到底有多少进步。
二○○七年二月三日于深圳“早叫庐”
转自《动向》２００７年２月号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