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4日讯】 第九章 最后神器堕落
文化上的堕落，以学术的堕落为最后的堕落，最无可药救的堕落。
人性的丑陋在制度与文化的酱缸中发酵。教授、学者、专家、名流在求生、养家糊口、要活得舒适方面与平民百姓并无二致；而在委屈苟延、奉承拍马、趋炎附势、卖友卖身以致作假造假、同流合污、无耻下作上同凡夫俗子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他们的无耻堕落为害更烈最甚，是最后的最无可药救的堕落！
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会贴到他的病床头，该有多少北大教授学子蔑视学术、斯文扫地；冯友兰否定自己的学术生命，就为受不了一个不学无术的江青的威胁利诱；校长许智宏在萨斯肆虐期间率代表团访问哈佛大学遭到拒绝未以为耻；书记闵维方以混混口吻大谈学术学者事宜大言不惭……这些表象的底下该会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污浊和无耻！
这种恶性循环已经形成，57年的事实昭彰于世。山裂土崩，陆沉鱼烂，狂澜不挽，回天无力，不死不休，至死方休！
有亦明者，著文“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没有谁能比亦明文更明确更系统更透彻更具体更兜底地将中国学术界的黑暗真相予以曝光与鞭笞了。文长四万余字（载：《博讯》2004年1月26日）。谨部分摘录如下。
学术腐败是90年代之后风靡中国大陆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是继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之后的另一个大规模、深层次的社会腐败。学术腐败的具体表现就是，学术界人士，上至院士、博导，下至研究生、大学生，抄袭剽窃成风，巧取豪夺成性，弄虚做假为常，欺世盗名为荣。不仅如此，学术腐败已经从学者的个体行为发展成集体、集团行为，并且有制度化、合理化的趋势。比如，大学普遍向高官明赠暗送高等学位，学术界头面人物公开地、明目张胆地欺骗政府、舆论和社会，学术机构对学术腐败现象不仅熟视无睹，任其泛滥，甚至包庇纵容，等等。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在中国学术界的所有角落，任何领域，都可以找到、都可以发现学术腐败现象。实际上，在很多领域，学术腐败现象根本就不用去找，它会像茅厕里的熏天臭气一样扑鼻而来。有人说，在中国的学术界，你如果想要生存下去的话，你就必须拿出80%的精力放在人际关系上。这“人际关系”到底是什么东西，还需要多说吗？更为恶劣的是，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已经猖狂到了在光天化日之下，红嘴白牙地欺骗、愚弄政府和人民，其胆大妄为，其肆无忌惮，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他们凭什么？因为他们身后就是一个整体腐败的学术界。他们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腐败势力的代言人。
确切地说，中国的学术腐败不是单纯的“学术方面的腐败”，而应该定义为“学术界的系统腐败”，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层面：一，学术行为的腐败：这是个人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学者在从事学术工作时不遵守科学道德，或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从事不道德、甚至非法的牟利活动；二，学术权力的腐败：这是集团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在学术界，权力运用的实质就是瓜分、掠夺学术资源，也就是进行对自己有利的利益再分配；三，学术原则的腐败：这是学术界系统的整体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学术界的头面人物打着“学术”的幌子，与贪官为伍，与奸商勾结，把攫取利益的黑手伸向政府和社会。
上海大学原法学院院长潘国和半路出家进入法学界，在短短的十年间，著述总量达到10,000万字以上，……而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三个学院的院长职务。虽然潘院长自称“非常勤奋”，……但人们还是发现他的论著多数抄自同行。可奇怪的是，那些被剽的同行们竟然没有谁敢于举报，有的人还不知好歹地说“我愿意”。究其原因，无非是“潘在法学院根基很深”。
