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7日讯】邓小平的功过要怎样看？转眼间，邓小平已死十年。作为中共史上一个曾经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中共政府对他的周年祭奠活动显得分外的淡然，相对于官方的冷淡，民间对邓的纪念活动却很是火热。那我们到底要怎样的来评价邓呢？ 连接收听
哎，这说起来呀，今年二月可是邓死亡十周年，以及他的这个南巡十五周年，可是出乎意料的是，中共方面居然是十分低调的处理了这么一个对他们来讲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但据我所知，民间对邓的纪念活动还是有的，所以总体来看，现在中国人对邓小平的评论可以说是毁誉参半的。那么我们到底要来怎样的定位邓小平呢？接下来呢，我想为大家放一段录音，这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李保庆先生的一段话，他79年入党，曾担任过党支部书记，99年自动退党。在下面的讲话中，他谈到了他个人对邓及其所作所为的一些认识。
(录音:deng1) 嗯，我这里呢还有一段朱国健先生写的文字，更为简练的总结了邓的后半生。他说呢：二○○七年，是一个逼人深入研究邓小平与中共命运趋势的重要年份–五十年前，邓小平遵旨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身份直接指挥“反右扩大化”运动，让中国思想自由度跌入最低谷；四十年前，“作法自毙”的邓小平被文革打倒；三十年前，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复出，开始“反对‘两个凡是’”，“彻底否定文革”，为“右派”有限平反，谋划“改革开放”，创办经济特区；十五年前，身陷“六四风波”的邓小平以“南巡讲话” 发动“第二轮改革”，为自己和中共重探一条生路；十年前，邓小平逝世，香港“回归”，大陆政治体制改革冻结，言论自由度每况愈下持续滑坡接近历史最低谷。其实不管是李保庆先生的话，还是朱国健先生的文章，我想都是为邓的后半生事迹列出了一个大纲。那么在我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让我们根据这些线索展开来，看看我们到底要怎样的来定位邓小平这个人物。
正如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两段关于邓小平的评论一样，邓自中共建政以来，做过的几件大事就是反右、改革及六四。那么总体来讲呢，很多人会像评价毛泽东一样的，评价邓小平，也就是把他的功过分开来看，也就是那种什么几几开的说法。
没错。有人说，邓的功过应该是三七开，还有说七三开的。但说实话，这种评价一个人的方法，也可以说是中共的发明创造了。然而，从这种评价方法的本身而言，其实说白了就是为某些特权阶层开脱罪行的说词。记的英国政论家塞西尔说：“没有什么道德的储蓄银行，让人们可以在那里积存好事，以便在适当的时候提取相当数目去抵消他所做的不公道的事情。”我想用这句话来批评中共的领导者们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不管是毛也好，邓也罢，他们总是会充分的利用他们的功过几几开的理论来为自己的残忍罪行找到开脱的借口。
确实如此，在他们的眼里，好像一个曾经蓄意害死了数名病患的医生，只因为他也曾救过一些其他病人，就不算是杀人犯了。这种道理显然是说不通的，然而到了毛、邓的身上似乎就成了一种顺理成章的准则。所以就算他们是屠杀了我们千千万万同胞的刽子手，可还是有人会因为他们的所谓伟大成就而对他们的血腥屠杀或视而不见，或纵容待之。
嗯，这也正是我为什么会非常赞同胡平先生的判断观点。他的准则非常简单，就是把罪恶看作罪恶，把罪人看作罪人。不管那个人曾经是怎样的人，不管他曾经有过怎样的成就，可是，罪恶的事不会因为从事罪恶的人的身份不同而有所不同，那么犯下罪恶的人，也不会因为身份的特殊而摆脱罪人的称号。胡平先生在他的一篇评论邓小平的文章中说：“批判不能改变过去，但它有可能影响未来。这就是我为什么始终对”六四”元凶坚持严厉批判立场的原因。如果一个人杀了人还不认罪，我们还要称颂他在其他方面的种种成就，对他实行什么功过几几开，让他在历史上还有个正面地位，他干什么还要去认那个罪呢？更严重的是，后人遇到类似的情况，凭什么不照此办理呢？对过去的罪恶辩解，就是对未来的罪恶纵容。除非我们坚持这样一种标准，造成这样一种舆论，让人们都知道，有些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一旦做了。不管你以前或以后还做过多少好事，你都永远洗刷不了历史罪人的耻辱。否则，我们便无异于认可了这种罪行的合法性，并为以后此类罪行的再次发生提供了危险的榜样。”
