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0日讯】这几年汉服运动有方兴未艾之势，汉服运动员们常常穿着汉服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惹得观者以为他们在搞行为艺术。这种看法常常引起汉服运动员的不快，今年初就有汉服运动员为此状告报社侵犯了他们的名誉权。据原告说，他们是在举行成人礼，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被人看作是行为艺术，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事令我联想起孙昌胤的遭遇，孙昌胤是唐朝人，感慨于唐代也有些人心不古，非常严肃的成人礼居然也没有人搞了，于是——不知道有没有像现在的汉服运动员那样跑到公园里——给他儿子举行了成人礼，第二天上朝时，对同僚说：“我儿子昨天举行过成人礼啦”，结果同僚们一点兴趣都没有，更有一位同事说“关我× 事？”于是“廷中皆大笑”。柳宗元的故事讲到此为止，但不难想像，孙昌胤心里一定装满了礼崩乐坏、唯传统可以救中国之类的关键词，如果当时有北京朝阳法院，说不定也就去告他一状了（我这也是以今测古，如果测得不对，万望孙先生莫怪）。
问题出在哪儿呢？你有兴趣的事，别人未必有兴趣。孔子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被很多人接受，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但真正得到奉行的，恐怕是由此得出的一个不正确的推论，“已之所欲，则施于人”。比如说中国式的“劝”酒，不管对方能不能愿不愿，也要强制半强制的“劝”他喝，这种酒品就是不文明的酒品（最近有党报文章指出这是“公开的强暴”）；比如说广电总局喜欢主旋律，所以他们能管得着的所有电视台在黄金时段都只能播主旋律，这种机构就是不文明的机构；比如说佟皇后死，不管康熙是真悲伤还是假悲伤，总之全国人都不能娱乐，洪昇在皇后丧期内观看《长生殿》，所以要坐牢，这种制度就是不文明的制度；再比如各种宗教的、宗教式的战争，都是为了施于人。这类不文明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有鉴于此，茅于轼先生提出“已所欲，慎施于人”。就拿汉服来讲，不能因为你热爱汉服，就要求别人也必须顶礼膜拜。如果这样是可以的，那么逻辑的说，任何一种衣服都可以获得这种地位，只要“施于人”的那个人愿意；再逻辑的说，既然衣服可以由“施于人”者强求一律，那么有哪一样事情不可以呢？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人大孔子研究院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儒联常务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兼学术委员张立文先生提议要创立国服以便开会的时候有衣服穿，而且看起来不像是在开玩笑，所以我就断定，张立文先生脑子里想的一定是“已之所欲，必施于人”那一套。因为很显然，如果说张先生真的特别钟爱某种款式的衣服的话，那么不要说开会的时候穿着它，就算是洗澡的时候也穿着它，也不会有人干涉。所以我非常同意张先生文中“这不是危言耸听”的说法，这的确不是危言耸听，根本就是个笑话。而且从张先生那串长得我一口气念不下来的头衔和他的文章来看，张先生的所谓国服决不可能是西服，而是与汉服运动遥相呼应。万一这并非张先生本意，也不能全赖我，盖张先生雄文一出，网上立即有一批运动员高呼“以汉服为国服第一选择”云云，致我作此之想。
提起汉服，让人顿生莫衷一是之叹。从历次报导中的图片来看，汉服运动员们也没有达成共识，有时这样，有时那样，到底是哪样，我看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也难怪，中国历史那么长，其间服装样式变化多端，到底奉哪一款为正统的确成问题。对于有志一同，以恢复汉服为已任的运动员们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小问题。但是我说，这绝然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张立文先生雄辩的指出：一、服饰文化给人以国家的认同感、民族的认同感、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宗教的认同感；二、这种认同感是文化的亲和力、国家的凝聚力、民族的生命力的源泉。三、服饰文化的正统是什么呢？是国服。这就是说，万一穿错了衣服，文化就没有亲和力了，国家就没有凝聚力了，民族也没有生命力了。性质既然如此隆重，问题必定十分麻烦。值此无知之幕尚未揭开，正宗国服尚未公布之际，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不是汉服运动员 ——都有穿错的可能，一旦穿错，就成了国家民族的罪人。怎么办？我倒是有一个补救方案：在“正统”亮相之前，大家都脱光衣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嘛。