山东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蒋民华赖以起家的“成果”几乎全部是从同行手中抢夺来的。根据山东大学教授于锡玲的检举材料，蒋民华剽窃他人研究成果的手段就是利用自己的职权在奖励申请表中的负责人栏目中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在《中科院学部委员候选人推荐书》中，罗列了蒋民华的五项科研成果，但这五项成果全部是他人的工作。
2003年1月8日，《新语丝》网站发表了一篇揭发东南大学校长顾冠群院士涉嫌剽窃的文章。揭发文章问世之后不到24小时，东南大学就匆忙地完成了“细致的调查”，并且公布了“真相”。（东南大学：关于“东南大学校长剽窃外国同行成果”的真相的说明）。“真相”是什么呢？剽窃“完全是李仕锋的个人行为”。同是在这短短的24小时之内，顾冠群的学生李仕锋写出了公开检讨，而且还专门向顾冠群教授致歉。顾冠群校长则指示学校“要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学术道德教育，严厉查处学风不正的行为。”……可紧接着，涉及顾冠群剽窃的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文章被先后揭露了出来。此时的东南大学是什么反应？据《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报导：1月22日，东南大学副校长左惟对记者宣称，顾冠群对这四篇有问题的文章全都不知情。记者问左惟：“你们如何断定顾冠群院士不知情？”左惟答道：“李仕峰承认的，之后又写了第二份检查。”由于发表文章需要交纳“版面费”，而这个费用需要导师签名才能够报销，所以记者要求查看报销单据，以确证顾冠群不知情，但这个要求被学校拒绝了。记者要求会见李仕锋，学校则答曰已经把他“送回老家了”，连他的电话和地址都不告诉记者。记者与东南大学其它博士生交谈，发现他们都很紧张，因为他们都被“关照”过，“正在关头上，不能出差错”。……
东南大学并不是孤立的。其它如中国科学院包庇弄虚作假的洪国藩院士……洪国藩的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案被我称为学术界的远华案，因为它涉及的金额巨大，牵连的人物通天，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坏。……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不惜当众说谎来为“小小的”洪国藩保驾。这个黑幕的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交易？可以想像，当这块黑幕被扯下之后，露出的东西定将震动整个学术界。
有一名“211”学校的博导，手里拿着出国进修的机会迟迟不敢动身。问之，则答曰：怕发生“政变”。问者不解，经他人指点，原来这个博导是某个学院的第四副院长，怕在出国期间，失去这个得来不易的位置。笔者曾亲眼看见一位副校长（当然也是一位博导）是如何“晋见”该校党委书记的：直挺着腰板，用半个屁股坐在沙发沿儿上，另半个屁股是悬空的。那姿势，活现出一位太监被皇帝赐坐，想坐不敢坐但又不得不坐的奴才心态。一个学者，活得却是如此猥琐，他能搞出什么样的学问呢？“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没有了人格尊严的人，连匹夫都算不上，还能算是学者吗？
武汉一所大学曾邀请一个年逾古稀的院士评审一个科研项目，可这个院士竟然要求对方同时支付一个“韶龄少妇”的往返机票。这一对老男少妇在从事学术活动中同吃同住，毫不顾忌。
去年非典期间，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将非典的真正元凶──冠状病毒──与非典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的发现比香港科学家要早了几周。可是，由于中国的一位院士已经提出了非典的病原菌是衣原体，所以这些非典病毒的发现者根本就不敢把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Enserink,2003）。我曾评论道：“‘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应该是军人，如果不是这些军人科学家的胆子太小，那一定是中国的院士淫威太盛！”中国科学家的工作失误是非典在中国大流行的主要原因，而学霸学阀的横行霸道是导致中国科学家工作失误的主要因素。
另一类学霸和学阀是各个学术单位的主要领导，如研究所的所长、学院的院长，等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这个只有600余人的研究所，公车就有100辆，所长、副所长的年薪都达几十万元人民币之谱，需要分几个户头入账。国家在过去几年内给他们下拨了上亿元的科研投资，但全所只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了六篇论文，其它如产业化项目一个都没有，相当于每篇论文的造价是2,000万人民币。即使是这样，它的一个研究室主任还恬不知耻地叫嚷：“没有什么项目干不成，只要再给我二个亿。”这哪里是学者在说话，简直就是街头无赖在敲诈勒索！……
