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日讯】（大纪元记者郭秋怡综合编译）在香港科技大学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的学者赫兹（Carsten A. Holz）最近在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 Economic Review)期刊中，发表了一篇关于他在中国从事研究的所见所闻，文中详实道出了中共如何收买学者，迫使这些学者为获得所需数据，而有意无意地全盘接受中共的利用，一次又一次地从事着中共“可接受”的研究。
中国有些数据是不公开的，中共就是利用这些信息逼迫学者就范。中国经济统计资料皆是国家统计局依中共党中央委员会及国务院的特别需求而编制的，另外，世界银行等其它国际组织，以及西方的投资银行的研究部门都因与中共有利益往来而对中共言听计从。
在中国从事研究的西人学者都不能幸免
文中惊讶地表示着来自崇尚自由的西方社会的学者是如何违背他们的理智配合着中共，也是对中共箝制学术自由的一项直接见证。有些在中国从事研究的外籍研究人员甚至已在中国成家立业、落地生根，他们在中国的职业生涯尤为仰赖与中共官方的往来，所以一再尽其所能讨好中共，而讨好中共的唯一途径就是绝不违背该党。
经济改革使中国民众与海外自由民主社会接触的机会略为增加，所以许多人也以为开放后的中国对于国内言论及学术研究的管制应该较为宽松，外电评论认为，事实上中共在这些方面的压迫控制并未放松过，只不过手段由血淋淋的生硬转变为狡猾。
中共禁锢言论或已众所周知，但竟连在中国从事研究的西人学者都不能幸免。文章指出，依据中共的法律规定，外籍学者必须在当地学者的协同下才能搜集数据与进行研究，访查活动也必须依其党而行，尤其内容更仅取决于政治考量，中外学者多年来均习以为常。
文章说，中国学术圈内的人都心知肚明，如不依中共意愿而行，麻烦会接踵而至，具美国公民身份的香港城巿大学巿场行销系副教授李小明（Li Shaomin）就是一例，因接受台湾资助及对中共政体的批判，为他带来了五个月的牢狱之灾，香港城巿大学自始至终皆未为他出面。这让作者赫兹惊呼中共是如何让李教授、香港学者等变得如此沉默。
中共改造知识份子始终如一
著名海外流亡作家何清涟在“学术”期刊(Academe)文章指出，中国知识份子遭受中共迫害最严重的时期是在1949-1976年的毛泽东时代，是凡批评共党领导者皆送劳改或甚惨遭处决。1957年2月，中共号召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知识份子勇于向共产党谏言，孰知这不但与言论或学术自由根本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相反地，这正是中共在学术及艺文界贯彻一言堂，以迅速肃清异己的政治宣传。
文章说，中国巿场开放后，文化大革命时期遭禁的中国经典文学、俄罗斯文学、西方社会科学一些刊物可以在中国流通了，然而，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学术自由解禁了，仍有多个领域还是任何人都碰不得的禁区，例如西方政体或民主体制、文化大革命、中共党史都还是绝对禁止的，无论任何学术理论或言论，只有不是直接批评中共政权，学者才可以用来从事研究；另外，对于改革政策的评论只接受正面的宣扬。
文章指出，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迫害知识份子，和早期并无不同，然因人民对事实的探寻及国际舆论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中共只好修正策略，重塑形象，开始转向意识型态的控制。原本的公然重罚，也被其它形式取代，包括停止升职以及薪水、住屋、医疗保险等的剥夺，其中尤以辞退职务最为严重，一旦因政治理由而遭解雇，就无法再找到正职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小娅就是一例，她在1990年代初期出版一本名为六四政治运动的书后，即遭开除，没有房子及收入的她必须挣扎求生，可见近代的中国知识份子受到的压力实不减当年。
