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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德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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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交换学生的体验,改变了我平凡的高中生活

高中的生活总是很枯燥乏味,每天考试背文言文,生活就是早早起床赶着迟到边缘的公车。当然这当中也有一些同学,偶尔会在班上宣布自己即将去国外求学或移民。而我的日子一成不变,陪着那些移民的同学吃一路顺风饭,说着永远不要忘了我喔。

平凡的日子却在某一天改变了。妈妈回家问我:“要不要也出国念书?”我还记得,妈妈问我的时候,我坐在电视机的小板凳吃着市场买回来的鸡肉饭,心想:她应该只有三分钟热度,过几天就忘了。谁知道她竟然当真帮我报名交换学生。

本来我以为出国就是去美国,母亲一开始也是这样以为的。没想到在扶轮社交换学生计划的会议上,当时的主委竟像在拍卖名画一样,喊着:“要去美国的请起立,要去日本的请起立..要去德国的请起立..”我英明的娘突然踹了我一脚,我就这样被送去德国了。当时参加会议的人有二十个,十五个都说要去美国,四个要去日本,剩下我一个傻蛋要去德国。虽然这样的决定当场赢得了很多掌声,但在回家冷静了一会儿之后,我才发现一个好大的问题,那就是:我还不会讲德文。

我飞了二十四个小时后才到达卢森堡机场。我记得我娘怕我不会坐飞机,所以请空服员给了我一个名牌,同一班飞机上只有另一对七岁的双胞胎姐妹有。名牌上写着:I Need Your Help! 还真有点丢脸。一下飞机,我用可爱的笑容跟第一个接待家庭的父母打了招呼,胖胖的德国妈妈抱住我,然后讲了一些听不懂的话,我猜是欢迎我吧。当交换学生有些条件规则:第一,一定要是十七岁的青年男女;第二,一定要立刻进入当地高中就读,换句话说,就是没有语言学校的悠闲时光;第三,每三个月就要换一个接待家庭,不能在同一个地方住太久。

我一开始到高中上了几天的课,但是后来大家发现我还真的听不懂德文。所以扶轮社大发慈悲,让我先到语言学校上一个月的魔鬼训练课程,再去高中上课。
但是在我还没去语言学校之前,日子还真是痛苦。我还记得我学到的第一个德文句子是:“我累了。” 不要小看这个句子,任何场合、问句都可以回答我累了。像是人家问我:“你今天好吗? 你想去看电影吗? 今天上学好玩吗?” 都可以回答我很累,然后博得同情的眼光。

我在德国的第一个Party是在森林里,是当时接待家庭的姐姐带我去的,大家听到Party都会联想到好玩的事情,我听到却只想掉眼泪,因为真不是普通的无聊。

Party顾名思义就是要喝点小酒、聊聊天。但是我根本不会说德文,当地年轻人的心态也跟台湾人一样,想像如果老师塞给你一个外国人,要你跟他用英文聊天一个晚上,你应该还是有点别扭吧? 更何况是冷冰冰的德国人。在Party结束的半夜,我立刻打电话给妈妈,大哭着说我要回家。而且我一直想不透,坐在森林里喝酒到底哪里好玩了。

第一次上体育课,就发生了很多趣事,德国的体育课是选修的,有田径、体操、游泳,我不知道为什么外国人都假设台湾人会游泳,所以当时学校自动帮我选了游泳,只是我天性怕水,哪敢像他们这些亲近大自然的德国人一样,扑通一声,就跳进溪里、河里。我的第一堂课,大家都游了不知道第几圈,我还在岸边假装做伸展操,借故不下水,后来就改去上体操课了。不过我还真怀念台湾会把体育课借去考试的日子,因为德国的体育课都不能摸鱼,每次下课我汗流得跟落水狗一样。

生物课也很有趣,我的生物老师很老,而且大概因为念生物的人地理都比较弱,所以他不知道台湾是什么东西,还认为全亚洲人都会吃狗,所以有一天他在课堂上问我:“你们会吃吉娃娃吗?”虽然当下我心里满受伤,不过我很机智地跟他说明了所谓的“一黑二白三花四黄”的规则,并且强调德国狼犬应该最补,吉娃娃稍嫌肉太少了一点。

我也曾被种族歧视,但当时同一个城市的台湾老留学生安慰我,叫我试着把角色对调,假设我家要接待一个菲律宾的留学生,是否全家都能够真心对待他呢? 全球化虽然快速发展,交通工具的进步也缩短了我们的距离,但是人与人的隔阂短时间之内并不会消失。族群差异不代表种族歧视,反而是我们更需要进步跟学习的地方。