中国的教授到底有多“菜”？没有真才实学的商人吴征，能够轻而易举地成为北大清华的客座教授。……一名普通的相声演员，竟然被四所大学争先恐后地聘为教授，并且是不同专业的教授。
博士多到了什么程度？据说目前在读博士生人数已经达到12万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稳居世界第三。按教育部的规划，到2010年，中国每年将有50,000人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的学位制度从70年代末刚刚起步，80年代初开始授予博士学位。1983年，北京大学专门请了100多位专家给数学系研究生张筑生一个人搞博士论文答辩，才使他获得北大授予的第一个博士学位。曾几何时，中国的博士教育几乎可以与牧童放羊相媲美。一个博导同时指导几十名、上百名博士研究生的例子已经算不上是新闻了。据说某大学的一次博士论文答辩会，一位博导的八名弟子同时上阵，一举拿下了八个博士学位。难怪这被称为中国的“博士大跃进”。
博士泛滥与学术腐败有关系吗？当然有。首先，学校建立博士点，以及教授升博导，这里面的猫腻多着呢。……据说每个博士点的公关费已经达到了几十万元人民币之谱。……据揭露，湘潭大学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只要能申请到博士点，不惜财力”的口号。到了2003年，他们又提出了“要不惜一切手段，今年的博士点要保五个争取八个”的奋斗目标。果然，这个被自己的学生评价为“连硕士都培养不好”的大学，现在已经有了九个博士点了。……
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枪手，一个月内就能够“搞定”一篇博士论文，而这篇论文却能够在答辩时一次通过。这样的博士，在中国近年的博士大跃进中，可以说如雨后的蘑菇，层出不穷。
上面说到的博士虽然“水”，但却是真正的中国博士，可以简称为“真的真博士”。除了这些真的真博士之外，在中国的学术界内还有“真的假博士”和“假的真博士”。所谓真的假博士，就是那个博士学位来自野鸡大学，实际上是花钱买来的学位。比如北大和清华的客座教授吴征就是从美国一个小青年创办的巴灵顿大学得到了这种学位。吴征教授不仅是真的假博士，他还是假的真博士：他没有在复旦大学上过课，也没有通过复旦大学的学位答辩，但却拿到了复旦大学真正的博士学位证书。奇怪吗？感到奇怪的人一定会被中国的学者笑话：too simple，too naive！
中国学术界利用招收学生的特权来搞腐败，到目前为止，被揭露的主要有两起。第一个是上海交通大学，第二个是海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招生黑幕之所以被揭开，相当有戏剧性。当时，上海交大的网络发生了故障，不能与外界连接，学生们就在校内网络游逛，结果巧遇该校教务处的一份文件。通过上交大的BBS系统，中国人民总算见识了中国知识份子掌权之后的丑恶一面。这份文件实际就是一个关系图，上面列有这么几个栏目：考生姓名、生源、分数、加分、专业情况、委托人、拟解决意见。在这些栏目下面，还分有校领导接收、中学校长推荐、2001年外地生源机动指标讨论材料等几个类别。整个文件涉及百余名考生，高考分数最高的为632分，最低的只有426分。如果看一看“委托人”一栏，里面有“电力局纪委书记李永鸣之女”、“中医大党委书记张建中侄”、“盛校长之侄”、“教育部、王大中，吴建平之子”、“上海教育超市总经理王星之子”、“清华大学副校长余寿之子”、“西南交大蒋校长之子”、“电子科技大学唐小我之子”、“教育部人事司管培俊司长”等等。在“拟解决意见”栏中，有“保证专业”、“120%”、“录取”等几类。总而言之，上海交大校长、副校长共七人，其中六人写了条子；党委书记、副书记四人，有两人写了条子，外加一个纪委书记。除了这些内蠹，参与这个招生黑幕的还有来自交大之外的四名院士。
大学招生到底黑到了什么程度？没有绘画基础的人竟然能够在海南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高考专业课中得到第一、第二名的成绩。在学校组织的突击测验中，“二名学生测试的最高分是30多分，最低分为七分。成绩差得离谱。”这还是他们在这所大学学习了一年之后得到的成绩。海南大学在随后随机抽查了美术系2002级100多名学生中的43名。在120张考卷中，有一半不及格，创作测验的最低分是二分。这二分是怎么得来的呢？因为这名学生在纸上画了几根线条。
去年秋天，台湾女名人璩美凤投考复旦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她考了三门课程，其中两门不及格，三门课的平均分数不到48分，但照样被复旦大学录取。这个勾当虽然肮脏，但却可能只肮脏了一半：复旦大学只是在录取时作了弊，在评卷时大概还是干净的。真难为了这所中国第三高校！
