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7日讯】二○○七是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年，各种政治斗争的讯息已层出不穷。诸如：江（泽民）胡斗，胡曾（庆红）斗，军（队）胡斗，团（派）太（子党）斗等等，莫衷一是。近来还有自称“民间人士”者介入，出现了“民间维胡（锦涛）派”与“民间拥曾（庆红）派”之争。似乎中共十七大前有一场大戏可看。
我要给等着看好戏的观众泼点冷水。二○○五年以来，胡锦涛的大战略已经确定，十七大不过是再确认而已。当然，枝节问题上争议会有，人事安排的争夺亦难免，但不会如“民间维胡派”所预言，“十七大以后，一切都会改观，胡锦涛一定要启动民主政治改革，一定要搞民主”的奇迹出现。
胡锦涛于二○○二年中共十六大出任总书记，二○○三年当选国家主席，但“枪杆子”（军权）还握在江泽民手里。等到二○○四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拿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二○○五年三月就任国家军委主席，才完成了党和国家的权力转移。正是在二○○五年，胡锦涛迅速形成了自己的大战略。
胡锦涛的大战略，涵盖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现在就其国家发展战略、全球扩张战略与台海进攻战略三个方面略作说明。
第一，国家发展战略
胡锦涛的国家发展战略，是邓小平战略的微调和强化。
邓小平的国家发展战略，是两个基本点，两手硬。一手是改革开放，即开放自由国家的资本、技术、管理人才进入中国廉价劳工市场，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一手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奴役制度不变。
对邓小平战略的微调和强化
胡锦涛的微调：一个是提出科学发展观，补充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一个是和谐社会，补充邓小平的“稳定压倒一切”。
但这只是“微调”而已。只要邓小平的“两个基本点，两手硬”不变，只要以压榨劳工，虚耗能源、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以汲取国家实力加快崛起的大战略不变，“科学”与“和谐”只是诱人的空话而已。今年人大会议公布的数据足以表明：中国的GDP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军费增长全球第一，而中国医学卫生总体水准为全球第一百四十四位，卫生医疗公平性是全球第一百八十八位（倒数第一）！温家宝报告里那一点“微调”，不过是一箭之入大海，掀不起一丝波浪。
胡锦涛的强化，是强化国家实力，包括硬实力（经济、科技、军事）和软实力（意识形态控制、文化宣传阵地扩张、外交实力扩张等），以实现其“大国崛起”。
在毛泽东的封闭式共产奴役制度时代，主管计划经济的陈云提出过一个公式，叫做“国家拿大头，集体拿中头，个人拿小头。”一九八○年代初胡耀邦与陈云的根本分歧，就是这个“生产目的”之争。胡耀邦主张生产目的是人的需求应以满足广大民众的需求促进经济发展，与陈云主张“抑需求，舍发展，大集中，小分散”针锋相对。今天封闭式传统共产奴役制度演变为开放式现代奴役制度，陈云的公式也调整为国家与外资拿大头，地方、企业、特权精英拿中头，广大工农生产劳动者和下层知识劳动者拿小头。
所以中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化是制度性的，而且中国的制度有传染性，影响投资中国的自由国家向两极社会演变。一方面与中国政府合作压榨中国廉价劳工的外国资本、企业上升到巨富地位（如台湾首富郭台铭），另一方面中国的廉价出口产品行销全球市场压低自由国家劳工的工资与生活水准，形塑如日本“趋势专家”大前研一鼓吹的“Ｍ型社会”。
向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宣战
在政治文化领域，胡锦涛的战略是以攻为守。过去邓小平、江泽民拒绝政治改革，采取的是防守战略。邓小平说“中国经济落后，打好民主法治基础，还要三代人时间”。江泽民讲“中国有两亿文盲，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今天胡锦涛拒绝政治改革，抵制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转守为攻。二○○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国政府第一次发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白皮书》，这是一篇以中国共产奴役制度下的假民主政治向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普世价值进攻的宣战书。《白皮书》大言不惭地谎称中国一九四九年开始的共产党一党专政是“近代以来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失败尝试向新型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
《白皮书》定义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可靠保障”、“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奴役制度的代名词。最近海外一些评论家盛赞俞可平的《民主是一个好东西》，却不去弄清胡锦涛、俞可平们的民主是什么东西？
第二，全球扩张战略