王小波说，国学之所以厉害，就是因为顶着一个“国”字，谁抢到这个话语制高点，谁就可以压制不同意见。看来国服亦然。虽然张立文先生说他“并不是反对服饰多样化，拒斥不同民族、不同服饰的交流、吸收、互渗、互补”，但拜读了大作之后，总令我感觉身上穿的不是衣服，而是藏着定时炸弹的铠甲，又沉重又危险。
既然国服碰不得，只好再来说说汉服。汉服运动员大概也不好意思说汉服实用，所以努力称赞汉服美观。因为美观，引来很多积极的女运动员。对此我有一个疑问，这些女运动员们穿的汉服有没有裤裆？因为汉代以前无“裤”字，只有“绔”，绔就是没有裤裆的，只裹着两腿，双腿以上，概置不论。有裆裤最早是在胡服骑射时从胡人那里学来的，其流行，则在汉代以后。霍光的外孙女，史称孝昭上官皇后，霍光希望她得宠有子，有一次汉昭帝生病，太监太医们为阿谀霍光，说皇帝要禁欲，于是下令宫女们都改装有裆的裤。此后裤子才普及开来。但是汉代后宫，实在是女性裤裆变化最剧烈的时代。汉灵帝荒淫，命令宫女们都必须恢复开裆裤，这样“王勃”的时候实用一点。虽然无缘问津，但我敢断定，运动员们恢复的必然是绔。因为裤是外来的，对亲和力、凝聚力、生命力都有负面影响。君不见，汉灵帝一脱掉裤子，汉室立即声威大振。
服装固然有其实用功能、审美价值、社会文化及政治意义，但都是有其限度的，把服装看得关乎治乱，实在是一种不可理解的思维方式。就拿实用功能来说，服装固然有蔽体御寒的实用功能，但假如硬要把服装当电视机来实用，肯定没道理可言。可惜这种不着边际的思维方式却代不乏人，而且搞得人头滚滚。比如说元魏的祖先力微，他的儿子沙漠汗曾经在晋朝当质子多年，返回时，在欢迎宴会上，沙漠汗当众用弹弓打下一只飞鸟。部落酋长们慌了神，说“太子穿着南方的衣服，又学会了这种奇术，这样的人不能继承国统。”（当时鲜卑人还没学会用弹弓）而且还向力微打小报告，最后硬是把沙漠汗给杀了。这件事究竟是沙漠汗穿衣不当影响了亲和力、凝聚力、生命力，还是酋长们太混蛋？到了拓跋宏（元宏），则反其道而行之，一心思慕汉化，连鲜卑姓都要改成汉姓，衣服自然不能例外。他还赐汉服给他儿子元恂，结果元恂私下里还是穿着胡服，被元宏发现，狠狠的揍了他一顿，并且把他关了起来，最后甚至杀了他。两位太子，前后相继，一个以穿汉服死，一个以不穿汉服死，真是让人唏嘘。问题难道出在汉服本身吗？显然不是。问题就出在这种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上。古代王朝建立，就要“易服色”、“别衣服”，就是把服装当作政治标志，区区布帛，哪能承受这些不堪之重呢？
应该说，越是文明开放的社会，这种泛政治化的思路越是没有市场。布什也装过唐装，但没有人说布什要投降中国文化，很显然，一个有自信力的民族哪能随随便便就投降？越是缺乏自信、无力改变大局的团体，越是容易想出种种奇妙的主意，在这种小事上较劲。明代官员在挨廷杖的时候，就喜欢自己跟自己较劲，咬紧牙关不喊出声音来。这种精神当然很可嘉，但显然，真正应该较劲的是取消廷杖制度。所以说，穿不穿汉服，实在无关宏旨，关键是能不能有一个好的制度（至少不要“已之所欲，则施于人”），充分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创造力，以期为世界做出汉服之外的贡献。
经过近年来的社会变迁，服装的政治意义已经在淡化，相比过去穿“奇装异服”都要挨批斗来说，这的的确确是个进步，但现在一帮运动员们又要把服装拉回到关乎夷夏之辨、政治治乱的老路子上去，如果不是智商有问题，就是动机有问题。我宁愿相信是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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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292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