其实，参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鼓噪，仅仅暴露出了中国大学校长们贪婪浅薄的一个侧面。去年夏天，一则“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的消息成为酷暑中的热门新闻，可北大校长却不冷不热地放出了“北大学生卖肉完全正常”的论调，要北大的学生甘当普通劳动者。一边是口口声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一边却要自己的学生甘当普通劳动者，谁能够搞得清这位校长是在用什么逻辑来思维呢？有位北大学生说，“北大学生卖肉完全正常”这样的话全国人民谁都可以说，就是北大校长不能说。可惜的是，这位北大校长连这么点儿见识都没有。
中国的大学校长“烂”到了什么程度？看一看参与上海交大招生黑幕的上海交大校长、西南交大校长、清华大学校长、电子科技大学校长，看一看自家院内臭气熏天却对公众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的南京大学校长，看一看抄袭剽窃的东南大学校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看一看公开嫖娼的合肥工业大学副校长，再看一看参与经济犯罪的延安大学校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院长、同济大学副校长（曾祥生：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受贿一审被判刑十年）、首都经贸大学副校长（程婕：首都经贸大学原副校长姜忠波受贿被判刑11年）、成都大学副校长（张学勇：搞贪污竟怪“会计懒”）、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刘德华、刘艳：贪污学生“点招费” 原成都理工大副校长被捕），这些人，他们的所作所为，构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现状的一幅特殊“清明上河图”。
2003年，一个颇有“创造性”的出版社策划了一个“美国著名电影公司花百万美元买贝拉小说版权”的弥天大谎。而这个大谎之所以能够撒的那么完满，那么惊天动地，却是因为有一大批学者捧臭脚。这些学者并不是一些满街走的菜教授，而是中国权威学府的权威人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白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王逢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一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孟繁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兼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宁；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叶舒宪。据透露，这部“末流言情小说”竟然被这些权威们吹捧为“全球化语境中的摩登写作”、“21世纪的新的中国开始尝试给予世界新的形象”、“她已经超越了个人的悲伤，进到一个关心整个人类命运的崇高境界”、“她是独树一帜的，因而也是无可替代的”。难道是这些学者吃错了药？抑或是喝昏了头？都不是。实际上，这些学者的领队白烨研究员既参与了贝拉小说的策划和出版，然后又蒙着学者的面具来吹捧她。这就像是那些贩卖核酸营养品的人，一边买假药，一边以专家的身份来宣传这个假药多么有效。这些学者哪里是什么丧失了学术良心，他们是把学术良心给卖了：他们一手卖商品，一手卖良心。
……一个是两院院士、被中国学术界尊为“泰山北斗”的张光斗，另一个是自以为自己是个人物的清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李希光。张光斗在50年代黄河三门峡工程上马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怎么说都不算光彩，与黄万里先生的坚决反对有天壤之之别。可就在去年，张光斗在中央电视台对全国人民说，他曾反对三门峡工程上马。50年前靠牺牲学术良心来捞取了半世荣华富贵，到了临死关头却又要抓一颗良心硬往自己的肚子里塞，中国的学者怎么会这么不要脸？与行将就木的张光斗相比，清华的博导李希光则正处壮年。这位一张开嘴巴就让公众喷饭的传播专家，为中国人民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要求国家立法，不许人民在互联网上自由传播自己的思想。正是因为他敢于做缺德、不要脸的事，李希光才能够成为清华园里的大红人。