胡锦涛的全球战略，是从邓小平的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邓小平的最后岁月，处于柏林墙倒坍，苏联、东欧共产帝国瓦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之际，共产中国几乎成了自由民主海洋中的一页奴役制度孤岛。当时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不出头、不扛旗”，躲避全球自由民主浪潮的冲击。
江泽民虽然喜欢吹几句大话，秀几段洋文，同克林顿玩些“中美战略伙伴”之类，但基本上没有超越邓小平的全球防御战略。
“联美制美”的进攻战略
胡锦涛的进攻战略是“联美制美”。这就是回到毛泽东的“既要同美国搞好关系，又要同美国斗”。
联美，是中国需要利用美国，靠美国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美国的广大市场来发展自己经济与军事实力，实现自己的大国崛起。而其最终目标，则是制衡美国，与美国争夺全球目标。对此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二○○六年五月十一日发表的《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明确宣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仅顶住了苏东剧变的巨大冲击，而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走出低谷，逐步走向复兴。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必将被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全球化所替代。”
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权，这是胡锦涛的终极目标。胡锦涛的中国不再“韬光养晦”，又“出头”，又“扛旗”，反过来冲击全球自由民主浪潮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中国全球扩张战略的冲击下开始退潮。
在对美关系上，中国比前苏联狡猾得多。中国不把“埋葬资本主义”挂在嘴上，中国是口蜜腹剑。《黄皮书》里那些话，不是当着美国人的面讲的，在美国人面前讲的要好听得多。从季辛吉、布里辛斯基到佐立克，都被骗得服服贴贴，把共产中国当作美国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像佐立克就认为：“今天的中国绝非前苏联可比。中国不寻求反美意识，也不认为自己正与全球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进行殊死斗争。最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的成功依赖于与当代世界联网，中国已经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开放。”
的的确确，中国领导人是认为其成功是依赖向全球自由国家开放，依赖自由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实现其共产奴役制度的“大国崛起”。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中国放弃其终极目标，而恰恰是当作实现其终极目标的过程和必要手段。
胡锦涛的“吸星大法”
今日中国的全球实力只占GDP总量的百分之五，而其主要自由国家对手美、日、欧盟占全球GDP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中国成功地依赖那百分之七十来扩张自己的百分之五，反而让那百分之七十感觉愈来愈离不开对这百分之五的依赖。
另一面中国又从利用这百分之七十壮大起来的实力，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东盟10+1”、“非洲论坛”等等，向全球扩张势力，挑战这百分之七十，使这百分之七十笼罩在中国崛起的阴影之下。
中国正是运用这两面战略，赢得美国颁赠给它的那个“Responsible stakeholder”，“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那就是：负责任地把资本主义自由国家的综合国力，转化为中国开放的共产奴役制度的综合国力，这就是胡锦涛的吸星大法。
有位经济学家质疑：中国买了三千五百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又说四千八百亿），利息只有百分之四十，美国企业在中国压榨劳工的利润是百分之十五，三倍以上，似乎中国很吃亏。此人只懂小经济，不懂中国奴役制度制服美国自由制度的大经济。不舍得本国劳工被压榨，能吸得住全球自由资本、技术滚滚而来么？
第三，台海进攻战略
二○○五年三月十四日胡锦涛签署《反分裂国家法》，是共产中国的台海战略从防御转为进攻的标志。
从毛泽东到江泽民，中国的台海战略是防御性的。毛泽东说“台湾问题可以等一百年，由后代去解决。”邓小平“联美制台”，想靠美国政府压蒋经国上“国共和谈”谈判桌，蒋经国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坚拒。江泽民的文攻武吓只是虚张声势，因为力不从心。
视台海战略为全球战略核心
胡锦涛的《反分裂国家法》，非和平（军事）手段与和平（统战）手段“两手硬”，硬实力，软实力，枪杆子，笔杆子，内政，外交，都把台海战略放到全球战略的核心地位。
非和平手段：千枚飞弹瞄准台湾。二○○七年一月十一日飞弹击毁气象卫星，女大校在瑞士宣布太空超强不会只有一个。海军宣布中国已有能力制造航空母舰。空军宣布歼十成军。这些动作，目的显示，中国不仅已有武力犯台能力，并且拥有阻止美军协助台湾自卫的军事能力。