其实，看过不少的评论之后呢，我的感觉就是这些评论人士还是抱持着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邓的作为当中，还是有功过可谈的。虽然他搞了反右，可是他后来也平反了右派；虽然他搞了六四，可是他后来也表示了他有“不得已”的苦衷；而且，他搞了改革开放，让大家过上了好日子。所以，总体来看，邓的功大于过。怎么看，他都应该是一个被人推崇的人物。因此今年虽然官方对邓的纪念非常淡化，而民间对邓的纪念活动显然要热情许多。那么，邓小平的这些作为，就真的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吗？邓小平真的是一位值得我们来纪念与尊敬的领导者吗？
你要让我说的话，我可不大会认同这种说法。事实上，我倒是觉的，他从本质上来讲，根本就是中共史上继毛泽东之后的又一位暴君。而且，他的地位可以说是非常的微妙的。
哦？怎么个微妙法儿呢？
这个邓小平从来就没当过国家与中共党的领导者，不过就是个军委主席。然而，我想在我们广大中国百姓的头脑里，他的地位早已是凌驾于一切领导者之上的太上皇一样的人物了。就是到目前为止，有好多人都忽略了一点，原来邓小平不过只是个军委主席，从来就不曾坐过国家主席和中共的最高领导者的位置？
这还真是很难说。毕竟现在提到邓小平，都会把他定位成中国的第二代领导者。还真没想到他的头衔居然只有个军委主席。这样说来还真是有些耐人寻味了。他凭什么只以一个军委主席的身份就能主宰整个中国的命运几十年呢？
你刚才的那个问题问的好，就是邓小平凭什么以一个军委主席的身份可以操控中国几十年。我想呢，在曹维录先生的文章中就已经给出了一点答案，那就是，他完全是 像毛泽东一样，是“枪杆子里边出政权”这一准则的绝对信奉者。一切的权利他都可以放手，唯独这个他是绝对不可能让别人掌握在手中的。所以，他执政的几年间，可以说中国的政府完全就是个军政权。有了军权的他，可以说是有恃无恐，解除胡耀邦、赵紫阳两代中国和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职务，开除方励之、王若望和刘宾雁三人党籍，并一手导演了 “6.4”天安门屠杀学生的事件。90年代初邓还以手中控制的兵权操纵国政。这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都是绝无仅有的。毛泽东虽然也是靠军队搞独裁专制，但他至少还是个中共的最高领导人。那在邓之后呢，抓军权成了中共党魁们的第一要务。这个从江泽民的身上也是可以看出来的。
嗯。那么刚刚我们也有提到说，这个民间对邓小平的认识还是觉的他的功大于过，是个绝对值得我们尊敬的人物的。(XX：是)那么你又是怎么来看这一现象的呢？
其实，真要说起来，大家对邓的感谢，只是因为他搞了这个改革开放之后，大家日子好过了一点。然而就这个问题来讲，我觉的也是有待商榷的。
确实。看看眼下的中国，虽然说经济的发展是得益于邓的改革开放理论，可是，众多的社会垢病也同样的源于邓的理论。那么我们要怎样的来正确评价邓的改革理论呢？
在评论邓的那些非常有名的改革理论之前呢，我想先读一下胡平先生一篇文章中的一段，他说：“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而农村的改革则始于农民冲破人民公社的桎梏搞分田单干。一个决非秘密的事实是，农民的这一举动并非为了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也不是为了实现邓小平的设计。相反，农民们是自觉地违抗党的方针，甘冒极大的政治风险，自动自发地迈出这重要的一步。凡对中国改革进程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改革是”实践走在理论的前头，群众走在领导的前头”。天下哪有张三自己修起了房子，却把后来的李四称为房子设计师的道理？。。。。。。回顾中国的改革，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支持农民分田单干，还是展开真理标准讨论，邓小平都不是第一推动者。邓小平唯一的”创造”就是提出”四个坚持”──这其实是毛泽东”六条标准” 的翻版。在邓那里没有什么改革的计划或蓝图，邓只是意识到过去的体制有问题，不改不行，但对如何改却心中无数。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说，不论怎么改也不能改掉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也就是说，只要在保持一党专政的前提下，白猫也好，黑猫也好，姓社也好，姓资也好，不论怎么改都行，都不妨试试，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可见，邓并不是什么改革的设计师。”