据一院士揭露，“曾经有几位院士，联名向国家打了一份报告，想要国家拨款40亿元，发展一个新项目。可是结果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指标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这哪里是在搞学术，简直就是在明目张胆地骗钱。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工商界，诈骗未遂的案犯也会被判入狱。可是，中国的院士好像穿了刀枪不入的马甲，骗成了就赚了，骗不成就算了。这个案子至今没有下文，中国的公众至今不知道这几个骗子院士到底是谁，他们受到了什么样的制裁。中国从什么时候起对骗子变得如此地宽容？
其实，这个流产的40亿元欺诈案还不是数目最大的。在非典肆虐大陆之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就拉上了另外21名院士给政府写公开信，要求政府“构筑我国预防医学创新体系”。可这22人中，有20人的专业与预防医学毫不沾边。谁都知道，在自然科学界，学科已经高度专业化，一个人的学术水平的高低只适用于他自己所在专业，超出他的本专业，他的学识很可能连普通人都不如。这就是所谓的“院士院士，出了他的院，他啥也不是”。这个道理，身为科学院副院长的陈竺院士当然不会不懂。那么，他把一帮不懂专业的院士拉到一起来干什么呢？他是在搞人多势众，以便趁非典之乱达到窃取、垄断国家的科研资源的目的。国难当头，中国的院士却要趁火打劫，真是丧心病狂到了极点！
……历史上中国学术界的大规模腐败莫过于科场舞弊。有清一代，科场案频频发生，著名的就有顺治14年的顺天乡试案和江南乡试案、康熙50年的江南乡试案、乾隆17年的顺天乡试案、咸丰八年的顺天乡试案，等等。而清王朝对科场案的制裁手段也步步升级，在这几个大案中，共处死了30多人。清朝康熙50年，在江南江南贡院举行的乡试中，主考官收受贿赂，阅卷人通伙作弊，实际上是把举人的功名卖了出去。事情泄露后，江南举子群情激愤，把“贡院”二字改写成“卖完”，并且把财神爷的泥像抬到了孔子的庙里。康熙闻讯，立即派员到江南查案。几经周折，最后撤了两江总督的职，而参与科场舞弊的案犯一律斩首。咸丰年间，“上召廷臣宣示戊午科场舞弊罪状，依载垣、端华所拟，主考官大学士柏葰坐家人掉换中卷批条，处斩。同考官浦安坐听从李鹤龄贿属，罗鸿绎行贿得中，均处斩。”堂堂正一品大学士主考官只是因为调换“中卷批条”、考官因为受贿、考生由于行贿，同时被砍掉了脑袋。是不是太狠了点儿？不过，不这么整治，科场舞弊之风只能是愈刮愈烈。不论清王朝整肃科场的目的是什么，其客观效果却都是保证了考场的干净，考试的公正。
反过来看看中国现代的科场舞弊案。参与上海交大和海南大学招生黑幕的要员受到法律制裁了么？没有。不仅法律的铡刀没有落到他们的脖子上，连党纪和政纪的鞭子都没有抽到他们的身上。人类历史前进了200多年，中国的文明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以北大经济学教授厉以宁为代表的一群人，无视中国有数亿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民众这个现实，恬不知耻地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标志是有第二套住房”这么个理论。……
就是这帮经济学家，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上大张旗鼓地提出了“经济学是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这么个口号。实际上，世界上除了伦理学，哪门科学是讲良心、讲道德的呢？讲良心、讲道德的应该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那么，这帮家伙提出这么个口号，岂不是在说毫无意义的屁话吗？他们的目的何在呢？说穿了，他们是在用“经济学是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这个幌子为自己不讲道德和不讲良心做铺衬，然后好去明目张胆地干“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坏事。他们都干了什么坏事？这伙人干的最大坏事就是鼓吹“教育产业化”，结果把一个在人类近代历史上通行的公益事业在中国转变成了一个吃人的产业。他们干的其它坏事还包括：鼓吹扩大两极分化，因为“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他们还要瓜分国有资产，搞“新公有制”（厉以宁语）。据一位某省党报的主编在酒后透露，在中国，最赚钱的买卖有两个：一是倒卖国有资产，一是办报纸──比它们还赚钱的买卖也有，但肯定都是非法的。
2003年8月15日，沈阳黑社会头子刘涌死刑案被辽宁省最高法院改判为死缓。据报导，改判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由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刑法学专家陈兴良等14位“一流法学家”的一份《沈阳刘涌涉黑案专家论证意见书》。消息传出，舆论大哗。最后，中国人民最高法院破天荒地主动介入此案，再次把刘涌定为死罪。问题是，这些法律专家的观点为什么与公众的观点相差这么遥远？据说，陈兴良教授认为辽宁最高法院改判刘涌死刑为死缓是为了保障人权，因为“根据有关证据，在刘涌案件中有刑讯逼供的可能。”这真是天大的笑话。陈教授难道是从月球上来的吗？刑讯逼供是今天才有的吗？是只限于刘涌一案妈？孙志刚被警察无辜地活活打死，陈教授怎么没有写什么意见书呢？你们的的屁股怎么总是坐在有钱人的炕头上呢？有人指出，陈兴良等人受犯人之托拟定那个“意见书”，是“打着程序公正的旗号，破坏程序正义。”真是一语中的。
