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7日讯】十八年前的六月四日凌晨，解放军戒严部队奉命以五个步兵师和三个装甲团开入天安门广场，鲜血染红了东西长安街。
当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一位有良知的主持人播报说：“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对于天安门广场的伤亡惨况，老百姓与当权者有不同的说法。广场总指挥柴玲女士六月八日的录音讲话说“整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据香港《争鸣》月刊报导，自六月一日至十日，无辜市民、学生被杀害三万两千人。中共官方则宣称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与此密切配合，刘晓波在中央电视台说：“未曾看见军队向广场上的学生开枪”，此人因而受到中共当局“记大功”奖励。
然而，曾任天安门广场学生纠察总队长、现正流亡巴黎的北京体院学生张健最近在欧盟首都布鲁塞尔的一个集会上证实，他亲眼见到三百多个学生被戒严部队堵在封锁线内屠戮，而他本人的大腿骨上至今仍留存着一颗屠夫发射的子弹；烈士家属丁子霖女士耗费十八个春秋已整理出一份天安门殉难学生的名单。这一页血写的历史是任何暴君都抹煞、涂改不了的。
十八年过去了，参与天安门学运的人，有些至今仍关押在中共黑狱之中，有些人流亡国外，继续高举民运的大旗；但令人痛心的是，部分人吃人血馒头，成了民运贵族，频频出入中国大陆，向当权者输送美国高精尖科技产品、引进先进电脑软件帮助中共监控民间互联网通讯；更有甚者，一位民运中的头面人物F君竟直指外界流的邓小平最高指示（宁可杀二十万人换取二十年的稳定）“完全都是造谣”。
去年下半年，北美的中文新闻网就“杀廿万人换取二十年的稳定”一语典出何处，展开了热烈的争论。若干网特摆出了“追查反革命谣言”的姿态，层层追根追到了《北京之春》一九九二年的一篇文章，最后F君以所谓“民运领袖”身份作出了前述“结论”。
六‧四烈士们尸骨未寒，就有人诬蔑他们的英魂。这使人想起《汉书‧张骞李广利传》的一段话“……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夫人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意谓：两千年前有匈奴人投诚汉朝，言及匈奴攻破大月氏国(在今甘肃省，音肉支)，杀了他们的国王和许多子民，还把月氏国王的头盖骨充作酒杯，一部分月氏国民逃出去了，他们仇恨匈奴，苦于没有盟国协同光复故国报仇雪耻。汉武帝正担忧匈奴为患，便想把月氏国人找回来，前后夹击匈奴，便招募外交人才出使月氏。张骞自告奋勇西行，经历千辛万苦到达中亚细亚的月氏王国，发觉他们已经传了几代人，在土地肥沃出产丰饶匪患潜踪的西域安于享乐，还统治着大夏国，老王被杀的悲愤之情已完全消失了，历史已被遗忘。张大使终于发现：大月氏的复国根本不可能了。
现代中国的又一例子是，前年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时，大陆老百姓向连战投诉共产党拆了他们的祖屋、圈占了他们祖祖辈辈安身立命的土地，期望孙中山蒋介石的传人为他们伸张正义。令人失望的是，有人认为这是大陆的内政，连战与国民党鞭长莫及，自然不能也不敢去管这些闲事。事实上，台湾的国民党党人早已忘了君父之仇，反而迫不及待争相在中共榨取的民脂民膏中分一杯羹。
难道在自由世界受到民主自由思想滋润了十八年的天安门学生中也有人重蹈了古代月氏人和现代国民党人的覆辙了吗？
我们今天从世界各地汇集到加州理工大学，出席高寒蒋品超等六‧四幸存者主编的《六四诗选》新书发布会，就是为了向全世界善良人民呼吁：千万不要忘记十八年前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那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因为，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意味着对当年天安门广场内外的殉难烈士的背叛，意味着对当年爱国学生参加大规模和平请愿的理想与目标的背叛。
最后我要向F君以及一些误入歧途的前民运份子指出：“杀廿万人换取二十年稳定”这段邓小平最高指示是一九八九年六、七月份香港、台湾、美洲几十份华文报纸都报导过的，如果旧报纸不容易寻找，那麽，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一九八九年六月廿日出版的《北京学运五十日》是各大图书馆都藏有的，这本中国时报十八名记者亲历天安门广场学运指挥部采写的史书第七十三页写着：“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邓朴方的康华公司派员到天安门广场对吾尔开希等学运领袖传达了邓小平在抽调部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前的指示：为了换取二十年的和平，即使杀掉二十万学生也在所不惜！”
时隔十八年，这十八位中国时报记者都还健在，当年的记者团团长谭志强博士说，康华公司那位处长莅临学运指挥部帐篷时，所有在场记者都被摒退，但他们心有不甘，各自蛰伏在帐篷外偷听，所听闻的“秘密”不外如是。谭博士曾任香港记者协会副主席，是港台两地赫赫有名的新闻工作者，现任澳门大学新闻系教授。日前他对我说：任何人意图否认这十八位记者亲历亲闻的事，必定是枉然的。
前不久，香港出版了一本《漏网的历史》，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就讲了这件事，还详细标明消息来源。有人将此书通报F君，他竟厚颜无耻地说：“是吗？有这样的事吗？我不记得了”。除了那十八位记者，至少有十余位民运人士证明，那天F君作为民运领袖，是在那帐篷中参与机要的。
写到这里，我欲哭无泪，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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