文章说，此外，对于学术界人士，还以金钱与学术声望利诱齐下。顺其意者，加薪兼领特别津贴，或受聘指导博士生，其它还有研究基金、海外观摩、买文凭等等便利条件，名利双收，好处真的好像多到数不清。
文章指出，近几年来，中共对异己施行的政治迫害开始冠上新的罪名，不再直接以批评官方为罪名起诉，而是以贿赂或从事经济犯罪起诉，例如山西省的记者高青龙(Qinrong Gao)，他在2001年写过一篇关于该省政府贪污的报导后，即遭到逮捕，并以经济罪犯的罪名起诉。另外，还有像西方人所熟知的间谍或妨害国家安全等都是中共常用的罪名。
学者选择回避实质问题
文章指出，中国学术界中以经济及政治等领域的学者最常误触禁区，另外社会学家也很容易误触禁区。为避免遭遇不测，赫兹表示即使明显与理智相悖，他们仍会选择回避实质问题。
在中国国营企业中，虽然政治力介入才是关键，但他们的研究还是以其获利力为焦点；在研究经济策略机构及其发展时，他们不加思索地接受中共官方提供的数据；对于中国的公司法，即使得知山西省政府及党委规定所有当地的公营企业须服从党令，却必须故意忽略；前五十大国营事业的领导由中共人民代表大会直接指派，更没有任何经济学者敢于提出质疑；中国人民银行总裁暨党秘书周小川白纸黑字昭示以“三个代表”政治主张为基础，“全面加速推动央行工作”，而在他们的研究中，周小川却与一般央行总裁一样。
五大产业部门85%至90%要职掌握在高干子女手里
文章说，更有甚者，一篇篇中国贫富不均报告，却没能揭露出中共3,220位党部高干及其2,93 2位子女，每个人拥有的财富总值超过１亿人民币，相当于1,300万美元，金融、外贸、土地开发、重工业、证券五大产业部门85%至90%的要职都掌握在共党高干子女的手里；一次次的经济改革与转型，其实是共党高干中饱私囊的工具；大规模的农地变更为都巿用地，又沦为地方“领导”“制度化强夺”的借口；地方高干大手笔投资原本应已停业的矿区，又有谁知道他们是如何取得这些矿区的开采权。
国家统计数据根据中共特别需要编制
中国所有的经济统计资料皆是国家统计局依中共党中央委员会及国务院的特别需求而编制的。赫兹指出这些资料全是中共另有用意的政治文宣，所以他提出“一个具有对法律及政府持普遍仇视态度特征的秘密社会(a secret society characterized by an attitude of popular hostility to law and government)”不正适切地形容了中共行事的内幕吗？在韦氏新世界大学词典(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里，这也正是“黑手党”的定义。
赫兹文中也坦诚，对于充斥在学术研究及教学之中的中共专用词汇，如“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解放军”等的名不符实，1989年“天安门屠杀”只能以“天安门事件”呈现，均无人提出质疑，甚至对于中共的政党、政府及国会等词都默认同西方社会定义。
非常态在中国都被视为是常态
文章指出，所有非常态在中国都被视为是常态，共党文宣牢牢地附着于学者的脑中，所以研究报告强调经济改革的成功，却不见达成改革背后的政治手段，而且即使明了在劳改营的民众未受公开审判却无故失踪、国安单位酷刑以及对法轮功的迫害，还是选择继续编造着一篇篇完美无瑕的研究报告。
世行等国际组织因利益对中共屈从
不仅在中国的学者对中共就范，赫兹认为就连世界银行等其它国际组织，以及西方的投资银行的研究部门都因与中共有利益往来而对中共言听计从。
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规模在2年内即将超越美国，西方社会国家与其投资与贸易往来也有愈趋密切之势，甚至退休基金对跨国企业的投资，都维系在中国的经济，但西方国家了解中国这个国度及其统治者吗？中共党领导的变异人权观点到何时会影响到西方国家政治组织及自由体制呢？就如同中共在研究及教学领域之影响。在中国的学者将个人利益摆放于诚信之前，往后又会对他们造成多少痛悔？
新闻来源﹕“学术”期刊(Academe)、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