……两年前，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的橄榄球主教练乔治．欧列瑞（George O’Leary）跳槽到圣母大学，但由于他的简历中虚构的在新罕布什尔大学校队打球以及在1972年从纽约大学得到硕士学历的事情被人发现，结果上任仅五天就被迫辞职。在辞职声明中，这位教练说：“由于多年前的自私无知，我使圣母大学，他的校友和球迷濛受了耻辱。”（Anonymous. O’Leary out at Notre Dame after one week）。实际上，蒙受耻辱的更是他个人。不仅如此，这个有30多年教龄的名教练还丢掉了工作。一个体育教练伪造学历就会得到如此的下场，可想而知，在学术界伪造学历实际等于玩火。
哈佛大学：达西丑闻。约翰．达西（John Roland Darsee）是哈佛大学医学院一个附属医院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他的导师尤金．布劳恩瓦尔德（Eugene Braunwald）是哈佛大学教授、也是美国科学院当时心脏科学的唯一院士。……1981年春，布劳恩瓦尔德为达西争取到了哈佛医学院助理教授的职位。
就在达西准备上任之际，他的3个同事发现了他伪造试验数据的证据。哈佛大学马上收回了给他的聘书，但允许他继续在布劳恩瓦尔德的实验室工作。五个月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ＮＩＨ）发现达西提供的试验数据与其他人的数据有极大的出入，达西丑闻这才走出了哈佛大学。最终，达西发表的17篇论文、53篇摘要被撤销。ＮＩＨ禁止达西十年内申请或参加ＮＩＨ的科研项目。
麻省理工学院：巴尔第摩事件。巴尔第摩（David Baltimore）是美国生物医学界的传奇性人物。他26岁获得博士学位，36岁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37岁获得诺贝尔奖，52岁时（1990年）回到母校洛克菲勒大学任校长。在此之前，他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可以说，他是世界生物学界的权威，是美国学术界的领袖。但在1991年，巴尔第摩被迫辞去了洛克菲勒大学校长之职，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以“巴尔第摩事件”的主角而闻名国际学术界。
斯坦福大学：“间接费用”丑闻。1990年，就在“巴尔第摩事件”的硝烟在波士顿上空弥漫之际，在美国的西海岸爆发出了更大的学术丑闻：有“西部的哈佛”之称的斯坦福大学被联邦政府的一个会计揭发，说他们利用所谓的“间接费用”欺骗联邦政府的钱财。据这位会计估计，斯坦福大学在80年代从联邦政府多索取了二到四亿美元。
什么是“间接费用”呢？“间接费用”是政府在发放科研经费时给予研究者所在单位的费用，用于房屋、水电、文秘等开支。一般来说，美国联邦政府规定的间接费用率占科研经费的40-60%，超过上限，要签订“谅解备忘录”。在整个80年代，斯坦福大学与联邦政府签订了90多个这样的备忘录，涉及金额二亿多美元，而名列第二和第三的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总共才签订了20个“谅解备忘录”。不仅如此，斯坦福大学拿到联邦政府报账的项目包括该校校长卧室的装修，他的婚礼招待会，斯坦福一家的墓地，甚至一艘豪华游艇的折旧费。
1991年3月，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调查斯坦福大学的这个案件。美国的新闻媒体也一拥而上，连篇累牍地报导此事。最后，斯坦福大学校长辞职，斯坦福大学向联邦政府退还了100万元间接费用，外加120万美元罚款，尽管它拒绝承认自己犯法。
章太炎曾把社会的腐败分成两种，一种是“土崩”，一种是“鱼烂”。土崩是从外面开始，一层一层地崩坍，而鱼烂则是从里面开始，一直向外烂。可以说，中国的学术界目前就处在鱼烂状态：它就像一具金缕玉衣包裹着的腐尸，从外面看金碧辉煌，但它散发的臭气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它腐败的程度。
在亦明2004年揭露学术界腐败的的大作发表后，学术界的堕落未见任何好转，一如既往下滑以至无底深渊。最近的丘成桐与北大就人才引进的真假之争就是见证。大局糜烂，无可救药，学术不可能独善其外，下滑至无底深渊正是事理逻辑之必然，正是末世来临前夕人文毁灭的最后征象。