恩，说到邓提出的这四个坚持呢，其实，无非就是为了要巩固中共的地位，让大家铭记中共的恩德，不要有什么秋后算账的想法。而在另一方面，他定下的这个限制改革的框框实质上是限制了中国民主的进步。正如曹维录先生所说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堵死中国走向民主化之路。一方面，邓小平说无论黑猫白猫，拿着老鼠就是好猫；另一方面，又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限制人们进行民主化的改革。这就是说，无论黑猫还是白猫，都必须是坚持走社会主义的猫。如果走民主化道路，即使对国家公民都很有利，也要坚决扼杀，拿着老鼠也不是好猫。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三个最重要的原则：一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二是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三是必须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标准。他说：“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邓小平这套理论是典型的经济上搞活，政治上搞死，顽固坚持一党独裁的政治路线，维护一党的既得利益，为后来官商勾结、权力寻租、人治政治、贪腐成风、盗抢国有资源、抗拒政改提供了理论根据。
那么说到邓的这个改革开放，你觉的，它到底给我们这些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呢？
我觉的这可以分几点来看。首先，我觉的，在那个历史时期就算不是邓小平，换个其他的什么人来也一样会提出发展经济政治方针。因为这是当时历史的必然趋向，是当时中共自救的必然手段。那么从这方面来看，我不觉的有必要去感激邓的什么功德。这是他的唯一出路。换句话说，这也是他为了挽救中共危机而不是切实迎合百姓的需要所采取的措施，这么看来，也实在是没什么好感激的。再有呢，这个改革说好听点儿，是让大家过上了好日子。然而，真正的发达起来的，却只有那些有权阶级。
这倒是真的。与其说邓小平是创造性的提出了什么改革开放的理论，不如说，他只是把部分被中共抢走的权力，又发还给了人民。也就是在经济上对人们作了适当的放松。然而，几千年来的中国人都一直是生活在自由经济之中的，邓小平不过是把计划经济部分重新改回到自由经济。计划经济也许需要人为地设计，自由经济则是自然发展的结果，政府的作用只是在此基础上作适当管理。所以，现在中国人富了，请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真的是这个中共政府为你做了什么，那绝对是由于你们自己的辛苦劳动而换来的应有报酬。更何况，邓的经济上搞活和政治上管死，给当政者掠夺公民财产创造了千 载难逢的机会，是中共盗卖国有资源，腐败越演越烈的罪恶之源。
说到这个，陈破空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就指出，在经济建设中，邓小平的人治陋习和独裁思维，确实是给中国社会留下无穷隐患。比如，邓自称“摸着石头过河”，就是 “临时拍脑袋”的典型人治手法，导致“一哄而上”，让中国社会白白错过本应由制度改革做起的有序过渡；又比如，邓要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没有解决权力监督的前提下，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富起来的，自然就是中共权贵及其亲属，迄今，中国亿万富豪中，90%以上为高干子弟，就是明证。贫富分化，贫富悬殊，贫富仇恨，都是邓小平那一句话惹的祸。有的贪官入狱后，甚至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邓语录，对抗审讯，是滑稽还是讽刺？令人啼笑皆非。
关于这一点，我这里还有几个比较详实的数据。在《人民网》上，一篇非官方的文章在无意间公布了一个数据：“有统计表明，中国１０％的最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４０％以上，而 １０％的最低收入家庭的财产只占总额的不到２％。” 中国的贫富差距在短短20年内贫富日益扩大，富人越来越富。进入1999年中国首富排行榜的富人最低身价5千万人民币，到了今年，中国首富排行榜的富人最低身价比1999年增长了1600%，达到8亿元人民币。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官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 “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事实上，在三十多年前被喊的十分响亮的口号，在今天已经成了对中共政府来讲非常尴尬的政策。邓小平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际上是让大批执政党和政府当权者及其亲属通过强取豪夺富裕起来，然而，中国大众则不得不承受住房难、上学难、就业难、看病难这些所谓的改革代价。