和平手段：政治领域统战台湾内部各派政治力量。首先诱使国民党从反共政治力量演变为“联共反台独”政治力量。其次分化民进党，统战其内部亲共势力。经济领域统战台商，经济、政治手段双管齐下以商逼政。意识形态领域强化对台宣传攻势，同时统战台湾内部媒体，使公众舆论向中国倾斜。
台湾评论者对胡锦涛的台海战略作出“硬的更硬，软的更软”的判断是不对的，似乎胡锦涛的非和平手段比过去（邓、江时代）软化了。事实是胡锦涛对台部署的军事、统战两手都强化了，而且在《反分裂国家法》出台的两年中齐头并进，对台湾的威胁有增无减。
胡锦涛的台海战略，是以强化攻台军事力量为威慑手段，积累台湾内部和国际社会恐惧台海冲突的妥协势力，满是共产中国以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图谋。而一旦共产中国选择非和平手段，则以其军事部署迫使美日同盟不敢或来不及协助台湾防卫，以实现其并吞台湾的终极目标。
“解决台湾问题”只是胡锦涛战略进攻的第一个目标，绝非其最终目标。共产中国与自由人类的冲突是奴役vs.自由的制度性对抗，人类社会的未来不是自由的全球化，就是自由被奴役制度再度击败导致新的历史灾难。
不能纵容奴役制度的崛起
在自由力量远远超过奴役制度力量的今天，制止奴役制度的扩张，避免灾难的来临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如果对奴役制度的进攻和扩张失去警觉，甚至盲目歌颂和纵容奴役制度的“崛起”，重犯自由国家在慕尼黑和雅尔达的历史错误，则人类再次面临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灾难也是完全可能的。
不久前王丹兄接受台湾《中国时报》彭志平专访，批评外界看中国看的都是“过去的中国”，不是“现在的中国”。王丹说：“现在的中国”社会力量成长，国家力量后退，“六四”前政治主导一切，“六四”后政治不再主导，政治已经没有影响力。
然而王丹的判断并不符合“现在中国”的真实。
事实正好相反。从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过去的中国”倒是有一点“经济挂帅”。邓小平对政治是“宜粗不宜细”，军事开支也有所下降，叫军队“忍耐”。民间社团也较活跃。以王震、胡乔木、邓力群为代表的“左”派打手虽几度在陈云支持下掀起“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等“不是运动的运动”（邓力群语），但在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抵制下未成气候。这就是后来邓小平怪罪胡、赵，发动“六四”屠杀和清查的远因。
“六四”屠杀以后，接着大追捕，大清查，国家力量（军队、武警、党机器）大举进攻，社会力量被迫退却、沉默。江泽民的“三讲”，核心就是“讲政治”，胡锦涛政治回归毛泽东，还要向北朝鲜、古巴学习。军事开支“六四”以来每年两位数增长（仅二○○三年一年百分之九点六），国家财政增长大大超过全国GDP增长，形成今天贫富悬殊、国富民穷的开放式现代奴役制度国家。国家的硬实力、软实力都大大强化。一个GDP只占全球百分之五的穷国，怎么可能在全球崛起和扩张，靠的就是高度集中的党国权力，像纳粹德国、前苏联的崛起和扩张一样。
“现在的中国”，所谓“千年盛世”，就是靠飞弹射星，登月计划，一万亿外汇存底的国家力量，一丝一毫没有“后退”。枪杆子和笔杆子，都掌握在党国独裁者手里。有人以为禁书只是邬书林干蠢事，章诒和一抗议国家力量就后退了。哪有这等事？邬书林明言他查处那几本书，是奉命执行党的文化政策，他自己连一本均未过目。今年一月中央展现严控两杆子（笔杆子、枪杆子）的部署，岂止邬书林禁书一桩？
中国国家力量正在进攻
一月十一日，飞弹射星。同日全国图书订货会开幕“通气会”，邬书林宣读《二○○六年出版违规书选》，点名七出版社八部书违款处罚，指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出版物内容涉及反右、文革，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等内容，得履行重大选题备案程序。
一月十九日，公安部《关于加强部署、调配警力、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若干意见》，从全国各大中主要城市、交通口岸，从武警、公安、军事院校，抽调二十五万人加入执勤。同日，国务院新闻办、广电总局颁发文件到全国新闻、广播、电视系统，要求播放节目体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坚持以正面、积极、健康、进步为主体进行报道、宣传。
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胡锦涛指出：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扩大宣传思想工作阵地，增强我国软实力。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大力发展和传播健康向上的网路文化，切实把互联网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
一月二十四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外宣办网路宣传局成立。
这一切，难道是国家力量（包括胡锦涛所谓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后退”，而不是国家力量的进攻？对于胡锦涛的战略进攻，全球自由力量不可掉以轻心。这一战略自二○○五年以来已经确定形成。今秋的十七大只会确认，不会改变。所以今天是自由力量觉醒和联合起来，面对共产中国现代奴役制度的崛起和扩张，采取因应之策的时候了。
二○○七年三月十六日台北淡水红树林
转自《争鸣》２００７年４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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