2006年7月11日，世界著名数学家美籍华人丘成桐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中国很多大的项目，表面上请了很多人来，特别是引进很多外国专家，实际上都是假的。很多名教授在国外是全职，按照规定必须九个月在美国国内（做研究）。比如哈佛大学的教授，必须九个月在美国，只有三个月可以在外面。所谓全职引进，都是假的。为什么要作假，有钱可捞就有人做。北京大学也好，其他学校也好，给的是全职引进的钱，一年有捞几百万，为什么不捞？……《纽约时报》说北京大学40%的引进人才都是海外的，你去美国调查一下，我担保大部分是假的。”此前，丘成桐还批评了自己的学生北大数学系教授田刚。田刚同时在多所国内外大学兼职，未达合约工作量，却拿数百万年薪。丘还指责田刚有学术剽窃的嫌疑。
北大在令人难堪地沉默了20余天后，由新闻发言人赵为民作出回应。回应不敢正面澄清丘先生指斥的事实，却对丘的批评反唇相讥。
北大数学院教授丁伟岳、项武义等人则在公开答辩中指责丘是出于“名利争斗”与曾经的学生田刚为难，指责丘破坏了北京大学的声誉。仍是始终回避丘成桐说的“引进教授拿钱但是不做事”，以及北大学术垄断、“学霸”的指责。
网络上的民意一边倒地支持丘成桐，相信丘成桐的网友超过85%，而支持北京大学的不到5%。
香港记者闾丘露薇就此专访丘成桐后说：“看看北大的声明，其实并没有回应到丘成桐指出的问题，强调的是关于引进人才对学校发展带来的正面作用，其实邱教授指出的，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那就是诚信，以及职业操守。”
2005年底，有人在网上举报，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汉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进等人涉嫌造假，指出“汉芯一号”芯片是陈进从国外购买带回，雇请民工打磨掉MOTO标志后，再烙上“汉芯”标志，然后作为重大科技成果申报，骗取中国政府1.1亿元人民币（约1,37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到账6,000多万元）。芯片研发是中国科研关注重点，造假举报震动了上海交大和科技部。几个月的调查之后，上海交大在今年5月12日证实陈进严重造假，并决定撤销陈进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职务，有关部委也开始追缴相关经费。却不再追究为什么这样一个低级拙劣的骗局能一路绿灯通行无阻至最高学术机构最高行政机构。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说：“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教授说：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八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2003年5月率领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考察，但哈佛大学校长拒绝接待祂们，理由是，哈佛大学对于来自ＳＡＲＳ疫区的学者和学生都有隔离十天的规定，为一视同仁起见，“决定不予接待”。据北大“校长信箱”版主的介绍，许院士率领的这个“中国科学院院士代表团”出访美国的目的是“为加强院士队伍的建设，制定科学家伦理道德建设等方面的规范和制度”。道德乃立身之本，因此把上面的官文翻译成老百姓的话就是：中国的院士要向美国人学习如何做人。
湖南省高教代表团在美国考察期间发生车祸。美国警方介入，于是这个代表团的七名成员的身份曝光了：都是什么校长副校长，其中只有一人懂英语。如此访美代表团大约有上百个。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主张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何祚庥说：“我要严厉批评一个口号，即所谓‘人要敬畏大自然’——一种对人和自然的关系无所作为的观点。”
说了这么多学界令人沮丧的事例，现在来看一个正面的真实故事。
有高尔泰者，是一位公认的学者型的作家、画家、书法家、美学家。高尔泰曾是右派，在西北荒漠夹皮沟劳改，九死一生。1978年高平反后来到某大学教书。时省委书记在大气候的影响下要接见他。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就通知高某日某时省委书记要接见你，请作好准备。届时，省委书记来了，高尔泰却不见人影。怎么也找不到。过后，有人在一间小屋里看见高尔泰在作画。问曰：怎么忘了省委书记要接见你？高答曰：是他要见我，我没要见他。
如果省委书记轻车简从，便服拜访高尔泰，而不是如此呼来唤去，那高尔泰再清高，大约也不会拒绝接受书记的“礼贤下士”而与之交谈。
贵哉，高尔泰！妙哉，高尔泰！大哉，高尔泰！
学界即使沉沦堕落到毁灭，也会有高尔泰这样的火中凤凰！@
——原载《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