这也还只是一部分。我这里还有一段来自对郭国汀律师的采访录音，他也谈到了一些他个人对邓小平改革理论的一些看法。让我们一些来听听看。
(录音：deng2) 嗯，郭先生的这段话确实是点出了改革所带来的不容忽视的又一弊端。确实邓小平的这一跛脚经济改革理论带来了许多的道德层面的弊端，可以说，今天中国社会上的种种社会问题的根源都或多或少的来源于邓的理论。就像胡平先生说的，邓小平给中国留下了一笔可怕的遗产。乍一看去，这十几年来，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社会也还稳定，有人便称赞这场改革代价小，成本低。殊不知事情正好相反。在经济繁荣的背后，一种最畸形、最怪诞的社会权力-利益分配格局已经形成，国人的良心良知，国人的正义感即公正信念遭到了空前的蹂躏。这是最高的代价，最高的成本。关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它一个特点是把政府几十年错误决策的恶果转嫁到民众身上，另一个特点是许多官员把人民几十年劳动创造的财富大规模地转移到自己名下。过去，共产党高举”消灭私有制”的旗帜，用最残酷血腥的手段消灭了中国整整几代经济精英，摧毁了原有的市场经济，把全体人民强行纳入共产体制。一直搞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中共高层统治者才大梦初醒，后知后觉地懂得了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私产制优于共产制这层道理。那么从这点来看，邓小平还是真正的改革了什么，而是归还了某些被中共剥夺走的东西。
那么我想呢，现在不少中国人还是会比较反感于我们谈论邓小平的不是。觉的我们有些忘恩负义。他们有着非常类似于毛时代的那些中国人的理论，就是没有邓小平，我们就如何如何的说法。像是，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经济繁荣；没有邓小平，俺哪开得上摩 托？没有邓小平，俺哪娶得上媳妇？
其实但就这个说法的本身就很有问题。什么叫没有邓小平，就没车开，没媳妇娶。从这种说法的本身就可以看出，当初的中共对中国人的盘剥与控制已经到了无所不管、无所不在的地步了。邓小平只是把这种枷锁的盘扣松开了几个，大家就把他当成了救星了。可大家怎么就没想想，如果中共的这种盘剥与控制从一开始就不存在，那么中国又会是什么样子呢？那时候，大家还会感激邓小平吗？想来是不会的了。
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讲呢，既然中共的这种束缚已然存在，那么我们是否就要去感激邓小平的示好措施，感激他让我们在已然窒息的空间里又获得了某些可以喘息的机会呢？
我想，在这里我们还是用胡平先生的文章来解答这个问题，胡平先生说：在七八年十月，他收到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心中确有意外的欣喜。由于家庭出身属黑五类，所以事先都没抱什么希望。中央恢复高考制度，一大批青年获得了进大学深造的机会。 报上发表许多文章和讲话，感谢华主席，感谢邓副主席。他那时也问过自己是不是该感谢，他认为不必感谢，因为那是他们应有的权利，而且它迟来了整整十年。那么这个时候，胡先生还想起了列宁的故事，列宁的哥哥因参与刺杀沙皇而被处死，但那丝毫不影响列宁在第二年顺利地考入喀山大学。列宁在校期间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校方开除，但那并不 影响他后来顺利地通过毕业考试，获得大学文凭。列宁为什么不感谢沙皇呢？
是啊，如今，不少朋友都说，多亏邓小平，否则我们怎么能有机会出国留学。可是，当初邓小 平们到法国留学，他们又是否感谢过那时候的政府呢？