我的第二个接待家庭是当地大学校长,也是负责接待我的当地扶轮社主委,这个家庭的父母异常开明,常鼓励我多学习各种学校之外的知识。他们有四个子女,每一个都在国外长期生活过,是个真心拥抱国际化的家庭。

我在德国生活了三个月之后,仍然没有什么朋友,几乎处于放弃的阶段。有一天这个家庭的妈妈,在晚上八点叫我穿好衣服,带着电话簿出门,然后命令我不到晚上十点不准回家,在那个天寒地冻的夜晚,我还真不知道该上哪去。她说:“你应该认识了不少同学,可以找人陪你出去玩。”但是我其实一个熟的同学也没有。所以她告诉我:“在这个国家,只有你需要别人,没有人会需要你,因为大家都是从小生长于此,没有你的时候他们也都活得好好的,所以该是你开口交朋友的时候了。”

我想一想,还真有道理。所以我开始拿热脸贴别人的冷屁股,变成好像很缺乏爱的家伙,果然很多人都愿意跟我当好朋友。这个妈妈更是教了我一手好厨艺,她知道我爱煮东西,所以主动在每个星期天教我做一种蛋糕,在那一年之中,我体重一下子窜升了十五公斤。

然而,最难忘的,还是我的生日。人生地不熟的我,对于生日没有太多的期待。但是我记得在耶诞节的晚上,也就是我生日的前一夜,姐姐到我房里跟我借收音机,说他要在地下室办一个Party,我当时大方地借出,但是她却叫我下楼一起参加,我那时才知道自己是主角,而全班三十几人几乎都等在那里了。

大家都对我很热情,我也就厚着脸皮跟大家装熟,没想到装一装,我们还真的都变熟了。有同学亲手做了一张很妙的卡片,得接上电池才会发亮,我到现在还保存着舍不得丢,还有很多亲手做的饼干跟蛋糕。Party到一个段落,姐姐叫我上楼坐在一张大摇椅上,闭上眼睛数到五十。我数到二十的时候,椅子就被转了一百八十度,班上唱诗的那几个家伙开始为我唱歌。在异乡,不被人重视的日子过久了,那一天突然成为公主,让我泪流不止,那真是感动的眼泪啊。

也就在我奇妙的十八岁生日之后,日子突然变得多彩多姿,开始有很多人关心我,我至今深深感谢Hofmann家庭给我的一切。

我的最后一个家庭成员有四个未成年婴幼儿,最小的只有两岁,全城镇只有她的德文比我还差,名叫Kira,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妹妹,也成为我的知己。我的名字之中的毓,对于德国人来说有点困难,小妹妹因为我的名字太难,所以在学会发“毓”这个音之后,每次都很用力叫我“毓”。Kira看到什么都要说她也要,这可是Kira在两岁时的经典字汇。“我也要”这个句子也很管用,看到霜淇淋,她就会大叫我也要,看到我们去上厕所,她又是叫着我也要,几乎什么都可以用。

相处了三个月之后,她已经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当我得离开她的时候,真的很舍不得,我还记得我们分别的那天,我一夜没睡,很早就在饭厅,她听到声音也起来了,然后我抱着她,跟她说我要走了。她似懂非懂,只有我这个大人在徒伤悲。就在我离开之后不久,我打电话给她,她还一直问我为什么不回家,口气中带着责备,更让我伤心。

就这样,一年时间很快地就过去了。早在我离开德国前一个多礼拜就开始上演悲情戏。一想到要离开那里,我的眼泪就会掉下。到了离别的那天,我的狐群狗党开了五辆车一起到卢森堡机场送行,很是风光。但是我却开朗不起来,因为那天就像我的“告别式”,加上台海情势不稳定让我非常忐忑不安,不知这一别何时再见。我的目光紧盯着告示板,一刻也不肯离开,因为大家说好了不要有眼泪,我深怕看到最爱的朋友跟亲人,眼泪就会抑止不住,所以我尽量一脸木然。怎知就当我努力克制悲情时,身后竟传来了那群朋友的五部合声再会曲,就是那首在台湾葬礼才会出现的再会曲,整个卢森堡机场的人都在看我,眼泪更再也止不住了。

人生真的是一场筵席啊。离开台湾时流着眼泪,离开德国时却流了更多。感谢好多善良的人不吝对我这个异乡客献出爱心跟友情,让我那一年可以平平安安度过,我深深感谢他们,更会永远珍惜我这个难得的德国经验。文章来源:讲义杂志十二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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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5-17 10:1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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