胡先生接着还说，老子曰：”太上，不知有之。”这就是说，最好的统治者，人民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人民会把已有的一切都看做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专制统治者深明此理，所以主张对老百姓要恩威并施。如果你光给人民好处，人民会认为那都是该的，人民不见得会领你的情。要让人民知道感恩，你就必须让人民知道你的厉害，要让人民知道那些好处你是随时可以拿走的，你是完全可以不给的。邓小平的名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动词”让”字用得极其准确，暗示着那个不露面的主语，谁让？当然是他邓小平，是共产党；有”不让”才有”让”，能”让”意味着也能”不让”。无怪呼人们要感谢邓小平了。当年的列宁、邓小平并没有因为能够考大学和出国而感谢那时的政府，我们这代人却因为得到同样的东西而情不自禁地对邓小平心存感激，这究竟是说明了我们的处境更优越呢，抑或是说明了我们的处境更低劣？
这确实是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个非常值得大家好好想想的问题。这种感恩的情绪到底是真正的源自被救赎者纯粹的感激，还是被绑架者对绑架者的“斯德格尔摩”心理。如果是前者，我想我们都应该为邓小平树碑立传的。如果是后者，那么就只能说是我们某些同胞的悲哀了。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我们可以再来谈谈邓小平晚年所做的另外一件比较轰动的事情，就是这个六四屠城。对于六四，现在的中国人可以说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大多数人是认为这是邓小平的过失，如同毛的文革一样，这都是这些中共前几代领导者们不可开脱的罪行。而有部分人则认为，邓的做法并没什么不对。那是他在当时可以做出的唯一决定。就像邓的女儿毛毛在她的书中写到的，当时邓小平这样做，也是不得已的一样。那么我们要怎样的来看待他的这种不得已呢？
首先我觉的，不管当时的背景是怎样的，他下令屠城，向那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就是在犯罪。你不能说，你杀了个人人都认为是该死的坏人，你就不犯法，你就不用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这样的话，咱们中国所有的老百姓都可以成为杀人犯了。你说中国的那些贪官们哪个不该杀，真要是说杀了他们不犯法的话，恐怕百姓们早就把他们全都杀了。能行吗？所以，不管邓有什么样的理由，他所犯下的杀人罪行就是罪行，没有什么可解释的。更何况，他的那些理由说白了无非就是为了要巩固中共的地位罢了。还有什么呢？站在他的立场上，他是很不得已。可是站在人的立场上，他却失去了做为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底线、丧失了人应有的良知。有人说，没有六四，今天的中国不会有现在这样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可是如果真的没有六四，社会状况真的会像他们所预言的那样吗？我想，我们现在在这里做再多的假设也都是图劳的，毕竟历史不可能重来，我们不能预知不会发生的事实。然而，我们却可以对照着历史的过去，找寻一些参照。民主与独裁下的社会，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文化上的发展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没错。像胡平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就提到说，希特勒妄图称霸世界，为此他必须振兴德国的经济。假如希特勒在振兴了德国的经济之后，还没来得及发动战争就死掉了，而他的继任者们又放弃了他的战争计划并把德国转变成了一个和平的民主国家，那么，尽管我们明知希特勒振兴经济的目的是邪恶的，但我们也要承认他使德国的经济得以复兴，在客观上总还是做了一件好事。反过来，希特勒敢于发动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无比深重的灾难，正在于他有造孽的本钱，那就是他振兴德国经济，获得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个人威望。这时再回过头去看，我们还能对他一度振兴了德国经济一事表示称赞么？同样的，我们要来怎样的定位邓小平，我想这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中共自身的态度已经说明了很多的问题。那如果要我说，我觉的邓小平是个纯粹的中共党徒，也是个可怜的中共的牺牲品。
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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